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文辞”本义疏解

"文辞"一语最早见于《左传》,是作者借孔子等人对于聘问之礼中行人之辞所作的积极评价,从具体语境来看,其本义为应用于礼仪场合的合乎礼义之言,这样的解释也合于《左传》及《论语》对"文"、"辞"的分用之例。"文辞"是礼制社会、礼仪活动的产物,礼义是其内在蕴含,与文章著述、文章风格等后世文章观念无关。     

廖平《左传》研究对杜预的批评

杜预的经学成就主要在《左传》注,成书《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杜预在《左传》研究方面的创获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杜预所谓“集解”不同于何休之“集众家之解”,而是“集经传而解之”之意,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     

《春秋左传注》语词札记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合并经传而为笺注,征引淹博,考辨缜密精当,胜义层见迭出。在校勘和注释中,作者探赜索隐,多发前人之未审,成就很高,堪称当今《春秋左传》研究之巨擘。《左传》之为经典,古来研治者众矣,而歧说悬疑益多矣,《春秋左传注》犹不免白圭之玷...     

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体五例”问题

“三体五例”问题是《左传》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牵涉到对《左传》中解经文字怎样理解。当代青年读《左传》往往被其迷惑。古今学人虽然对《左传》义例多有批评 ,但又缺乏系统论述。本文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指出所谓“三体”,既不出自周公 ,也不出自孔子 ,而是《左传》作者所总结的《春秋》书法原则。至于“五例”,本为汉代左氏学者赞美《春秋》的文字 ,后被窜入到《左传》原文中。依“三体五例”去解《春秋》大义 ,则不可信据     

先秦史籍简介(下)

六、《左传》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左传》的出现,大概也是为了解释《春秋》的。 《左传》的开始年代与《春秋》相同,但截止的年代却比《春秋》略长些,它有“续经”和“续传”,“经”续到哀公16年孔子卒,比《春秋》多了二年;“传”续到哀公27年,     

何休与《公羊》学三世递进的历史进化观

作为大一统思想的补充,《公羊》家提出了三世说。他们认为,《春秋》是孔子应天为新王制义法,《春秋》即一王之法。“《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春秋繁露·玉杯》)。在《春秋》里,寄托了孔子治世的理想。《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未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何休《解诂》说:“末不亦乐后有圣汉受命而王德如尧舜之知孔子为制作。”又解释“制春秋主义,以俟后圣”说:“待圣汉之王以为法。”认为孔子是为新王立法,此新王,即圣汉之王。当周之世,作新王之法,权假文王,最后落实到为汉代立法。     

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

中国史学有长期历史。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述也有长期历史。《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     

春秋沈国故城位置考辨

春秋沈国的位置,今有三说:一说在安徽临泉县境,一说在河南沈丘县境,一说在河南平舆县境。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认为沈国故城在今平舆县境。一、临泉“沈国”故城寝丘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沈,国名,“其地在安徽阜阳县西北一百十二里之沈丘集,西北距河南沈丘旧县治三十里,约今临泉县。今沈丘县则已移于旧治北之槐店。”杨伯峻、徐提主编的《春秋左传词典》,张习孔、田珏主编的     

孔子不修《春秋》辨

孔子笔削《春秋》的说法起源很古,就今天所知材料而言,明确提出这一看法且影响最大者,当数孟子。《孟子》一书中谈及这个问题的地方有几处,如言“孔子惧,作《春秋》”,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最长的一段见于《离娄》篇,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     

《吴世家》史源探讨

一、《左传》以外的记事史料《吴世家》记事部分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就是《左传》.不过有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较《左传》更为原始或者更为可靠的史料,司马迁当然不会放过.例如关于诸樊元年吴楚交战,《左》襄十三有记载:“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而《吴世家》记云:“秋,吴伐楚,楚败我师.”这里《世家》依据的就不是《左传》,而可能是某种原始的吴国史记.“我师”应是吴国史官记事之辞,本不宜出现在汉人的著作里,也许是司马迁偶有疏失,没有将人称更改,遂使后人得以略窥其史料的来源.《吴世家》:“(阖闾)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此事在《春秋》、《左传》中都有记载.定公五年《春秋经》云:“夏,於     

