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的长白山认识

本文认为,朝鲜王朝建立初期,长白山(朝鲜称白头山)被视为域外之山,所以没有被列入国家正式的山川祀典中。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定界以后,长白山成为中朝界山。英祖时期,长白山被定为北岳,成为朝鲜王朝的圣山。高宗建帝称号,对包括长白山在内的五岳进行封号。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长白山成为象征朝鲜民族独立精神的一座灵山。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是专门接待明朝使臣的馆舍.围绕太平馆的接待职事,朝鲜设置迎接都监都厅,下设"六色"及各司负责使臣的生活起居,户曹、兵曹、工曹等衙门分别配合,负责财务、保卫、修缮、供给等项事务.太平馆内主要举办接待明朝使臣的各种宴会并进行贸易洽谈,是朝鲜王朝与明朝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机构,具有"崇华事大"的象征意义,对维护和发展明朝与朝鲜的封贡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朝鲜王朝时期的服色禁制

朝鲜王朝时期服色禁制的颁布主要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等各个方面原因所导致的。文章主要采用试论结合的方法对朝鲜王朝时期服色禁制进行阐述,通过中朝服饰制度对比进一步呈现朝鲜王朝时期制定服色禁制的原因。     

论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及作用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统治地位,影响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统治。朝鲜与中国联系悠久,也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宋元以后．儒家思想发展形成了程朱理学。由于朝鲜王朝时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化联系更为密切．使程朱理学同样在朝鲜得到广泛传播,并对朝鲜王朝的政治建设发生了重要作用,本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政治建设的影响。     

建州女真董山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述论

作为明朝边疆民族的建州女真董山部,一度居住于朝鲜境内的会宁地区。以世宗为首的朝鲜王朝为了开疆辟土,极力挽留董山部居于朝鲜境土,但董山率部冲破朝鲜重重阻挠迁回了明朝境内。此后,以世祖为首的朝鲜王朝,又通过授予官职、赏赐物品等方式,与建州部私下交通,予以绥抚。为了维护领土统一与边疆安定,防止朝鲜北进拓边,明政权对朝鲜王朝与董山部的交往进行了干涉,这就构成了彼时富有特色的三角关系。     

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

朝鲜王朝编修了四十多部中国史书 ,其中以明史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则是宋史。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儒家正统观成为这些史书的基本原则 ,上至国王 ,下及儒士皆参与中国史书的编撰 ,成为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表征。透过对这些史书的分析 ,不仅可以看到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 ,而且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明清时期的双边关系 ,同时反映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     

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演变考论

在唐后期经五代到北宋初期财政中枢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虽然唐未曾出现以一名重臣主判三司的个别事例，后梁曾设置建昌宫使、国计使、租庸使分担了一部分财政中枢的职权，但总体上看，唐末、后梁实行的仍然是宰相分判三司制。后唐才正式改行一人专判三司制，但专判人选来源有多途，其职衔称号有多种；任命财政最高长官时，“判三司”与充“三司使”是两种不同的正式职街，轮流使用，但宰相被任命为“判三司”之后也可被称为“三司使”。后唐的一人专判财政三司制显示出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故为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初期所继承。与此同时，专判者的权力逐步增强，地位明显提高。     

朝鲜王朝对中国书籍的购求及其对儒家文化的吸收

朝鲜王朝从中国获取书籍的数量、种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从明朝获取书籍的途径一是由明廷赐给,二是由使臣在市场购买。与此同时,朝鲜王朝也重视对引进书籍的印制和传播,努力吸取书籍中蕴寓的思想理念、行为规范,从而使儒学在朝鲜半岛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     

朝鲜王朝《奎章阁志》略考

《奎章阁志》为朝鲜王朝国王正祖"御定"的一部以叙述该国的重要机构奎章阁为中心的文献。此书编修历经数年,有"初草本"、"再草本"、"完成本"3个版本,记录了奎章阁的建置、制度、仪式、职能等诸方面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和珅形象

和珅生活的时代,是中朝关系发展较为稳定的时期,朝鲜多次派使团出使燕京,使臣对和珅的印象和评论在《朝鲜王朝实录》中多有记载。这些记录较好地复原了和珅的贪腐弄权、目中无人的性格,也生动刻画了他作为乾隆近臣,从事外事职务的形象,还揭示了他如何一步步走向悲剧结局的过程及其对清朝政局的影响。     

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馆藏两件朝鲜王朝文物赏析

朝鲜王朝与中国、日本在贸易及文化方面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共同创造出灿烂的东亚文明。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馆藏的李氏朝鲜时期炒茶青铜铲反映了朝鲜王朝时期炒青散茶技术的情况,常平通宝形制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的通宝形制有着密切联系,币制的稳定与对日铜矿贸易有关。两件文物是朝鲜王朝与中国、日本在文化及贸易领域交流的重要见证。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朝鲜王朝的宫廷瓷器--以王室瓷器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从朝鲜王朝初期起,瓷器就是一种重要的贡物,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瓷器所、陶器所将其作为地方土产贡纳给宫里。贡纳的代表性王室瓷器有粉青砂器和白瓷,其中白瓷尤为珍贵,从朝鲜建国到世宗年间一直是王专用的御器。分院官窑出现后,朝鲜王朝的窑业从初期瓷器所、陶器所的生产体制过渡到前期的分院官窑体制。朝鲜王朝的瓷器发展共分为初期、前期、中期、后期和末期五个阶段,不同时期的生产机制和产品具有不同的特点,窑址分布也有差异。     

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文学世家考——以《箕雅》为中心

高灵申氏起自高丽时代,自家族伊始便是朝鲜半岛名门望族,以诗书传家。尤其是在朝鲜王朝时期达到盛极,文人辈出,大放异彩,有九人诗作入选韩国文学史上汉诗规模最大的诗歌总集——《箕雅》,足见其文学世家之盛,堪称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半岛数一数二的文学世家。笔者以《箕雅》为中心,对其文学世家略作考述,并对其文运昌盛的原因初作探究。     

略论王朝初期的地方叛乱

在本人发现的历史大周期中,长命王朝汉朝,唐朝,明朝,和清朝,在建国六十年前后总是有一个动荡时期,而且是围绕中央政府权威进行挑战而展开的。但这种叛乱行为很少成功的,往往落得身家性命不保,臭名遗留后世!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简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和珅形象简

和珅生活的时代,是中朝关系发展较为稳定的时期,朝鲜多次派使团出使燕京,使臣对和珅的印象和评论在《朝鲜王朝实录》中多有记载。这些记录较好地复原了和珅的贪腐弄权、目中无人的性格,也生动刻画了他作为乾隆近臣,从事外事职务的形象,还揭示了他如何一步步走向悲剧结局的过程及其对清朝政局的影响。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探析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是彼时中朝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满住部活动于辽东地区,与朝鲜国境毗邻,于是因地理之便与朝鲜开展贸易,但由此也与朝鲜产生了诸多摩擦,因而遭到了朝鲜的多次征伐。由于建州女真为明朝的地方政权,而朝鲜又属明皇朝的藩属国,因而朝鲜在如何处理与李满住建州女真的关系问题上,就体现出了朝鲜、女真、明朝三角关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