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世琦及其《小尔雅义证》考述

一 其人其书考信 《小尔雅》虽然早在西汉时就已成书(《汉书·艺文志·孝经家》有著录),但长期以来被《尔雅》的巨大影响所掩盖,关注者甚少.从《小尔雅》问世直到清代这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里,只有两个人给《小尔雅》作过注,一个是东晋的李轨,一个是北宋的宋成.两人的注解都非常简略,远未能揭示《小尔雅》的隐奥,而且李轨的注传至北宋就已亡佚了.时至清代,注家蜂起,出现了十多种注本,胡世琦的《小尔雅义证》(下文简称为《义证》)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     

覆刻宋本《礼记正义》重印述要

《礼记》一书,虽为西汉人所编定,而各篇多为战国时人所撰写,或主要材料出于战国时期,所以书中得以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期的史料.《礼记》的注解,现存以东汉郑玄注本为最古,在南北朝时,为郑注作义疏的,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唐孔颖达敕修《礼记正义》亦宗郑注,而以皇氏为本,以熊氏为辅.孔序批评二书以为‘熊则违背本注,多则外义’,‘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乃时乖郑义’,但孔氏守疏不破注的原则,所以《四库总目提要》又以孔氏‘务伸郑注,不免有附会之处’.     

重庆图书馆藏郑氏注韩居抄本《慈湖春秋传》考说

重庆图书馆藏郑氏注韩居抄本《慈湖春秋传》十二卷,实为《永乐大典》辑佚本。其证有三:其一,《注韩居书目》卷一著录此书系"四库馆抄出",《永乐大典书目(残本)》著录"杨简《春秋传》";其二,郑氏注韩居抄本《慈湖春秋传》中僖公、襄公合三十五年经传皆阙,而这是《永乐大典》辑佚本《春秋》经解著述内容上的共同特点;其三,更重要的是,《永乐大典》残卷今存《慈湖春秋传》原文十一条,而此十一条皆在郑氏注韩居抄本中,文辞几乎全同,仅有数字讹脱之异。特别是郑氏注韩居抄本所载双行小注,尤为其从《永乐大典》辑抄的确证。同样是《注韩居书目》卷一著录"四库馆抄出"的敬铉《春秋备忘》,亦当为《永乐大典》辑佚本。     

《汉书》旧注辨证

自汉桓以降,注《汉书》者不下数十家,其中唐代颜师古作《汉书注》,博采众说,匡谬补阙,号为班氏功臣。清代王先谦为《汉书补注》旁搜远绍,采摭剪裁,近于完备。近人又有杨树达《汉书窥管》、吴恂《汉书注商》、陈直《汉书新证》等,亦各有新义。然《汉书》蕴义宏深,文词古奥,旧注成绩卓著,亦间有疏略之处。愚于研读旧注之余,不揣浅陋,试为《<汉书>旧注辨证》,今摘取数例,就正于方家。     

中国元典文化研究的新创获——《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评介

曾振宇、范学辉著《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是近年来董仲舒与《春秋繁露》研究中的一部较有特色的新作。该书共分10个专题,26万余言,是河南大学出版社元典文化丛书的一种。以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主要对象的董学研究,始终是儒学史、秦汉史研究中的难点和重点之一。这不仅因为《春秋繁露》在汉代子书中向来以内容驳杂和语言晦涩而难以解读,而且由于海内外学界业已陆续推出了相当数量和较高质量的相关研究成果,若要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疑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勤。曾振宇、范学辉两位青年学者正…     

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

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陈东辉清代著名学者桂馥因其著有《说文解字义证》（以下简称《义证》）,而与段玉裁、朱骏声、王筠并称为“说文四大家”。然而,后人对上述四位学者的研究很不平稳,其中关于段玉裁及其所著之《说文解字注》的论文最多,数量远超桂、朱、...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孟氏注为唐注考辨

