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特殊性研究

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相比,社会治理更加强调主体的多元性,政府是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起着主导作用,社会组织作为联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中,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并且发展缓慢、宗教人士及寺院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推进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着重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并坚持依法治理和"因俗而治"相结合的路子。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城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创新

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共识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时代化、制度化、专业化、综合化的新要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转型与创新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议题。以治理现代化为理论视角和实践导向,探讨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创新的路径模式,关键是要促进理念创新,核心是推动主体创新,根本是加强制度创新,途径是推进方法创新。     

疫情防控下社区网格化管理优化策略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令世界惊诧的高质量答卷。毋庸置疑,网格化管理在社区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网格化管理的优势表现在网格化管理和服务被实践证明有效且有利于社会治理。劣势在于,网格化管理依靠行政链条的延伸、复制单位制的经验进入更微观的社区,显现出一种以政府"包办"与社区动员为主的治理逻辑,表现出社区网格化管理体制机制亟待优化、常态化管理与应急管理没有做到有机衔接、网格化管理方式和手段尚需改进以及工作动力需增强等。网格化管理不等于社会治理,但可以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抗疫经验证明,后疫情时代需要完善"1+N"组织,建立健全网格长(员)负责制,明确"三张"清单;完善机制,推进工作流程标准化;加强激励,提高管理工作效能;推进应急管理与常态化管理有机衔接、网格化管理与基层社会治理融合发展。     

旅游社区治理多主体共生模式研究——基于青海省两个典型社区实例

旅游社区治理与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相关,多元主体和谐共生是旅游社区治理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共生理论,选择青海省两个典型社区为案例地,将当地政府、社区居民、游客和旅游相关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定量评估的角度分析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和模式,通过构建不同主体之间的理论模式,力求把旅游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研究从"消极或积极"的态度研究转向各主体"共赢关系"的格局研究视角。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旅游社区治理主体之间：①均存在正向共生关系;②相互影响程度是有差异的;③共生关联的紧密程度有别;④不同旅游社区的政府、居民、企业和游客等共生主体相互之间均属于正向共生模式。其中,湟中县塔尔寺景区为核心的旅游社区是CRGT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为核心的旅游社区是RGCT对称互惠共生模式。     

居民自治单元下沉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研究

居民自治单元下沉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研究,还需进一步探索如何创新和优化城市社区的治理及改革,充分利用和发挥社会资本,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激发居民组织的参与度,促使居民自主地行动起来,同时政府也要在这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完善相关制度,优化相关的制度框架体系,促使城市社区治理工作规范化开展.本文综述了居民自治单元下沉视...     

社区营造与遗产地发展 台湾“桃米村”社区营造案例分析

<正>"社区营造"提倡居住同一地理范围的居民,以集体行动来处理共同面对的生活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创造共同的生活福祉,居民彼此之间以及居民和社区环境之间逐渐地建立起紧密的社会联系。社区营造需要政府诱导、民间自发、NGO帮扶,使社区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从而帮助政府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问题。"社区营造"共有5大要素:人(社区居民)、文(文化资源)、地(自然资源)、景(旅游产品)、产(产业发展)。其中最为优先考虑的应以"人"为本,培育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介绍,"社区营造"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政府推动型,成功率小;NGO帮扶型,较容易成功;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社区作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党和国家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担负夯实政权基础,让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重大使命,最终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还存在对治理机制不健全、治理方式效率低下、治理主体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本文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社区建设的意涵初探——以青海省社区建设的实践为例

社区建设是基层治理的基础性工作,是党的领导、基层民主和依法治社有效衔接、有机统一的社区实践过程。社区服务集基层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社区志愿者服务为一体,是现阶段社区建设的主题和龙头工程。共同的"家园意识"积淀和传递社会正能量及其社区文化是社区建设的灵魂所在。     

透过公共卫生事件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以基层社区防控防治工作为例

从2020年伊始,突然爆发出公共卫生事件以来,各地社区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卫生事件防控工作,加强社区管控,成效显著.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在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中,社区中的社会组织和志愿力量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利用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其在地化优势和直接服务者功能,完善制度化的群众参与治理...     

英国和日本高龄老人社区照护养老服务的经验与启示

英国对高龄老人的社区照护注重生活照料服务、物质支援、健康支持和整体关怀;其社区照护具有政策引导政府出资,依靠社区,体系完整等特点。日本的老年社区护理包括机构护理和家庭护理。两国针对高龄老人的社会照护体系经过多年发展,注重发挥政府在社区照护中的主导作用,强化社区内部资源的整合,并打造专业的志愿者队伍。     

从业主维权刍议中国城市社区管治重构

透过频繁发生的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现象,从城市社会学的社区管治理论视角分析在房地产"后开发阶段"业主维权之特征和动因,探讨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房地产开发中各种利益群体空间冲突的内在机制和缓解冲突的途径。研究表明,在转型期,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特征表现出新的特征;业主维权是宏观社会背景、行业性质、市场机制和政府角色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业主民主权利意识的逐渐增强,市民社会在城市中产阶级社区中逐渐成为一股社区管治的重要力量,这将为基于社会公平和空间公正的社区基层自治模式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政府与开发商应重视市民社会在房地产"后开发阶段"的角色。最后,文章提出维护城市社区的业主利益、推动和谐社区建设的根本在于社区治理中空间权力体系的重构。     

