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七夕传说研究

继高木敏雄1900年发表了《羽衣传说的研究》之后,日本学者们从民俗学、神话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等各个角度对七夕传说展开论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以日本七夕传说研究资料为主线,结合相关领域的理论著作．在探讨研究内容、观点、方法、范式等方面的基础上,关注学者之间学术成果的继承与创新的演变关系,进而从侧面解读日本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学科的发展历程,并力图透过研究解读隐含在背后的日本社会变迁过程。     

罗振玉日本访书及刊行述略

本文梳理罗振玉在日本搜访汉文古籍的事迹,通过对访书来源和品类的考察,揭示罗振玉重"古"、以中土为中心的学术偏好和他在民国初期对古写本文献的关注。文章全面整理了罗振玉日本访书的出版成果,认为他于汉文古籍回流方面的功绩在民国学者中首屈一指,并说明罗振玉访回刊印图书中,有一些在今日仍具不可替代的版本价值。     

中日学术交流与汉语训诂学研究

日本学者在汉语训诂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国学者,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本文结合作者在日本大学中文专业任教三年的体会,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日学术交流对汉语训诂学研究的积极作用。     

从历史细节透视政治演进——评《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权建设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大量档案史料的公开是开展这种研究的原因和动力。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方式以及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农村的政权建设研究较早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不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涌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而有关城市政权建设的研究则相对滞     

国外关于清末民初乡村民变问题研究述评

民变是衡量社会运行状态的一项重要指标,中外学者对中国近代民变一直给予关注.国外学者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民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既有宏观与微观的研究,也有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成果较丰硕,但在资料建设、研究深度和区域等方面尚存在不足之处.对国外的相关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对于拓宽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深入认识辛亥革命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构建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平台——回顾《民族艺术》发展历程

《民族艺术》立足于"多民族、大艺术、跨学科"的办刊理念,坚持"发表最新学术成果,展示一流学术水准"的办刊宗旨,倡导"有学术而无学科限制"的办刊定位,通过"有特色而无传统限制"的栏目设置,组建"有学问而无学术界限"的作者群,妥善处理与相关学科的学术关联,关注传统文化艺术,总结中国经验,突显实证式研究的学术风格,以最新学术成果引领相关学科的学术发展,初步形成了以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学术共同体,在众多学术期刊中展现出独具特色的别样风采,构建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跨学科研究学术平台,呈现出具有中国原创风格的新时代学术精神。     

试析“夏王朝否定说”形成的原因

"夏王朝否定说"形成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古史辨"学派"疑古"过度导致对夏的否定。文献有关夏史的记载相对简略,缺乏出土文字准确无疑的实证;国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特点和研究状况了解深度不够,国内外学者之间缺乏充分的沟通;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研究存在较为严重的偏见,中国学者不同程度地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关注不够等,是"夏王朝否定说"流行的主要原因。     

海外元代畏兀儿人研究述评

蒙元时期的畏兀儿人为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做出了贡献,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不辍。相对而言,海外学者的研究比国内起步要早,加上国外学者精通多种语言,而且拥有国内难得的资料,推出了数量丰富而学术价值甚高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畏兀儿家族及其变迁、宗教活动、文化素养、畏兀儿与蒙古关系等多个领域。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简略评介,有利于促进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进展。     

出生贫困就永远贫困吗?——国外学者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分析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持续性贫困研究中心"专家凯伦?莫尔女士的研究报告《理解发展中国家贫困与富裕代际传递的分析框架》一文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和理解发展中国家"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近年来国外学者在本研究领域重要的成果。     

日本学者谈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现状

2009年3月3日至3月6日,以吉村武彦为团长的日本明治大学古代史学者访华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4天的学术访问.其间,日本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与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中国考古学者及中国隋唐史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作了3场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分别是"日本列岛的国家形成--从倭国、大和王权到律令制国家"、"酋邦理论与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日本的<令集解>研究".下面就3次学术报告会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作一简单介绍.     

日本学界“牙行”研究述评

正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特别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学术界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而在中国国内,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密切关注日本的学术动向,通过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拓展了新的研究课题。不过,国人对日本研究成果的认识还停留在对各视角的总体概括上,对于各视角下日本学者展开研究的具体状况,还没有清晰的认识。针对这一     

考古学理论研究和资料管理问题

在我求学日本期间,接触到的一些日本学者对中国学界过去简单套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词句,排斥其他的理论,表现出一种反感情绪.总觉得当今考古理论和方法由于多学科的交叉显得非常丰富,而历史现象又是如此地错综复杂……,所以处理资料的角度,方法和分析历史现象的理论就应该更加灵活才好.并对我们过去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牵扯在一起的做法表示费解.1988年6月,日本大修馆发行的《中国年鉴》也批评中国的考古学界采取封闭政策(同时也说考古学界最近已有松动的势头),对中国的考古学学会仍不允许外国学者旁听表示遗憾.该书还特别批评了史学界不重视收集国外的情报,在事实上无视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于是出现:已有的成果得不到利用,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有人在     

20世纪后半叶国外非洲边界和领土争端问题研究述评

非洲国家自战后相继取得独立以来,其边界和领土争端成为20世纪后半期国外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从已有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来看,非洲边界和领土争端的产生原因、边界和领土争端中的热点个案、非统与非洲边界和领土争端的解决以及非洲边界和领土争端中的相关法律问题等都是学者们所重点关注的部分。学者们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而有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对非洲边界和领土争端进行跨学科研究,特别是历史、政治和国际法相结合的研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

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刊登了邵维正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文章。该成果立即引起轰动效应,被全国几十种报刊杂志报道或转载,并被译成英、日、俄、法文等在国外多种刊物发表,国外学者将其视作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开端。将近40年过去了,邵维正早已成为著作等身的党史研究大家,其对党的一大"悬案"的考证也成为党史研究的经典范本。回顾考证过程,邵老感慨万千:"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党的一大考证成果。"本刊特约曾任邵维正学术秘书的李步前撰写此文,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建党97周年。     

“清代满汉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8月28-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主办的"清代满汉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日本、美国、法国、韩国等国家的20位国外学者以及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29位学者参加会议,共提交论文39篇.其具体内容分为四个方面综述如下.     

制度史研究应强调"官民互视"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从宋代财政史看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地方化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制度史研究应重视民族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史研究之浅见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新材料、新问题与新潮流——关于隋唐五代制度史研究的几点看法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