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古北岳

宋元八年十月至绍圣元年四月,苏轼任职定州知州,由此与北岳恒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多次赴曲阳祭祀北岳恒山,并曾乞降度牒修葺北岳庙;他以北岳松膏酿酒,并创作《中山松醪赋》,给后人留下了精美的书法佳作;他于中山后圃得北岳恒山雪浪石,遂建斋刻铭,为历史增添了一段千古佳话。     

河北古北岳庙造园艺术初探

河北古北岳庙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北岳恒山之神的场所 , 它坐落于大河之北,风景旖旎的千年古县曲阳境内。北岳庙的园林布局规划寄寓了造园者道教思想和传统礼制文化的意识,表现出其独有的燕赵之地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体现了与其它岳庙不同的景观特征。本文试图从北岳庙的院落布局、空间处理和意境表达三个方面作一说明 , 以古典园林造园美学视角对古北岳庙景观进行解读 , 助推中国传统庙观园林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浅析

河北曲阳的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山川的自然崇拜,虞舜时期有了最早的祭祀五岳活动,汉代对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祠祭祀,唐、宋两朝则形成了北岳祭祀文化的两个高峰,明代皇家祭祀活动之频繁为历代之最,而由于清初北岳的改祀,曲阳北岳庙的祭祀活动从此渐趋衰落。     

从曲阳到浑源:北岳移祀过程补考

顺治十七年(1660年),自汉代以来就在直隶曲阳县举行的祭祀北岳礼改在山西浑源州举行。这次移祀事件有复杂的历史背景,首先五代之际北岳祭祀地点确实存在变化,其次至少金元之际就已经出现了浑源北岳说,到了明代弘治六年(1493年)马文升提出北岳移祀一事时,浑源北岳说无论是在以方志为代表的文本上,还是在实际的祭祀活动中都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曲阳北岳庙发现元代祭祀遗物

2004年,在曲阳北岳庙院内德宁之殿西北角出土了80件元代瓷碗及宋代铜钱1枚。经考,这批瓷碗是元代北岳庙祭祀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遗物,为我们研究北岳庙的祭祀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访大茂山遗迹 谈古北岳恒山

2005年,曲阳县文物保管所对大茂山主峰周边的遗存进行了实地考察,共考察了遗迹23处,发现碑刻等遗物79件。通过考察作者认为,大茂山就是古北岳恒山,也是宋辽对峙时期和明代的战略边防要地,众多的寺庵庙观遗址说明这里还曾是佛、道两教的圣地。     

苏轼与砚

苏轼是中国古代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化巨人。他精于策论诗赋,文字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后世所称颂。他又擅于书法绘画,以“不践古人”、“能自创新意”而自成一家。其丰实多彩的文事生涯,使他与文房四宝结下了特别的情缘,流下了不少千古佳话。然而在以往的苏轼研究中,人们更多地重视的是他在文学、书法绘画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他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的研究则相对不足,有的甚至是空白。     

从《玉宸观记》碑看元代北岳恒山道教

元代《玉宸观记》碑发现于古北岳主峰北麓之涞源县白善寺村柏山寺遗址,碑文记述了玉宸观观主渊澄子的生平事迹,从中可了解元代北岳恒山道教的传播和兴盛以及金元时期全真教部分宗师的传承关系。     

河北曲阳北岳庙动物病害调查与防治对策研究

鸽子和蝙蝠的活动与排泄物污染是威胁北岳庙德宁之殿古建筑与古壁画安全的关键因素。本研究首先开展了德宁之殿动物病害现状调查,利用安防监控系统监测了大殿内蝙蝠的夜间活动特点,使用观鸟望远镜观测了鸽子的白天活动规律,并测定了病害动物排泄物的酸碱度和易溶盐含量。针对德宁之殿当前的动物病害问题,引入超声波驱赶法对大殿内病害动物进行驱逐,结合数字式声级计和单位面积蝙蝠排泄物重量变化对驱赶效果做出判定。结果表明:有近千只蝙蝠和数百只鸽子在德宁之殿内、外频繁活动;蝙蝠尿液呈酸性,富含硝酸盐和硫酸盐,其粪便为碱性,硝酸盐含量较高;鸽子粪便内含有较高的硝酸盐;病害动物排泄物易造成古壁画原有保存微环境改变,产生病害。安装超声波动物驱赶器后,大殿内蝙蝠平均活动时间缩短,活动强度受到了明显抑制,活动区单位面积内排泄物重量降低;大殿外鸽子也受到了驱赶器的影响,延迟返巢。超声波驱赶法在古建筑蝙蝠与鸽子病害防治过程中具有一定优势,同时有必要实施其它物理防治和机械防治等主动干预措施,以进一步提高综合防治效率。     

