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草药

杜甫以诗闻名于世,后人称为“诗圣”,其实杜甫与药物也打了一辈子交道,采药、种药、洗药、卖药,从没消停过。这一方面因为他自己是个“药罐子”,身子骨多病,时不时的需要“来两付”,买不起药,只好自己动手了。另一方面也是为清贫的生活所迫,卖药的钱好歹还能养家糊口。     

初识刘再复

文学家刘再复被称为“漂泊的思想者”是名副其实的。这位80年代的风云人物在海外漂泊了30年。他当初既没有像某些漂泊者那样亢奋，后来也没有像他们那样颓唐。他始终在创作、在探索、在思考。     

汪为新作品

杜甫在漂泊西南时叹老嗟贫,说些“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之类的令人长息的话。杜工部何许人也,怎愿“衣敝温袍,与衣狐貉者立”,甚而去看别人的脸色？     

重走旧日时光

音乐人：MarkKnopfler 发行时间：2012年9月 Mark Knopfle终于出新专辑了口被乐迷门亲切地称呼为“老马”的他也正像识途的老马一样,历尽漂泊,总能够循着旧日时光的痕迹领着自己回家。     

诗圣小憩处 今日子美村——记天水杜甫草堂

唐代伟大的诗人杜甫,一生颠沛流离,东奔西走,所到之处,除了留下无数沉郁顿挫的壮美诗句之外,还留下了一座又一座漂泊生活的标志———草堂。如著名的成都杜甫草堂、甘肃成县（同谷）杜甫草堂,还有世人不太熟知的天水（秦州）杜甫草堂。如果说世上的英武者莫过于天水人飞将军李广,那么世上的大文豪莫过于祖籍天水的谪仙李白。这位自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唐代大诗人,一生四海为家,高挂诗歌的风帆,于楚汉幽燕之间云来鹤往。他一定也悄然来到过他的老家天水,因为天水的南郭…     

杜甫与三任成都地方长官

杜甫是乾元二年（759）岁末来到成都的，“五载客蜀都，一年居梓州。”（《去蜀》）杜甫在成都及梓州等地居住的时间跨七个年头，实际是五年多。现在，人们谈到杜甫．完全可以不提他的生地（河南巩县）与死所（湖南耒阳），却不能不提到成都。邓小平一生五到草堂．他对家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到杜甫草堂，就等于没有到过成都。”杜甫客居蜀地．曾受到了几任成都地方长官不同程度的关心，生活相对安定，一度产生过“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为农》）的想法，有点“来了就不想走”的意思。本文专门谈谈杜甫与三任成都地方长官的关系。     

试论杜甫的个体生命意识

“江海之志”、“独往之愿”,是杜甫对个体生命意识的体认和追求,伴其一生,至老弥笃。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重视不够,人们多强调杜甫“致君尧舜”的一面。这种研究格局,无论是就杜甫文化心态的认识,还是对杜诗深层意蕴的理解,都显得软片面,不够深刻。本文认为、杜甫的“独往之愿”,反映了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个性,与“致君尧舜”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价值体系,且在其文化心态中与后者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杜甫的“独往之愿”．来源于道家、道教和怫教三大文化思潮。据现有资料,杜甫萌生“独往之愿”是在他第一次漫游时期。…     

论杜甫的饮酒诗

饮酒诗是杜甫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其饮酒诗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充满悖论的心灵意蕴：他既是一个“穷愁的大丈夫”,又是一个“清醒的醉饮客”;杜甫的饮酒诗呈现出中国诗酒文化的独特形态：穷愁清醒。这种文化形态不仅体现了杜甫心酸悲怆的内心世界,更展现了一种大地般的博大的人道关怀。杜甫创造了中国诗酒文化中继“天”、“人”境界之后的“地”的境界。     

崇高与悲剧之美——杜甫《登高》赏析

这首《登高》是杜甫晚年漂泊西南间,旅居夔州时之作,历来对此诗评价甚高。如清朝杨伦认为此诗：“当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而早在明代,胡应麟就推崇此诗“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诗薮》)。     

杜甫的细节与唐代的美食

杜甫活了59岁,除"诗人"外,他还有官二代、公务员等身份。这些都不算,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这就是美食家——笔下美食如林。这不是妄言乱说。首先,杜甫家世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世代"奉儒为官,未坠素业"。杜甫在各地也有不少房宅田园,朋友赠送也不少。这是杜甫成为美食家     

徐则臣:“70后”正面对别样的乡愁

写漂泊在北京的五湖四海之人,忘不掉故乡花街的旧事人情“作家大概分为几种,一种用皮肤去写,主要凭借感受;另一种用心去写,凭借情感;还有一种用脑子去写,这类作家相对比较理性,一定要先解决‘我写这个意义在哪里’的问题。”在中关村附近的某家咖啡馆,作家徐则臣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道。他将自己归入“理性作家”之列,他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就是对“70后”一代的意义追寻,探寻中国社会近30年的转     

