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知州喜禄与“唐山千人谋反案”

满族知州喜禄与“唐山千人谋反案”向荣清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满族进士喜禄由直隶抚宁县知县调任滦州知州。到任不久,就发生了一起震动朝廷的“唐山千人谋反大案”。当时,唐山还只是滦州西部一小镇,但因煤藏丰富,采煤业已经相当普遍。唐山镇一位乡民叫张刚,因采...     

闽籍清官姚宝铭任职四川富顺等地事略

姚宝铭是四川省富顺县历史上第三位福建籍行政主官。他一生宦游巴蜀大地,先后任富顺、大邑、荣县、巴县、犍为等县知县和涪州知州,在四川做官时长达二十余年,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中,他两任富顺知县,留下崇文重教、爱民如子的佳话,蜀人称之为“姚婆婆”“青天”。     

张元干能认识苏轼吗

张元干有《芦川归来集》10卷,清《四库全书总目》收入卷158《别集类》11,在这部书的提要中,四库馆臣说:“元干及识苏轼,见《所作黄门帖跋》。”如果张元干确实得识苏轼,则堪称词坛上一段佳话,一位是豪放派的创始人,另一位则是以豪放雄壮、悲痛苍凉的特色,而赢得了宋代词坛豪放派词人的声誉。这样两位词人相识自不免会有些轶闻趣事流传,只可惜正史、野史均不见记载。究竟两人是否相识,得从他们的生卒年来考查。《宋史》卷338《苏轼传》载:“建中靖国元年,卒     

《雪浪石图》和雪浪石

避暑山庄博物馆收藏一幅清代张若霭绘制的《雪浪石图》(图版四)。从画面上的题记可知“雪浪石”这件实物仍保存在河北省定县(古定州)城内。一“雪浪石”是定州八景之一,它是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任定州知州时所得,因黑石     

欧阳修为何看不惯包拯

包拯，老百姓心目中的“包青天”，其大名可谓妇孺皆知，因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社会上流传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赞誉。欧阳修，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与包拯两人年龄差不多，包拯大了8岁，包拯仁宗天圣五年（1027）考取进士，欧阳修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按理说，两位北宋巨人本应惺惺相惜。其实不然，欧阳修根本就看不惯包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宋代明州地方官制述略——以地方志文本记载为中心

宋代明州属上州、节度州,南宋宁宗后又升为“府”,地方长官有节度使判、知州(府)之称,地方长官的称谓又因职官制度的改革和行政地位的提升而有所变化;明州由于其濒海的地理特征,重要的战略地位,曾于此设立沿海制置使司和市舶司等机构,其长官一般由知州兼任。     

“东坡元丰”还是“东坡元祐”?

泉界对北宋的“元丰通宝”多有“东坡元丰”之称,去年的“中国历代货币展览”会上就展出了相传苏轼所书的“元丰通宝”。但也有东坡手书“元祐通宝”的说法,八三年的“上海物资市场报”的“货币丛读”之八,就刊有“元祐通宝”的拓影,认为系苏轼手迹。两种说法那个更接近事实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以管见所及,略谈一二,作为引玉之砖,请泉界专家与同好指正。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时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仕途坎     

明董其昌撰书《重修云龙山放鹤亭碑记》

<正>云龙山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城南,是古迹相接、人文荟萃之地。北宋熙宁、元丰之际,苏轼任徐州知州时常登此山,并与山中隐士张天骥结为挚友。隐士饲鹤,并建有放鹤之亭。苏轼寄情于此,为撰《放鹤亭记》,极叙放鹤饮酒之乐,以寓出世隐逸之怀。该文久经传诵,后又收入《古文观     

苏轼和章惇

苏轼和章停是好友,早年章悖对苏轼极为推重,曾致书苏轼劝诫他慎言。有一次,两人一起出游,走到一根独木桥前．木桥下面是万丈深渊。章悖提议一起走过去,在壁上题字。苏轼感到恐惧,不敢过去。章停笑着陕步走过,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悖来”的字样,然后从容走回来。苏轼说,老兄以后可以杀人。章悼问何出此言。苏轼笑说,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更何况是别人的。     

新探关汉卿杂剧中妓女从良的悲剧实质

关汉卿在他的杂剧中塑造了众多鲜明的女性形象,在他笔下,妓女作为其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从良是她们共同热切地愿望。而这一愿望从根本上讲是为了摆脱边缘化,顺从男权社会道德规范。本文旨在揭示关汉卿以及其他杂剧作家创作“妓女从良剧”的共同本质——借弱势女性,为男权社会代言。     

旧方志整理工作的新成果——读重刊乾隆《直隶绵州志》

乾隆《直隶绵州志》是现在人们所能见到的绵阳市最早的一部州志,乾隆三年(1738年)由翰林院庶吉士、新任绵州知州屠用谦“纂集成书”。这部志书因年代较早,印数不多,传世稀少,现在读已经很难一睹全貌。     