社区居民自治法律问题浅析

社区自治已日渐成为一种推进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有效形式,逐步走近的社区自治,既是热点问题,又是难点问题。作为社区自治制度的组织形式,居民委员会覆盖了全国每一个基层社区,加强社区建设,要以其为着力点和基点,调动社区群众积极性,做好社区工作。尤其是中国的基层行政要切实改变公共行政等于政府行政的观念,树立一种更民主、更开放、服务型的社区公共行政理念,并应尝试在创新体制、增强参与意识与变革行为模式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量的社会事务下沉到社区,社区治理对于当前的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都有重要意义。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组织、行政机关等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如何理顺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各层关系、协调各自职能、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已成为当前社区治理中的主要难题。     

培育内在需要 促进社区发育

社区内环境严重滞后于社区外环境,两者之间的强烈反差已成为阻碍社区建设进一步提升的"瓶颈"问题之一。社区内在需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得人们对社区内在需要的观察和认识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社区内在需要的发育程度和能否被真正准确地发现,对社区建设有有极大的制约作用。     

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历史演进

正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改革开放前30年、改革开放初期、新时期三个不同时期。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国家主要通过两条制度线条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治理:一条线是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另一条线是政府—单位—职工,后者是治理的主体方式。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基层的街居制开始进入恢复和重建阶段,在社区建设运动中,居委会成为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调控规范和意志贯彻的重要组成部分。     

走向网络化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优化研究——以温州市社区建设为例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基本单位,是当前社会治理的主战场。随着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社区治理向低成本、快捷、高效的自治模式转变,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治理改革创新的必然选择。在网络化治理背景下,以温州社区建设为例,剖析温州现阶段社区构建模式和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优化的路径,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组织发展的历史境遇及生存逻辑——基于黔中J村“老协会”的生命历程考察

村庄治理是不同权力主体在村庄场域中的交互过程。改革开放后,各种民间组织重新兴起,成为村庄治理中的关键力量。J村个案显示,其"老协会"在21世纪前期彰显出独特的自主性和行动力,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后其自主性和行动力不断消解,最终被排斥在边缘位置,在村治中处于失语状态。民间组织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其可有可无,相反,扶持民间组织,重塑其公共性,是新时期推进社区建设的重要前提。     

乡村社区可持续性研究进展与展望

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出现,乡村地区成为可持续性转型研究的新焦点。乡村社区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对促进我国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历程,结合国内外研究文献分析,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可以划分为起步、拓展和逐步深化三大阶段。可持续性、脆弱性、韧性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演变的不同研究主题,是当前城乡发展研究的三大热点议题。乡村发展多功能、多维度、多主体等趋势下,乡村社区可持续性包含社区生态、社区产业、社区空间、社区规划、社区治理等多维度实施路径。未来的乡村社区可持续性研究,要重视多维度综合的乡村社区可持续性评定、乡村社区风险识别与监测、乡村社区可持续性转型、乡村社区生活质量与乡村吸引力提升和现代化治理等问题的深入探讨。实现中国乡村社区可持续性,应综合考虑较优越的政治背景、较大的地域环境差异等基本特征与现实问题。     

“植物银行”式营造模式探究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优化”的阶段,浙江城市发展也走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路口。省内主要城市城区面积均已位居长三角前列,但在伴随而来的旧城改造、村改居行动中,在为扩大城市规模,兴建基础设施,优化原有城市产业结构布局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分散的、不规则的闲置土地,滋生了地块“三不管”、开发“难规划”等新问题,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治理问题。本作即以此为切入,依托浙江较为成熟的基层治理体系,设计提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植物银行”式城市村社营造开发模式,以有效解决闲置土地问题,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深度发挥社区营造效能。     

游地社区恢复力认知测度与影响因子分析——以千岛湖为例

人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旅游地社区恢复力提高是旅游地可持续治理的关键。运用通径分析方法,从治理、社会、经济及生态系统4个维度建立社区恢复力认知测度模型,定量测度千岛湖社区认知恢复力,识别脆弱性及应对能力认知对社区恢复力的复杂影响。结果表明：①社区恢复力认知可提取8个因子,政府治理在社区恢复力中的作用最为显著,是社区恢复力提高的主导力量。②千岛湖恢复力认知综合平均值为2.42,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社会子系统恢复力认知值最高,生态和经济子系统恢复力认知值最低,系统发展应关注生态资本的积累与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与稳定性。③社区脆弱性、个体和政府应对能力的各变量对社区总恢复力及各维度认知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政府应对能力对总恢复力及各维度认知的影响相对最强,个体应对能力对多数恢复力认知维度未产生明显影响。需进一步发挥个体作用,促进个体和政府的共同参与,提高社区恢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