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何时正式成立

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准确时间,党史界说法不一。一说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如上海市高校,浙江省高校和湖北省分别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都是这个提法。根据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1931年11月7日),此宣言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回忆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就印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发出通知,这个《决定》共有十个问题,后来被称为“前十条”;同年11月14日,中央就《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发出通知,除了上述《决定》外,加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这个《规定》也有十个问题,后来被称作“后十条”。     

中央第一个增强党性文件何时提出?

正《中央第一个增强党性文件的由来》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下称《决定》)。这是建党以来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份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在党的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什么中央恰恰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在更早比如在遵义会议的时候提出党性的问题?为什么把     

周恩来与中央文库

正到1930年10月,文件保管处已集中了一大批文件。后来文件保管处撤销,随即成立了中央文库,由周恩来同志直接联系。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中央秘书处工作,同时兼任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并继续指导中央文库的工作。中央文库对外以"家庭化"方式出现,成员有各自的职业和身份,但不参加群众集会和游行,不参加保护文库以外的政治     

上海临时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侦破纪实

120两黄金的"特费"神秘消失 1931年初冬,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革命陷入低潮,急需经费更是严重不足.为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秦邦宪(博古)与瑞金中央苏区取得联系,让即拨款以解燃眉之急.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

一九六一年七月中央批准下发的《科学十四条》(我以为,从实质上应当说,它是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为报送十四条写给中央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     

关于民国元年参议院风波的几个问题——与胡绳武先生商榷

关于民国元年参议院风波的几个问题——与胡绳武先生商榷李学智民国元年３、４月间,湖北省议会带头掀起了一场不承认南京临时参议院、另立临时中央议会的轩然大波,胡绳武先生《民元南京参议院风波》（以下简称《风波》）一文①对此详加剖析,读后获益良多。但笔者以为其...     

红色政权的第一份报纸

正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正式宣告成立。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创刊了。它是中国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实际上起着中央党政机关报的作用,社址在瑞金叶坪村。《红色中华》报铅印四开,一般出4-6版。它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等内容     

对延安时期陈伯达“洞中闲话”的片断回忆

革命不能硬来,不能强迫干,不能任意制造,而应当“自然而然革命化”。这个提法,是我在1941年下半年从陈伯达“洞中闲话”中听来的。他当时说是毛主席讲的,提倡的,是毛在泛泛地批评左倾急性病的革命家时讲的。这时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农村经济组工作。该机构是1941年六七月成立的,是根据中共中央刚发表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的三个大型研究室之一,其他两个是中央党务研究室、中央敌伪情况研究室。这三者是分机构办事的,互不相干。政研室的副主任是陈伯达,主持工作(主任是由毛主席挂名),我在这机构工作半年多后就较长时期地到晋西北去…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与《临时约法》的几个问题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与《临时约法》的几个问题邹小站一、南京临时政府有没有给妇女以参政权一些论著为说明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性、民主性,根据１９１２年２月４日孙中山在给“女界共济会”的复函中,曾说过“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致”的话,便断定：“据此,临时参议...     

新发现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史料

<正>2014年,笔者撰写了《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的文章,发表于当年第5期《中国钱币》杂志上。此文侧重介绍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实物情况,对纸币的解读使用的是吴自权先生在1991年提出的观点,即：从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正面的两边竖书“增加工农生产”和“发展社会经济”口号看,纸币的设计一改过去铜币券上的“赤色区域,一律通用”的提法,表明此时的江西苏区形势有了实质性的转变,银行的作用即将与时俱进,为苏区的经济发展做更多的工作。并且还认同吴自权先生说的,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并未公开发行,是“券样”。主要原因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国家银行,由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统一中央苏区金融市场。     

李公麟故里考

宋代著名画家李公麟,关于他的籍贯问题至今尚有疑义。《宋史》说他是舒州人;《宣和画谱》和《东都事略》（南宋王著）说他是舒城人;新版《辞海》《辞源》以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又有舒州舒城人这一提法。为此笔者查阅了有关史料,拜访了一些方志学家并进行了实地考...     

中共中央档案历险记

瞿秋白制定《文件处置办法》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明确规定,中央的文件要由一名中央领导人亲自保管。1923年设立了秘书,改由秘书保管,毛泽东就曾任过秘书。1926年中共中央设立了秘书处,下面设有文件保管处。根据中央的指示,这个文件保管处同时也是中央各机关的文件存放库。后来党内的一些同志都称它是“中央文库”。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各地各组织之间的文件来往越来越频繁,积存在中央的文件也越来越多。为了保管好这些文件,在中央秘书处下面设立了文件阅览处（供中央负责人阅读文件的地方）,负责人是张纪恩、张越霞夫妇。…     

对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时部队番号和左路军力量配置问题的考订

1935年8月,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混编时部队的番号和左路军的力量配置,党史界的说法历来不一。最新出版的许多党史著作和一些有关革命回忆录,在提法上也不一致。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三种: (一)没有三十二军说。认为“右路军以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组成,左路军以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如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83年2月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就持这种提法。(二)、没有三十三军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王健英同志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见《红旗》出版社1983年5月版)写道:     

司马迁下狱、宫刑年代之商榷

一关于司马迁受宫刑的年代问题,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 一是天汉二年说。即公元前99年司马迁遭受宫刑。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司马迁作史年岁》云:“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范文澜在1931年北平文化书社出版的《正史考略》中原主张天汉三年说:“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年四十八。”但是,在解放初出版且尔后多次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改为天汉二年说:“前九十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专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 ,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据他自己说 ,到民国二十年 (1931年 )夏 ,“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 :“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 ,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 (民国 )二十年 (1931年 )春天写的 ,因时局影响 ,研究所迁徙两次 ,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 ,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 ,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三版)一书的若干修订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三版)(以下简称第三版)一书对有些问题的提法与史实不甚相符,笔者拟按先后顺序作如下修订,就教于该书作者和史学界的同行。 一、第3版第5页说,英国的《人民宪章》是     

社科院专家党国英解读乡村振兴:在农村建设“半小时公共服务圈”

关心政治的人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听到一个词——“一号文件”,这是中央一号文件的简称,原指中共中央每年发布的第一份文件,现在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2月21日,《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正式颁布,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颁布的第十八个聚焦“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的一号文件。近日,国家乡村振兴局也正式挂牌亮相。     

浅谈文化馆(站)免费开放的基本情况、问题与对策

<正>2011年年初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出台的《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这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里程碑式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文化改革。拜泉县在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中紧紧围绕中央两部出台的工作意见,认真抓好、落实此项工作,其作法如下:一、文化馆(站)免费开放情况2011年5月初拜泉县人民政府及文化主管部门对两部下发的《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进行了认真     

就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答朱英同志

朱英同志的商榷文章《关于对比研究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一点意见》(载《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对拙文《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比较研究》(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3期)从两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是宏观的,二是微观的。宏观的即中西双方社会形态及二者的可比性问题。微观的即如何看待中国秦以前的抑商问题。应该说,这两个问题在历史研究中都是重要的课题。这篇短文不可能全面系统地展开讨论,只能大致地陈述自己的基本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