清代及民国大定县教育

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平水西,设立大定府。康熙六年废乌撤、毕节、赤水三卫学,始设大定府学。知府宁云鹏创建费宫于城南大街,两点、启圣调、明伦堂、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明宦乡贤二词,前门、洋地、极星门规制完备。因净池的水从龙井流出,放美其名曰“翰墨香”。康熙十九年毁于战乱。康熙二十四年,知府王镇重修。康熙二十六年改府为州,因为州学。康熙三十二年,知州陈嘉采重修明伦堂、两庞朝门。康熙四十七年,知州张介眉、学正蔡方炳陆续捐,修。康熙五十二年,学正周文候修洋池。康熙五十四年知州张介眉建红墙。康熙六…     

“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明清州制新解

明清时期的州制问题,可从体国经野和设官分职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角度分别加以探讨。清廷通过取消隶府而领县的属州,实现了地方行政区划层级的简化。《明史·职官志》“知州掌一州之政。凡州二,有属州,有直隶州。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而品秩则同”的记载,藉州政之别反映了以两类知州为代表的官僚在权力运作上的内涵与空间差异。本文依靠雍正时期针对属州进行大规模调整留下的文献记录,为揭示上述志文真相提供新的解说。笔者认为,“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指属州知州虽领有知县,但因尚隶于知府,故所掌州政主要面向本州亲领编户,从牧民之官的角度可视与知县相埒。而直隶州知州因径隶于布政使,故州政主要是对所领知县的巡查管辖,从牧官之官的角度当与知府相仿。这是志文详于府、县之政,却独略于州政的原因。《清史稿·职官志》所谓“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已与明代乃至清初州制有所不同。     

考官避错嫌，苏东坡丢状元

公元1057年春天,北宋首都开封云集了唐宋八大家中的5位精英,他们都为三年一度的国家大考春闱（由礼部主持的会试,都在春季举行,又称“春试”）而来,其中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担任殿试主考官,为国家选拔人才。而三位青年才俊苏轼、苏辙、曾巩作为应考举子信心满满,准备大比夺魁,苏洵是带着两个儿子来考试的。     

《论苏轼的婉约词》之我见

《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载李从军同志的《论苏轼的婉约词》一文,对苏轼的婉约词从多方面作了分析和评价,读后获益甚多。但其中有的论点,鄙意以为尚可商榷。李文在“苏轼对婉约词的继承”一节中,首先品评了苏轼在婉约词人中的地位,说:“苏轼的文集中,留下了三百多首词,婉约词占了大半。这就使他完全可以置身于大家的行列而和第一流的婉约词人相抗衡。”接着举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为例,而引清人王士祯《花草蒙拾》中的话:“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以为佐证。     

乌台诗案与苏轼“以诗托讽”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以诗托讽”致祸,被贬黄州,此即乌台诗案。苏轼之所以“以诗托讽”,原因有三：一是对现实主义诗风的继承与发展,二是苏轼淑世思想的体现,三是对恶劣言论环境的挑战。乌台诗案对苏轼文学创作影响较大,此案之前的苏诗高扬现实主义,紧扣时代脉搏;此案之后的苏诗追求旷真,转向“和陶”。     

苏轼与经济危机

稍有一点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苏轼苏东坡是我国北宋时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是一位全才,诗文词赋无所不精,音乐书画无所不能。他的诗民间都有“韩潮苏海”的说法,意思是说：韩愈的诗如钱塘潮水,苏东坡的诗像大海一样宽广。他的文正如他自己所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挥洒自如,     

毗陵舣舟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逶迤南下,在常州城打了个弯。古城区东西南三面临水,唯北面向陆而开,弯弯的河道环绕着这一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如同一位母亲伸开双臂拥抱着她心爱的孩子。在城东古运河边有一个亭子,叫舣舟亭。相传宋代大文豪苏轼曾在这里停过船,后人建亭于此,以示纪念。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苏轼时任杭州通判,差往润州（今镇江）救灾赈饥,路过常州时曾在这里系舟野宿,他为此写过一首诗《除夕夜宿常州城外》：“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来常州时,此亭重修过,乾隆给舣舟亭题了“玉局风流”的匾额。“玉局”,地名,今在成都市,宋时修建有玉局观,苏轼晚年提举玉局观即此,故后人以“玉局”称苏轼。     

对联添笔改笔拾趣

宋朝苏轼年少时,天资聪颖,他广泛阅读诗书,博通经史,又长于作文,因而受到人们的赞赏,自矜之情亦随之而萌。一日,于门前手书一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尽”与“遍”对,活画出苏轼当时的自傲之心。没料到,事过几天之后,一鹤发童颜之老者专程来苏宅向苏轼“求教”,他请苏轼认一认他带来的书,苏轼满不在乎,接过一看,心中顿时发怔,书上的字一个也不认识：心高气傲的苏轼亦不免为之汗颜,只好连连向老者道不是,老者含笑飘然而去。     

论“苏门六君子”的典范化

“苏门六君子”,指的是北宋苏轼的六位高弟：黄庭坚、秦观、陈师道、晁辅之、张耒、李麃。他们作为北宋中后期文坛的中坚力量,在文学创作上各辟蹊径,体现出与苏轼大不相同的风格特色;在学术思想和政治倾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