二战期间海外华侨的“航空救国”壮举

<正>“航空救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率先倡导的理念,因为他认识到“飞机将是未来战争决胜的武器”。他在1920年重建大元帅府时,专门设立了航空局,并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25年逝世,他始终未能亲眼见到“航空救国”理想在自己国家实现。孙中山先生没有料到,在他辞世13年后,“航空救国”竟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全民族的热烈响应和大规模的践行。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生活探迹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四处通缉维新派人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不得不流亡海外躲避抓捕,从1898年至1915年共在国外漂泊了16年。在此期间,他依然心系祖国,经常饱含热泪,遥望神州,为祖国的命运担忧。     

公元七五九年的第三次流浪

黄昏时节,一声轻啸,杜甫催马出城了,马是病马,车是朽车。余晖扑面,彩霞满天,秦州孤零零的戍楼已甩在身后。有骁勇胡儿骑马驰过,四起的烟尘中,那羌妇忙不迭遮了容颜,而边塞使者如此倨傲,竟然对伟大的诗人杜甫撇着他不屑的嘴,红嘴鸦便伏在树丛中啼鸣如哭了。这一年是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杜甫48岁。是时,正是“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的10月。似乎就在不久前,杜甫刚刚吃了一捆青菜、几头小蒜,吃了小米黄粱,也刚刚听了城头上的胡笳和羌笛,还怜惜过一位秦州的绝世美女,惦念着人家“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呢。可是没过几天,他连青菜和小…     

杜甫究竟忙什么

最近杜甫忽然成了网络名人,一系列“杜甫很忙”的恶搞图片被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图片中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忙得不可开交,让观者哭笑不得。杜甫生前的确很忙,可他从没工夫去忙这些劳什子,“诗圣”和我们常人一样,忙得更多的是实在普通不过的东西：生计。     

杜甫的“北漂”生活

从746年到755年,杜甫-在京城长安“漂”了近十年。 在盛世的唐代、繁荣的长安,已是“而立之年”的杜甫带着一家老小,始终应试不第、干谒不遇、献赋未果,生活处处充满艰辛。     

对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注释的两点意见

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注者甚多,我们读了之后,有两点不同意见,现提出商榷。一、关于“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两句的注释。我们所看到的,都以为“漫卷诗书喜欲狂”是写杜甫自己,这是不妥的;甚至还有人以为,“愁何在”也是指的杜甫本工,这就更不对了。我们认为,杜甫在“剑外忽传收蓟北”,喜极而“涕泪满衣裳”的时候,再看看妻子的情况是怎样呢?她经历了多年的战祸,这时听到了胜利的消息,也异常高兴,平日的愁苦已完全、消失,不知到何处去了。很明显,“愁何在”指的是妻子,而不是说杜甫自己。“漫卷诗书”、“喜欲狂”,说的都是妻子,这是对妻子在收拾诗书急欲回故里的极为具体生动的描述。“漫     

巴蜀杨慎和杜甫“蜀中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杨慎与杜甫有着独特的因缘关系。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六朝诗学的审美评判,与杜甫有某些契合之处,就是在诗歌创作上其学杜时间之久,可谓矢志不渝。特别是谪戍云南和生命的后期,其对杜甫晚年的人生况味和杜甫“蜀中诗”的体悟尤深。其诗更得杜诗风韵。     

也谈杜甫的佛教信仰问题

关于杜甫的佛教信仰问题,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宗教信仰》中认为:“他(指杜甫——笔者注)虽然没有落发为僧,看他的情绪似乎比所谓‘僧宝’还要虔诚.‘不复知天大,空馀见佛尊’的老诗人.与其称为‘诗圣’,倒宁可称之为‘诗佛’;难道不要更妥当吗?与郭沫若观点相反,萧涤非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指出:在他(指杜甫——笔者注)的头脑中,佛教思想只如‘昙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企图用“人道主义”来涵盖杜诗中显露出的佛家气味.郭、萧两人的不同见解在学术界颇具权威性,但都难辞偏执之咎.郭氏有意夸大杜诗中的“佛”味,只见树木,不风森林,用“诗佛”代替“诗圣”,已早为学术界所非.萧氏的“人道主义”是否就可以荡杜诗中的“佛光”呢?从他的《杜甫研究》看,很难令人信服.笔者无意细绎他们的观点,只是想指山,作为一个生长在中世纪的伟大诗人,在外来文化,尤其是释家教义盛行大唐帝国的文化氛围中,其思想受之感染是十分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回避或作夸大.从他的“筑场怜穴蚁”(《暂住白帝复还东屯》)以及“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凤凰台》)等诗句看,很难抹去杜诗中“佛”的成份.     

一样的别离 异样的情感——浅析杜甫和陈与义的两首送别诗

在唐宋诗中送别诗创作数量大、质量高,但它们却有自己各自时代的特色。宋代的陈与义被方会回列为江西诗派的“一宗”,但又被称为“亦江西诗派而小异”。在学习杜甫方面有他自己的取舍,在送别诗创作方面,由于二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的时代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特点。本文试以两首送别诗对此予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