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实践与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治理重在基层",要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本文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结合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行模式进行归纳提炼,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的现实参考。     

"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基层治理模式的理论构建与实现路径

基层治理创新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令行禁止、有呼必应"是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基础上,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和机制创新的新探索、新创新,本文着力基层治理的问题表象、问题成因,探索"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基层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     

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实践的“八个坚持”

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其治理能力最为直观的体现。在国家治理理念、治理原则和治理方略的引领下,青海省委省政府以及基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作为,因地制宜,探索"枫桥经验"本土化路径,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书写社会治理的"青海故事"。本文根据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梳理了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八个坚持"的基本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创新的典型案例分析

加强和改善基层治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切实维护基层和谐稳定,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分析各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创新的典型案例,有助于总结经验、破解难题、找准对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体制机制建设。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思考与研究

随着"十九大"精神的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工作方向逐渐向着基层延伸.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根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主导,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也是难点.基层社会治理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幸福指数和安全指数.笔者以基层社会治理的意义为出发点,阐述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以及有效策略,希望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在创建全省涉藏社会治理示范区建设以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直面历史遗留问题,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推进"三治"融合,打造大数据、互联网+社会治理平台,因地制宜创新治理模式。同时,以抓乡促村实现村集体经济破零为目标,实现农村牧区的绿色发展,形成了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独具特色、可借鉴、可复制的涉藏基层社会治理经验。     

厘清村民自治与基层社会自治的不同属性

正当前,如何建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能局限于村民自治的范畴来讨论和设计,恰好相反,对基层社会治理现代转型来说,迫切需要梳理清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重新审视和检讨村民自治的涵义、范畴和功能作用。法理上,村民自治是一个与集体土地产权相关联的行政村"成员身份自治",并且,即便它是一个身份自治组织,也只是基层社会自治结构体系中的自治组织之一。反过来讲,村民自治无法整合或代替基层社会自治组织体系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把村民自治与基层社会自治做出学理和政策含义上的厘清,不仅具有基层社会治理理论     

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如何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新时代党建和社会治理需要共同探索的课题。面对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必须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强化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抓实区域党建,促进共驻共建共享共治常态化;创新居民小区治理模式,激活城市党建推动基层服务管理的"神经末梢";深化拓展党建网格化管理,促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浙江省历史上地方自治回顾

清末民初,浙江省推行地方自治在各州县乡镇已普遍存在。虽然各地自治遭遇各种顽固势力的抵制、扼杀,但地方自治的精神却已影响和改变着基层社会。辛亥革命的成功为浙江地方自治的发展准备了政权基础,推动了浙江省议会的成立和自治法律的颁布,探索了城镇乡的基层社会自治,对民间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即从浙江省自治制度的演变和基层自治实践角度着手,对浙江省地方自治作一简要回顾。     

域外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及经验借鉴

本文列举的域外乡村治理典型模式,或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治理,抑或是乡村自下而上的自我改造;或是内生自发驱动,抑或是外生助力推动。无论哪种模式,其共同之处是多中心治理,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政府引导、农村自治主导、社会第三方主体参与,协调共同治理。域外乡村治理模式是在本国实践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积淀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治理理念。通过借鉴域外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实践关照与诉求表达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基层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受到理念思维滞后、支撑要素缺位和模式创新乏力等限囿性要素的影响,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尤为突出,并集中表征为治理理念、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等基本向度。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关照主要体现在群众需求的多元化、现实问题的复杂化和社会风险的随机化三个方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构建的诉求表达是实现一体化的组织体系、协同化的制度体系、融合化的技术体系、互动性的动力体系和共生性的目标体系。     

新形势下官员治理模式创新

新形势下我国官员治理实践虽然在不断向纵深发展,但腐败案件仍然频发。“庸官”与“太平官”现象较为常见,“官”的特征发生了新变化,这些因素客观上要求创新官员治理模式。近些年我国官员治理实践以及不断建立健全的法规制度,是创新官员治理模式的实践和规范基础,行为理论和过程理论兴起及相关实践的发展为我国创新官员治理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可借鉴的经验。实现官员治理的“行为——过程模式”,要重视官员治理的实然状态．强调经验分析．突出管理的科学化和语境化。     

黄南藏族自治州边界地区治理创新初探——以“新发展理念”为视角

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发展中的制约因素,致使黄南州边界地区社会管理难度加大,成为分裂势力分裂渗透的重点区域,且集中了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所有的问题和困难。笔者认为,黄南州应该以新发展理念为契机,解决边界治理中的存在的难题,推进边界地区治理创新。     

清末地方自治中的广东士绅

<正>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这一基层控制模式，士绅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地方自治是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士绅是地方自治的中坚力量。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开展的地方自治是应对晚清政治改革的自然调适，开启了广东地方政治近代化的先声。广东士绅在设立地方自治研究社、参与咨议局和筹建统一自治机构等方面投入了相当精力，虽然成效有限，但却巩固了传统绅权。对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参与地方自治的原因、     

韩国基层治理经验及其借鉴意义

韩国在长期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诸多的有益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在基层治理体制上,韩国在建国后逐渐形成了行政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但随着民主化浪潮的推进,该体制逐渐变为团体自治型的模式。而韩国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村运动提高了基层自我治理能力,培养了民众合作精神,对我国基层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设计的演变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整个"地方自治"的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设计的制度由于"过于理想",而没能真正推行。随后,南京政府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变通,直至"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整合了此前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推行了"新县制"。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镇政府作用研究

面对农村治理新形势,＂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在基层治理中显现出极大的优势和适应性。当然,作为＂乡政村治＂模式中的一环,乡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与村民自治的互动是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必要保障,也是推动村民自治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城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创新

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共识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时代化、制度化、专业化、综合化的新要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转型与创新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议题。以治理现代化为理论视角和实践导向,探讨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创新的路径模式,关键是要促进理念创新,核心是推动主体创新,根本是加强制度创新,途径是推进方法创新。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发展图景——基于青海涉藏州县的调查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应充分动员体制外的资源和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满足社会需求。本文基于青海涉藏州县的实地调查,从完善制度体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三个方面深入探讨如何实现社会组织规范社会资本的承续与构建,网络社会资本的共生与整合以及信任社会资本的转换与延展,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探索地方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