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战略,是实现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的实现需要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在新的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使得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实施路径均有所变化.本文旨在通过辨析二者关系,总结与梳理乡村治理的演变趋势与现实困境,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乡村治...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史志功能探析

以健全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村史志在其中可以大有作为。具有存史、育人、资政功能的村史志是乡村治理专属的文化资源。编修村史志,可培育村民自觉,激发村民自治意识;善用村史志和村规民约,夯实乡村法治基础;挖掘村史志中的多元文化资源,以德治促进乡村和谐。用心编好村史志,充分用好村史志,尊重乡村文化之魂,促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治理体系真正植根于乡村,成为国家治理的稳定基础。     

乡村振兴中德治建设的困境及实践路径——基于全国24省211村3133位农户的调查与研究

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德治纳入乡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中,不仅是农民的情感支撑,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的关键。乡村德治建设有助于价值体系的重塑,增强新时代乡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发村民的自觉参与意识,为乡村振兴集聚人、财、物等发展要素。新发展阶段乡村德治面临建设力度不够、内生动力缺失、成效难以落地等困难,这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创新德治宣传力度并加大德治文化供给、挖掘优秀文化的积极因素并重塑乡村德治价值内涵、激发多元德治主体的活力、构建多重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德治的成效,实现乡村道德伦理体系的转变,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以实现乡村善治的目标。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建构多元治理范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乡村治理机制提出新的要求。现有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客观上要求建立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范式。多元治理的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探索乡村民间组织治理参与。     

脱贫攻坚中主体协同治理的实践困境与角色规范

脱贫攻坚行动中的主体是多元的,其主体类型可划分为政府主体、市场主体、群众主体、社会组织主体和政党性组织主体等五个部分。这些主体参与脱贫攻坚,有其现实考量,彼此地位和作用各有独特表征。制约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的制约因素为:价值困境、主体困境、效力困境。要科学认知各类主体在协同治理体系结构中的应然地位、角色职能。政府主体,是"协调者"和主导力量;市场主体,是"调节器"和引擎力量;社会组织主体,是"助推器"和重要力量;扶贫对象主体,是"关节阀"和内源力量;政党性组织主体,是"掌舵者"和领导力量。     

人工智能+乡村社会治理耦合与实践 ——以"浙里兴村共富"为例

提升乡村治理成效是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又是对维护村民基本权益和共同富裕需求的回应.人工智能是提升乡村治理成效的重要抓手.文章以F镇"浙里兴村共富"应用详细分析人工智能和乡村治理可以在公共性、规范性和效益性方面高度耦合,从村民参与渠道、村干部绩效考核标准、部门协同自决性、原有制度体系等方面分析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从动态调整...     

权威善治视角下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演进机制研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谋求适合乡村内生式发展的有效治理路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权威善治视角,探讨陕西省袁家村发展旅游以来治理结构演变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地方权威主义治理主体扮演“决策者”“引领者”“代理人”等多重角色,并在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生角色变迁。(2)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结构从单一主体向“双轨”治理演化。其中,利益相关、产业规模扩张和制度安排为其演化提供了动力与保障。对现实的启发是,发挥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互动作用,将有利于实现目的地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域外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及经验借鉴

本文列举的域外乡村治理典型模式,或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治理,抑或是乡村自下而上的自我改造;或是内生自发驱动,抑或是外生助力推动。无论哪种模式,其共同之处是多中心治理,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政府引导、农村自治主导、社会第三方主体参与,协调共同治理。域外乡村治理模式是在本国实践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积淀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治理理念。通过借鉴域外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     

乡村自治: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中国乡村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乡村自治体现为"皇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基本状况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实现官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但总体上看传统中国乡村自治是低水平和维持性的。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消彼长、各有进退,乡村治理格局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然而,由于国家整合乏力和国家权力渗透有限,传统乡村自治的基础和根基并未被打破。新中国成立后,压力型政治体制形成,国家权力下沉至底层社会,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秩序和格局,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了"乡村自治"的历史。改革大幕开启后,"人民公社"体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村民自治是国家寻求行政权与自治权平衡、实现乡村善治的制度创新。但是,当下村民自治的困境表明,现代乡村建设必须创新体制和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建构农村社区自治体制,走真正的乡村自治之路。     

旅游乡村治理演变机理及模式研究——陕西袁家村1949-2019年纵向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是乡村研究的显题，研究发展新兴产业的乡村治理对振兴乡村意义重大，但较为匮乏。本研究基于对陕西省袁家村1949—2019年的治理历程的梳理，探讨旅游乡村治理的演变机理以及成功模式。研究发现：①中国乡村治理经历“宗族自治”、“寡头他治”两个阶段，良性的治理模式需要内生动力和外生要素的共同作用。②旅游乡村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目标更聚焦于集体发展、机制更追求正义、系统更不稳定。③有效的旅游乡村治理需要构建“集体共治”模式和动态开放的治理系统，注重社区精神的约束力，促进旅游乡村发展健康可持续。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

进入新时代,国内基本矛盾发生改变,振兴乡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已经占据战略发展的重要位置,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是构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乡村社会治理体系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实践与理论逻辑存在较大的偏差、治理工作比较零碎化、乡村文化异化和治理人才短缺等问题都加大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难度...     

