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文革”中的一件公案——回忆《往事十七首》风波

1973年,合肥几条大街同时贴出了一份大字报,揭发批判“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我参与了打倒陶铸

在"文革"中,最早在北京贴陶铸大字报的可能是上海市时代中学高中生陆荣根。他于1966年11月20日,在东城沙滩中宣部办公楼墙上贴了长达一万多字、题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字报。12月1日又在中宣部大院内贴出一万多字的大字报,题目是《再向陶铸开炮》。对这两份大字报我没什么印象了。还有一张有相当影响的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与我有直接关系,其情况和过程如下所述。大概是1966年12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     

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

大字报出现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是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放”的方针。于是,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然而转眼间,大字报就沦为“右派分子”的“帮凶”,并又成为“左派”清算“右派”的利器。当年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的,有不少就是书写和张贴大字报者。《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一文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     

红卫兵两次冲击人民日报

在文革时期的前半年中,红卫兵有两次冲击《人民日报》。 1966年8月26日,大约上午十点钟左右,在王府井的《人民日报》读者接待室,来了一批红卫兵。他们身穿军装、臂佩红袖标,气势汹汹、蛮不讲理,在接待室的桌子上把鞭子甩得“叭、叭”响,说是要编辑去见他们,并气势汹汹地贴出大字报：“勒令人民日报立即停刊!”     

“畅观楼事件”真相

北京市委在畅观楼召开的一次会议距今已过去了40多年,当时的具体情况,鲜为人知。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北京日报》连篇累牍地对这次会议进行“革命大批判”,这次会议一下子变成了“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成了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又一大罪     

“文革“中的外国专家造反派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之后,不仅大陆上的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和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就连当时正在中国大陆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国朋友们,也被席卷进去,与中国人民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一、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公开宣传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的大字报为开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对聂元梓等人这张大字报作了高度评价,誉之…     

末代皇帝学唱“认罪嚎歌”

记得＂文革＂劳改中,溥仪、杜聿明、沈醉、杜建时和我,去一家纸厂拉写大字报用的纸和笔墨。 一进大门就看见地上的大字报,满墙也是大字报。溥仪手里还夹着香烟,沈醉看见不敢说他,对溥仪做手势,用手指做熄灭烟头的动作,溥仪不理解,举着香烟来回晃悠。我挨着溥仪小声说：＂把烟头熄灭了!快……＂溥仪还不理解。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珮云。6月1日,毛泽东决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毛泽东曾盛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这张大字报的七个署     

寻根求源,实事求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读后

印红标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第7期),是一篇审慎调查、寻根求源、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好文章。它澄清了长期以来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件重要史实的不准确说法。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性的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狂飙恶浪,是从被毛泽东称赞为“写得何等好啊”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报刊发表、电台广播而掀起的。那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一重要史情,长期以     

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

“红卫兵”最早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当时我是清华附中的工作组长,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学校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北京市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出现了高潮,学生自动罢课,领导组织瘫痪。     

大字报的起源初探

文章对大字报的起源进行了历史探讨,认为大字报起源于古代的揭贴和近代的壁报或墙报,其名称在1957年整风反右之前已公开出现。     

第一个贴反林彪大字报的人

在“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利用大字报来打倒、迫害老干部。可是，随着这场“革命”的深入，人们对林彪、江青一伙的面目也逐渐有了认识。于是，人们也用大字报去揭穿野心家的阴谋。     

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认定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及其妻子曹轶欧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各种有关的书籍刊物也都是这样认定的。可是1999年7月,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上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却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哲学系少数教师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另一位先生在另一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总之,他们是以“自发论”来否定中央的定论。凡是要否定一种说法,必先了解该说法的根据是什么,然后有根据地提出新的论…     

我们这茬儿人

十、佟槐给我写了一张大字报1966年5月,随着"5·16"通知的下达,随着毛泽东所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传达,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一,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工、农、兵,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圣徒和魔鬼,一股脑儿卷了进去。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也包括了地处太行山区,座落在旷野里的山西省长子中级农职校。     

沈阳毛主席塑像的建造

1966年,随着一纸《五·一六通知》传下来,人们“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文化大革命”风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发不可收。“造反派”们因袭《毛泽东选集》描述当年湖南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的方法,又戴高帽子又挂木牌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继而借助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把锋芒转向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进而殃及各地方、各部门、各级别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那时间,真可谓“造反派”风起、“专政队”林立,“专案组”如网,而且是“网大眼小,一个也跑不了”。     

在华外国专家的文革经历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时,不仅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与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甚至连当时正在中国帮助建设的外国专家们也被卷了进去.这些外国专家与中国民众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 外国专家也写出“马列义大字报” 文革开始后,外国专家们也纷纷提笔写起了中国特色的大字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4个外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斯合写的一张,后来被誉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马寅初：决不向不以理服人的批判者投降

1958年春,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新的一轮政治运动的序幕又渐渐拉开。在北大校园里,陆续出现的一些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年近八十的马寅初。马寅初作为一校之长、著名的党外人士,逃过了反右一劫,他的一些同事、朋友甚至包括他的一些弟子被批判,或者戴上了右派的帽子的痛苦记忆,还深深地留在他心里。大字报再度出现,马寅初决定选择主动。3月21日他贴出大字报作自我批评,检讨1957年4月讲话中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某些提法的错误。但是,出乎意料,他的自我批评被人揪住不放。3月26日经济学系主任贴出政治色彩浓浓     

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关于它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权威的说法是:这张大字报由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策划,并且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人写成。笔者主要依据对大字报作者等当事人的访问及其他口述资料对此说提出质疑,并     

“文革”初期的叶剑英(下)

稳坐西山,攻读马列,“全心全意—为公” 叶剑英顷刻之间陷入了更大更深的逆境。眼前看到的是满地满墙的“大字报”,耳旁听到的是“造反派”指责“老机”、“老右”的一片叫嚣声。但他稳坐西山住所,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公开说:“大字报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