孙星衍校刻《孙子十家注》时误判孟氏注是《隋书·经籍志》所载的亡佚书目梁“孟氏解诂”。事实上,中唐时期已经没有梁孟氏注《孙子》的流传。《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的孟氏注,自集注本出现以来,凡见诸著录并明确言及注者时,均言其为唐注,十一家注的辑者亦认定孟氏注为唐注。孟氏注的校语中出现了“人不疑”“人不危”的避讳表述,证明孟氏至少参校过唐代避讳改字后的《孙子兵法》文本。就孟氏注而言,孟氏注16处袭用杜佑《通典·兵典》的内容。十一家注中的唐注普遍存在对曹注的义疏,孟氏注也有两处;同时,孟氏注中还有两处对杜牧注的义疏,显然孟氏注晚于杜牧注。多种证据均指向孟氏注为唐注。     

楚简本、帛书本、河上公注本三种《老子》仁义观念之比较

经过比较楚简本、帛书本、河上公注本三种《老子》中的仁、义观念,本文认为战国时代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版本的《老子》。帛书本《老子》是战国两个不同版本系统《老子》的拼合;河上公注本自觉地消除了先前两个版本中的矛盾和拼合痕迹,因而它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为道家经典的善本《老子》,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颜游秦《汉书决疑》佚文与颜师古《汉书注》比义

颜师古撰《汉书注》曾取义于颜游秦《汉书决疑》。然而,颜师古却没有将《汉书决疑》列入参考书目,撰书中亦未称引。其学术失范行为受到了清代学者的严厉批评,但迄今学者未曾就《汉书决疑》佚文与《汉书注》进行全面的比义研究。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就《汉书决疑》的19条佚文与《汉书注》的相关注文作逐条比义,可以发现颜游秦的15条注文被颜师古完全采纳或基本采纳,占今所能见颜游秦佚文的近80%,故后人谓师古注尝窃采游秦义为不诬。但瑕不掩瑜,师古注比游秦《决疑》丰富得多,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汉书》注本。     

《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新解

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可补充后代学从残存的郑玄《论语注》等材料中辨别《古论》、《鲁论》、《齐论》异同的不足。今本《论语》中属于《鲁论》的部分,或《鲁论》对古《论语》解读的一些内容,是从今本《论语》中难以辨别和看到的,但幸运的是竹简本《论语》的出土提供了一些线索,从中可看出一些端倪。竹简本《论语》“君子于义,小人踰于利。”一句与今本《论语》在字上就有差异,笔认为竹简本中此句当属《鲁论》,“踰”应理解成“超过”、“超出”的意思,这种理解是与孔子思想相符的。     

论胡世琦《小尔雅义证》的特色与不足

胡世琦《小尔雅义证》是清代雅学著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部,现存手稿本.因其未刊刻,一直未受到学者重视.胡世琦在疏证《小尔雅》时,重视以古音求古义,广征博引,勾稽旧注,辨析词义,订正《小尔雅》,在释义和校勘上都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诸如释义不周、校勘不当、词条未考等不足之处.     

“穹苍，苍天也”新断

《尔雅》是训释古代名物的字典。其中《释天》专门训释天文星象等。其第一条一般被句读为“穹苍，苍天也”。其肇始於东汉李巡《尔雅注》，後人邢呙《尔雅疏》、郝懿行《尔雅义疏》、王阖运《尔雅集解》、尹桐阳《尔雅义证》等皆同。今人胡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李传书整理的《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王世伟整理的《尔雅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也都是如此句读。     