城乡融合背景下郑州市县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

"郡县治,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将县域治理概括为"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是对县域治理重要作用的生动说明.新的历史阶段下,伴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关系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本文通过对县域治理能力的研究,探索郑州市县域治理能力的薄弱之处,以期通过县域治理能力的提升,破解城乡发展差异难题,促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     

乡村振兴中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基于我国的国情发展,为着力破解当下我国农村治理困境,引领"三农工作"改革,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具体内容作为研究背景,阐述了研究意义.从乡村振兴和基层有效治理入手,将基层治理的主要问题划分为主体性和客体性两部分,主体性方面是从基层治理的三大主体展开论述的,即基层政权组织、...     

后扶贫时代帮扶“责任人”的角色嬗变、职能重塑与效用提升

定向帮扶"责任人"模式在结合了制度韧性和目标考评导向的灵活性后,利用资源整合的方式实现了对贫困村的有效治理,解决了科层化治理带来的边际"惰化效应"。乡村振兴即将成为农村治理与发展新的发力面,帮扶"责任人"也必然根据现实变化重新定义其角色特性与职能特征。所以,阐明后扶贫时代定向帮扶"责任人"模式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农村发展、农村治理中职能重塑和效用提升的转型方向,对于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实践关照与诉求表达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基层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受到理念思维滞后、支撑要素缺位和模式创新乏力等限囿性要素的影响,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尤为突出,并集中表征为治理理念、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等基本向度。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关照主要体现在群众需求的多元化、现实问题的复杂化和社会风险的随机化三个方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构建的诉求表达是实现一体化的组织体系、协同化的制度体系、融合化的技术体系、互动性的动力体系和共生性的目标体系。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村落“龙脉”信仰——基于J省若干个案的研究

"龙脉"是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之一,其对农民心理及集体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龙脉"信仰的边缘性及其对农民集体行动的深刻影响,一方面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在国家主流文化与"龙脉"文化的冲突中,基层政府角色十分尴尬:既要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却又难以抵御包括"龙脉"信仰在内的各种亚文化的影响。故调整国家文化战略、构建包容性的文化标志,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明清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机制——基于领域性视角

从地理学视角看,乡村治理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乡村空间权属和空间权力的配置,即领域化和再领域化。本文从当代乡村治理的问题出发,运用领域理论分析明清时期乡村治理中的空间-社会关系及其领域化机制。研究表明：县级政府构建的行政领域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治理,乡绅主导构建的社会领域基于乡村特征划定边界和提供公共物品并部分替代了行政领域,其具体领域化机制为家族-宗族-乡族三级治理体系。本文认为明清时期乡村治理存在多元领域,行政领域与社会领域通过有效的协调机制相互补充使乡村治理更有效。乡村治理应注重对当地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培育,同时增强行政领域治理的有效性及其与其他领域的协调能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实现农牧民生态生产生活良性循环

乡村振兴战略是统领新时代中国"三农"发展的行动纲领。本文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进行了阐释,认为实现从农牧民单一的种植、养殖、生态看护向生态生产生活良性循环转变是乡村振兴战略在青海的具体实践;在深入分析实现"三生"转变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三生"转变的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街道体制改革及其取向——基于政治社会学三个向度的审视

当前,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依赖于街道—居委会体制,但是在实际运转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存在许多深层次矛盾。在困境与矛盾的"倒逼"下,街道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从街道办事处的管理体制入手,对其行动逻辑及目前改革实践探索及理论研究从集权与分权、国家与社会及政府与市场的国家治理体系三条主线与三个向度进行审视,意欲提出今后街道体制改革的一种价值与路径取向。     

“鬼主”与圣权制——西南地区历史上的治理文化刍议

从唐宋至明代帝国对西南一些地域或族群联盟首领给予"鬼主"称谓,对此进行辨析和思考,可以理解西南地区历史上的国家化过程,并可探讨西南地域的"圣权制"及其治理文化。圣权制是一种有别于王权制的治理形态,关注人们与自然共处的观念体系、社会和谐的知识与认知体系,以及治理民俗知识体系,包括宇宙观、伦理价值观、神判制度、仪式信仰等等。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治理文化偏向"圣治"与"理治",有别于三王之治以来儒家的"礼治"与"文治"。西南地区"治事之俗曰理"的理俗与儒家礼俗亦有不同,更多包含了民间的治理智慧,而非国家推崇的制度。从政治人类学来看,圣权制是一种人类早期重要的治理制度,从酋邦(国家)一直贯通到基层社会,由于历史上长期为帝国蔑用"鬼主"等概念定位,因而容易忽略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和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