经与史：宋代《左传》学研究的二重路径

从学术史来看,经与史是宋代《左传》学研究最重要的二重路径。在宋代经学疑经思潮背景下,学者们对《左传》作者的身份及形成时代提出了怀疑;对杜注为代表的解《左传》之“例”,特别是其中的“从赴告”说之牵强提出批评;对《左传》中不符合义理之处进行批评与改造。经学上的怀疑与批评降低了《左传》的经学地位,从而使其史学特性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把《左传》当作史书来看待,肯定其作为编年体的典范对宋代编年体史书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左传》进行史学改编,促进了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重视《左传》蕴含的史料价值,据此对春秋历史发展大势以及制度沿革作出考察。宋代经学上对《左传》学旧说的怀疑与批评,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左传》经学地位的“降格”,其史学价值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掘。     

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功臣——广东人陈钦陈元父子

一般的意见认为汉人刘歆是奠定《左传》学的元勋。那么,当时的陈钦、陈元父子俩对促进《左传》学的发展来说也贡献颇大,堪称是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大功臣。 《汉书·刘欲传》说:“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说《左传》是由春秋末战国初的鲁国人左丘明最先编撰的,因这部书中有不少内容对孔子所撰的《春秋》经文有所解释,故它又被视为解经之作。西汉时著名的解经之作有《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具属今     

关于《春秋》性质的再思考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从战国之际的孟子、苟子,直到两汉时期的司马迁、班固等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即认为它是一部蕴含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孟子&;#183;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瞑。”这是说孔子有鉴于春秋末年世道人心的衰坏,     

《〈春秋〉考论》评介

姚曼波先生的大作《〈春秋〉考论》于2002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付梓行世。该书从全新的角度,探索了孔子作《春秋》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立论不仅大胆,而且新奇。该书资料翔实,思路清晰,考辨缜密,可谓当今春秋学研究领域中的创新之作。经过仔细阅读,笔者认为该书有两个较为鲜明的特点。首先,视角独特,极具开创性地提出了《左传》的蓝本为孔子所作的新说,为春秋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自《孟子》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一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春秋》便被当成了孔子借以阐发其政治哲学、贯注其学术…     

《春秋》三传的灾异观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常被并称为《春秋》三传。本文标题也采用了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不过,应该说明,《左传》原非解《春秋》之书,前贤已多有论证,我也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本文标题并不表明我是认为《左传》原为解经之书的。一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春秋》的“论《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验,皆非大义所关”条中,举了一些《左传》中占验的例证,并说:“公羊家与左氏异趣,而亦好言祥异占验。汉儒言占验者,齐学为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皆齐学。公羊氏亦齐学,故董子书多说阴阳五行,何氏解诂说占验亦详。要皆《春秋》之别传,与大义无关。”     

孔子诞辰纪念日

孔子诞辰纪念日是民国“国定纪念日”之一.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者.他幼年即志于学;壮游四方,阐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救世致治忠恕一贯之道;晚年复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垂法后世,为儒家之祖.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为纪念孔子,历朝都有封号.并于孔子诞辰行礼祭祀.孔子生日,说法不一.《公羊》、《谷梁》二传都说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而《公羊传》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传》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以夏历推算,则为八月二十七日,所以《孔子家谱》及《祖庭记》都根据《谷梁传》定于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诞.清朝康熙皇帝也钦定此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     

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续)

(三)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 最令我们重视的是司马迁所揭示出的《春秋》之义的最高层次的含义:即孔子把三代之礼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并探讨了礼的发展的规律性。请读司马迁如下的一系列论断。他写道:“《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太史公自序》)。他又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甚至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观殷、夏所损益曰:‘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左传》“日有食之”新解

日月食在《左传》中有不同说法。《左传·宣公十二年》:“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左传·昭公十七年》:“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滴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日月之食’、‘日月之灾’、‘日月之眚’都是同一回事。但在更多的时候,《左传》称日食、月食,不是直截了当地说日食,月食,而说成是“日有食之”。其中的“有”字作何解呢?千年来无人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近治小学,恍然有悟。今考论于次:     

顾炎武论世风

一、风俗的形成及其作用 《四库全书提要》说顾炎武《日知录》“十三卷论世风”,所谓“世风”实即社会风俗。该卷第一条“周末风俗”是全卷的总纲。开卷便从春秋末和战国初历史谈起:首先说《春秋》和《左传》记事之终,即“《春     

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