黑水城文献《庄子义》考

黑水城出土的《庄子义》残本实际尚存110页,其卷5第28页《天运》残篇,未能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采入。《庄子义》是目前所存的吕惠卿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是其继元丰元年（1978年）正月进上《道德经传》之后的又一部学术力作。它作于惠卿贬谪困顿之际、北宋国力渐萎之时,因此可以说是作者对人生、国家、社会的一次全面思考和总结,更是其在经受了政治风雨历练后的社会、人生哲学的全面体认。黑水城本《庄子义》的付雕,必当在绍圣元年（1094年）至元符二年（1099年）之间,并为初雕版。今国家图书馆所藏金刻本《庄子义》,是目前唯一基本完存的《庄子义》版本。宋末元初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和明代焦珐的《庄子翼》两种采注本也是黑水城本《庄子义》的较为重要的参证资料。黑水城本《庄子义》虽然只是残本,但亦占全部吕注的过半的分量。作为最早的《庄子义》的初刻本,且是北宋蜀地精良的刻本,它是国图金代重刻本的最为直接和权威的参证资料。金刻本、褚本、焦本的诸多佚、误,因此得以重要的补充和改正。     

《韩诗外传》“鼓钟乐之”辨析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根据《韩诗外传》卷五引《关雎》诗作“鼓钟乐之”．遂旁征博引,不遗余力证成韩《内传》作“鼓钟”,孔子“所见《诗经》必作‘鼓钟’．而今传本《毛诗》作‘钟鼓’乃后出误本”．并进而认定后人说诗一方面“用《毛诗》‘钟鼓’之”,一方面“仍取韩说房中之义,斯为谬矣”。     

《同音》丁种本背注初探

本文是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失而复得的《同音》丁种本背注的探讨。《同音》丁种本保存了该文献的前33页,是《同音》乙种本系统中的一个版本,可以补充《同音》乙种本前面残缺的页面,更为重要的是,《同音》丁种本的背面有墨书小字注释。背注的内容是对正面文字的进一步解释,其中所涉及的有关西夏文字形、音、义方面的新材料,对于相关西夏文辞书以及西夏文字的深入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书新注》通假注释商榷

《汉书新注》是近年出现的较新较好搜集资料较全的《汉书》全注本,本文就阅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关于通假的注释问题提出来商榷,以就正于方家。     

《尔雅郭注》版本述略

《尔雅》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汉以后便列诸经籍,布诸学官,为儒家治学必读之书.因此,历代竞相翻印,版本百出.群经载籍,自六朝以后,行世者只有经注本,《尔雅》亦然.《尔雅》经注本即晋郭璞《尔雅注》本.郭璞《尔雅注》最为学人推重,郭氏“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沈研钻极二九载”著成此书(郭璞《尔雅注序》),为今存最早最完整的     

论郑玄对“礼射”的考辨——兼论郑玄的经学思想

郑玄注礼射,不仅为还原先秦古射礼,也是为诠释其经学见解;因此郑玄并不依文解义,而有其方法和思考：一是依据己说界定礼射和主皮之射的不同性质;二是依群经总义来分别解说《周礼》和《仪礼》所言“主皮”的差异。三是综考秦汉射艺古义,说明泽宫是天子择士习射之处,除礼射外,还兼武射和主皮之射;而贯革之射,则习于军营。学者若仅据经义和他经郑注来更改本经郑注;或仅据原书经义来评价郑注,则不免忽略郑注背后的经学主张。     

灾异:汉代帝王强化皇权之借用工具

正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汉代,人们对日食、月食、星悖、地震、旱灾等自然异象无法给予科学的解释,因而认为这些自然异象乃是上天对帝王失政而发出的谴告,"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出灾异以惊骇之"(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9页),这样灾异与帝王就有了联系,同时也为汉代帝王借助灾异强化皇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上海图书馆藏陈立《公羊义疏》稿本考述

上海图书馆藏陈立《公羊义疏》稿本是陈立生前最后的修订本,但并非陈氏最后的完整定稿,可以认定,陈氏《公羊义疏》是一部没有最后写定的著作。上图稿本天头与签条上的校记均出自校勘《皇清经解续编》本的校勘者之手,故上图稿本是《续经解》本的底本。上图稿本总卷与子卷相结合的分卷方式基于陈立特殊的考虑,体现了陈氏对何休注的信从,这对研究陈立是书体例与其经学思想大有裨益。与《续经解》本相比,上图稿本无论在文字还是内容上都保留了陈立疏文的原貌,对纠正《续经解》本误字及增补脱文等等都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