脸谱

"我能做国学院导师,陈先生为什么不能?"1926年8月,不满30岁的的陈寅恪留学归来,梁启超与之一谈,马上被他的学问所折服,欣然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做国学院导师。鉴于国学院的地位、影响以及导师的身份,曹校长不禁问:"此人有无博士     

两位文化巨人陈寅恪与吴宓的晚年交

管鲍故事是中国人友朋相交的最高境界,向为人们所称道,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两位巨子──陈寅恪与吴宓之间的友谊,是可以比之管鲍而不愧疚的。陈寅恪生于1890年,比吴宓大四岁,两个人相识是1919年初在哈佛大学留学时期,经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的介绍,开始订交。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论是顺利也好,挫折也好,他们总是真诚不欺,相濡以沫,共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1944年年底,吴宓从昆明西南联大去成都看望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当时寅恪先生右眼已失明,住进了医院。吴学昭女士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所…     

害怕成家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1926年,35岁的陈寅恪结束了国外求学生涯,回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由于陈寅恪长期以来潜心学业,加之他认为自己体弱多病,恐累及他人,故一直未婚。这时,     

著书唯剩颂红妆——浅说《柳如是别传》

陈丹青的油画《国学研究院》,画了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吴宓,5位国学大师"人"字形站在清华校园里。这当属当代油画精品,人物挑选很严、很准,寓意自不待言。陈寅恪,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学大师。他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     

陈寅恪的婚姻

1926年,35岁的陈寅恪结束了国外求学生涯,回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因无家室,便住到了同事赵元任的家中,吃饭也在赵家搭伙,日常一些生活琐事也都由赵元任夫妇代管。陈寅恪对此显然很满意,他说：“我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意成家。”     

梁启超、沈兼士致王国维信的史学价值

近年新发现一批梁启超、沈兼士致王国维的书信,这些书信,原件是王国维自己保存下来的,后来由其家属转交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目前,除有的学术著作中引用过少部分内容外,尚未正式全部发表过。梁、王、沈三人均是在学术上有突出成就的国学大师,这批书信涉及到大师们的治学思想以及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些大事,因此值得认真关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1929年停办。曾任职于此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清华大学国学院存在的短短四年里,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现…     

谢无量与孙中山

谢无量少年时代曾游历华北,目睹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运动,滋生了推翻封建统治,抵御外侮的思想。从而发愤读书,24岁当上了大学校长(存古学堂、四川国学院监督)。在此时结识了吴玉章(长谢无量六岁,也是四川人,也任过四川国学院和四川省高等师范监督),吴向谢推荐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特别介绍自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办     

钱钟书：不愿见不三不四的人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钱钟书学习成绩很好,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睐有加。他常常在讲完课后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抑后扬,对导师褒贬一番,吴宓也不气恼。     

吴宓与陈寅恪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上,吴宓与陈寅恪是两座傲然挺立的连峰。他们的交往始于1919年哈佛读书而止于1969年陈寅恪辞世,期间正好是50年。在这50年里,他们惺惺相惜,扶助前行,特别是身处人生坎坷网境时,二人更是同气相求,濡沫以共,其友谊在学人中堪称典范。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中,     

吴宓、陈寅恪与胡适、傅斯年之关系——以《吴宓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吴宓与陈寅恪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相知相惜、维持终生可传为佳话的那种忠诚的友谊;傅斯年与胡适的友谊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在这两对关系中,前者在人们看来属于本位文化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后者属于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分析此四人及两对之关系,可以考察与透视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和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吴宓日记》记事的系统性、连续性尤其吴宓在此四人关系中的特殊性,为我们考察上述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视角。     

赵元任，精通33种方言9门外语

赵元任被称为“中国语言之父”。无论何种语言,他一听就会。有人统计,其精通33种地方方言和英德法等9门外语,人送外号“赵八哥”。除此之外,赵元任还获得过数学学士、哲学博士,对中西音乐有着极深的造诣,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对陈寅恪的另类尊重

读吴学昭女士所著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此书的排版方式,是通行的横排简体字,然而,读到本书的第5页时,读到了陈寅恪先生的一首诗——《红楼梦新谈题辞》,这首诗却是用繁体字印刷的,我在阅读中,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字体不统一的情况,我想,可能是为了表示庄重,本书中所有的诗全用繁体字印刷吧,     

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先生主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下文简称《清华简（壹）》）于2010年出版发行,在前言中,竹简整理者匠心独运,引述了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王国维应吴宓之邀所做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内容。     

吴宓“打洋奴”事件

抗战胜利后,知名学者吴宓教授应聘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当时,驻武汉的法国总领事黎伯想拉拢学界名流,竭力向武汉大学示好,不仅给学校捐赠大量法文书籍,而且主动提出派领事馆人员到武大外文系讲课.他还通过国民党湖北省官场要人程潜、何成浚等人,以庆祝法国国庆日为名,在领事馆邸举行盛大烛光晚会,殷勤招待武大头面人物及吴宓等著名教授.以后,他又三番五次邀请吴宓赴宴,吴宓觉得对方另有所图,所以每次都婉言谢绝.黎伯仍不死心,经多方打听,得知吴宓酷爱外文书,便屡次派人送书上门.     

陈寅恪与牛津大学

陈寅恪曾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 ,却终未到任。中国中英文化协会和英国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大学中国委员会在聘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陈寅恪赴英受阻是由于战争令交通中断的说法并不准确 ;令陈滞留香港的很可能是当时一些中国外交官掺杂了政治和外交因素的做法。英国汉学家修中诚与陈寅恪商定在牛津大学开展中国历史研究的计划和有关信件 ,展示了陈寅恪的学术抱负。     

《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

正内容简介本书是知名散文家、杂文家游宇明的代表著作。民国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一方面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文人、学人又在时代的夹缝中尽显其个性、性情,辜鸿铭的狂放、金岳霖的率真、陈寅恪的耿介、丰子恺的温情、傅斯年的认真、叶企孙的纯净、傅斯年的仁爱、严怪愚的血性、鲁迅的孤介、吴宓的宽     

爱扯闲的季羡林

胡适年长季羡林10岁。对季羡林而言,胡适既是＂有知遇之恩的恩师＂,也是可引为知己的良友。 1944年,季羡林因二战被困德国,听说陈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连忙给陈寅恪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根廷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汇报自己十年来学习的成绩。陈寅恪很快回信,问季羡林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季羡林立即回信同意。于是,陈寅恪将季羡林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胡适欣然接受了这个三十岁出头的无名留学生。     

应有的宽宏和科学态度——由毛泽东批准陈寅恪任学部委员说起

《百年潮》1998年第四期的《刘大年忆郭沫若》一文,讲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故事: 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建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一所请郭沫若兼所长,二所请陈寅恪任所长,三所请范文澜当所长。当时,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12月,由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 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的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吴宓和他的家务女工

著名学者吴宓年逾古稀之时孤身在重庆执教,自"四清"始由家务女工唐昌敏照料他的生活。文革期间吴宓身心均受到极大的冲击和迫害,然而唐昌敏不离不弃,依然悉心照顾;同时吴宓对唐昌敏一家的不幸遭遇也予以极大的帮助。大学者与平凡的家务女工结成了难得的患难之交。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非常年代的经历,留下了珍贵史料。详见《吴宓和他的家务女工》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