东坡苏公帖碑研究

东坡苏公帖碑是现存刊刻最早的苏轼个人丛帖,也是历史上优秀的苏书刻石之一。本文对该帖作了多方面研究,并特别指出帖碑中保存的《中山松醪赋》“元祜正书本”是仅存的苏轼的两种写本之一,有别于人们熟知的“绍圣合卷本”。该本中苏轼修改的字迹表明它与《中山松醪赋》祖本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帖碑上四种苏轼手迹,三种墨迹已失传,有赖刻石流传,而帖碑是其传世最早的佳刻。因此,东坡苏公帖碑无论在保存东坡书迹方面。还是于苏轼诗赋校勘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也是帖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重要对象。     

苏轼与经济危机

稍有一点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苏轼苏东坡是我国北宋时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是一位全才,诗文词赋无所不精,音乐书画无所不能。他的诗民间都有“韩潮苏海”的说法,意思是说：韩愈的诗如钱塘潮水,苏东坡的诗像大海一样宽广。他的文正如他自己所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挥洒自如,     

苏轼与王遹诗文考

北宋时期,祖籍河北栾城的眉山苏氏家族与临城王氏家族世代联姻,交往频繁,关系密切。本文从所见诗文中,再对苏轼与王遹的师生情谊略作考证,以对进一步了解苏氏家族与王氏家族的关系有所裨益。     

苏轼与儋州

苏轼被贬至儋州时,已是62岁的垂暮之人,虽历尽仕途的磨难,可是创作上仍然是激情未衰,而且创作的艺术更加精深华妙。这段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雕琢。     

论苏轼的贬谪心态与作品分析

苏轼两次被贬杭州,他在杭州上任时作了大量的山水诗。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涯是苏轼人政治之低谷,却为其思想性格之高境文学成就之颠峰。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出他山水诗的主要内容及艺术特点;也可以了解到这些山水诗是他在杭州生活的缩影,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窥见他“登山有道。观水有术”以及融入自然又超脱自然的情感特质。     

乌台诗案与苏轼“以诗托讽”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以诗托讽”致祸,被贬黄州,此即乌台诗案。苏轼之所以“以诗托讽”,原因有三：一是对现实主义诗风的继承与发展,二是苏轼淑世思想的体现,三是对恶劣言论环境的挑战。乌台诗案对苏轼文学创作影响较大,此案之前的苏诗高扬现实主义,紧扣时代脉搏;此案之后的苏诗追求旷真,转向“和陶”。     

遵“古”而行与以俗入礼——论西汉中期郊祀改革中“古制”的文化实质

秦至西汉中期,关东方士在参与国家祭祀改革时,多以“古制”为据。但方士所言“古制”并非真正的上古三代之制,而是战国时期关东六国,尤其是齐国的祭祀礼制。相较于源自秦地且在秦至西汉中期被奉为国家最高祭祀的雍五帝祭祀而言,这些关东祭祀制度属于“小传统”,即与国家之“礼”相对的地方之“俗”。关东方士之所以要将关东之“俗”建构为上古三代之“礼”,一方面是因为伴随着广域集权国家的建立,三代时期“礼”“俗”有机互动的体制遭到破坏,“礼”确立了对“俗”的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将战国之制婉饰为“古制”也顺应了西汉文帝朝以来的“奉天法古”思潮。     

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走访与雅集——以苏轼为中心

交游为士人在朝堂之外的重要活动。东京在北宋士人的交游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住宅与庭园为载体,士人之间多有走访与雅集。苏轼、范镇、王巩、王诜、王棫以及苏门六君子等人的住所,分布于东京城的不同方位。经由日常的走访与雅集,这些同在东京而籍贯、家世、世宦背景各异的士人,实现着身份的相互认同,彼此的关系得以维系和巩固,生成结构松散而相对稳定的交游圈,共同营造出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     

苏轼的“尚意”书法与《集归去来辞诗》刻石

本文围绕西安碑林藏苏轼《集归去来辞诗》刻石,对苏轼的“尚意”书法不践古人、追求个性自由的本质,及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略加述评。对该刻石所据之墨迹本的由来及刊刻者邓霖其人,对苏轼这件书法作品产生的背景及其价值,略加考述。认为《集归去来辞诗》刻石之“六首本”和“十首本”各有出处,不能因为《苏轼诗集》收录10首,便轻易否定“六首本”。     

从苏轼岭南诗看其出世与入世思想的一致性

苏轼是北宋杰出的大诗人。他的一生处于北宋中期新旧党争而陨落的过程。青年时期,诗人怀抱济世救民、建功立业的雄心大志。这时期的作品,绝大多数充溢着昂扬乐观的情绪和热爱祖国锦绣河山的思想感情,令人感到诗人“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象《初发嘉州》、《巫山》、《入峡》等等,无一例外。诗人虽自幼便受道家思想的薰陶,诚如《众妙堂记》所载：“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余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