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难忘的整社运动

我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读大四时参加的1960底到1961初河北赵县的“整社运动”,令我终身难忘。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刮起了“共产风”。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使这股风更加泛滥起来,国民经济出现了少见的困难局面。为了扭转形势,中共中央1960年11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     

我所知道的四川调粮

1950年．四川省第一次向外省大规模调粮。四川再次大量外调粮食是1959年、1960年及1961年。这三年恰恰又是四川因“大跃进”而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年,此时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所以调粮问题成为四川人民议论的焦点之一。四川的调粮是“大跃进”全局性错误中的一个局部性错误．不能离开全局来单独强调这个局部。     

回忆我的五爹梁钟汉

梁钟汉(1878-1959年),汉川马口镇人。 1906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一生追随孙中山干革命,从武昌“丙午党狱”、辛亥“汉川起义”,到“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靖国,再到讨伐陈炯明,“无役不从”。 1925年年终,他和国民党左派詹大悲及中共党员刘伯垂从广州潜回武汉,以应北伐。在董     

“三年困难时期”的点滴记忆

1956～1959年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闻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世纪疑案“北京人”

“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北京原人”、“北京直立人”、“北京中国人”、“中国猿人”等,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北京近郊周口店考古发现的“北京人”骨骼化石的学名。经过十几年(1927—1929年、1934—1937年、1949—1959年)发掘的发现,骨骼化石大约包括40多个个体,男女老幼均有。     

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宋庆龄在“文革”时期——纪念宋庆龄诞辰110周年

1966——1976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刚刚走出1959年天灾人祸不久,正处于复苏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又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     

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到1961年是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三年。三年中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00亿元,出现了全国范围的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现将我在广东省高要县亲历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及今日的思考提供给读者。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口述者：王保春：1930年生,1946年6月参军,1947年3月入党,1951年到中宣部机要室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王文耀：1934年生,1951年到中宣部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参加者：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时间：2012年4月19日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李宇锋（以下简称李）：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呢？王文耀（以下简称耀）：陈1966年国庆节后出院,从这以后,他在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就不怎么算数了。陈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隶属于中央的一个具体工作机构,怎么一下子权力弄得这么大呀!所以他当时就找人起草文件,说文革小组的有些事情必须请示主席和中央。     

1959—1961，天空上“老鼠和猫”的游戏

在大陆上空,国共双方上演了一幕长达14年的“老鼠和猫”的游戏。1959—1961年,这场游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     

饥荒岁月琐记

1959年冬至1961年夏，是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16岁左右，处于初中到高中阶段，当时那些凄惨景象，深深刻印在我的头脑中。至今仍挥之不去。进入1959年下半年，大炼钢铁的场面没有了．为“亩产稻谷6万斤，亩产红薯20万斤”（宣传标语）报喜的锣鼓声停止了，“三年超英，十年赶美”的口号喊得少了，随之而来的是物资匮乏和饥荒。     

1959—1965年中国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再探讨

1959—196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比学赶帮”运动是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全国性群众生产运动。运动的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由“多快好省”转向“质量第一”。运动开展了两次：第一次由中央下发指示，即自上而下地开展；第二次则是在央地互动之下，由地方经验推广至全国，即自下而上地开展。运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既有效发挥了地方政府、工业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也在严峻复杂的环境中提振了中国经济，同时还树立了“质量第一”的发展思想。     

管窥第三次包产到户兴起的历史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3次包产到户。第一次是1956年,第二次是1959年,第三次是1961和1962年。第三次包产到户规模大、范围广、发展迅速,涉及我国10多个省区,并且还带有初步的理论色彩和有组织、有计划推行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征从其一兴起就极为明显。那么,第三次包产到户兴起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本文拟对此作一历史考察。     

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自述》读记

1959年7月初召开、8月中旬结束的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个以反“左”始、反“右”终的会议,最令人震惊的是,它把几个最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究其原因,是他们不迎合、不盲从,敢于讲真话,坚持自己的认知。     

沔阳反“五风”经验推向全国

1960年秋冬至1961年春,全国农村开展的反“五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卓有成效的纠“左”举措。这次运动是在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大力推广沔阳县（今仙桃市）反“五风”经验后,在全国农村普遍展开的。沔阳县在这次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典型和推动作用。     

习仲勋在长葛指导农村搞联产大包干始末

到长葛调查研究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严重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泛滥,河南是全国的重灾区。面对困境,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并把1961年定为“调查研究年”。 、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紧急救灾措施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党和国家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纠正错误,全力领导人民进行了救灾斗争,采取了精简城市人口、降低粮食征购量、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节衣缩食"瓜菜代"、提高粮食收购价、大办农业等一系列措施,逐步扭转了局面,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尘封在外交部档案里的达赖喇嘛

央视纪录片《达赖喇嘛》中记述,1959年3月16日．达赖为是否逃走求问于“神”,“神”断,指示说：“快走、今晚。”     

重返大堡1960少年劳教往事

幸存者们已经很难说清,在1959年到1961年的饥荒年月,究竟有多少小劳教被埋在了大堡.峨边大堡的山林,彝族向导冉拉阿布拨开灌木,几排土推出现在密林深处的山腰间。“这是坟头,看,这个明显,还有那条沟……     

1957年台湾反美风暴始末

1957年仲夏,台湾人民曾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风潮,捣毁了美国在台湾的“大使馆”,砸掉了美国在台的“新闻处”和“协防司令部”,这场震惊中外的反美斗争事件发生后,美国称之为“反美暴动”。本就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演变从头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