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庶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引起的轩然大波

以家庭联产责任制为特征的包产（干）到户的冲击波，20多年来一次次地冲击着我国原已僵化了的集体经济模式。斗争，失败；失败，再斗争。直到1980年中发75号文件，才正式为多少年来视若异端的包产（干）到户开出了第一张“通行证”。但“通行证”仍被严格地限制在全国贫穷落后地区使用。据农业部门统计，其时，全国贫穷落后地区有两亿人口，只占十亿农业人口的五分之一。纵然如此，这冲击波也是巨浪排空，声震神州。　　然而，全国更多的五分之四的农民命运如何？下一个冲击波将会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怎样解决？本文向读者介绍了一场富庶地…     

农村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笔账

第一阶段大体是1978——1983年。主要标志是1980年中央发文推广安徽农村改革经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联产承包,包产(包干)到户,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包产(包干)到户,本质是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农民获得有限的生产自主权。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并且农民     

遵义会议及其前后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陈绍禹)宗派集团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王明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这种左倾错误的理论纲领。同年九月,王明去莫斯科任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但他仍然通过主持     

中央苏区两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幕后斗争

<正>1930年代初,正当在上海的中共临时政治局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破坏,造成很大被动之际,党在江西瑞金领导建立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正如火如荼地发展,中央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革命形势蓬勃向上。一、党中央决定召开大会1931年10月,经过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央苏区范围不断扩大,为中国革命走向新胜利奠定了基础。上海党中央决定在江西瑞金苏区中央局驻地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继续斗争。     

新民主主义时期苗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苗族分布在祖国的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广东、湖北等省区。现有人口四百余万,是我国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苗族又是一个历史悠久、受压迫较深而又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伟大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苗族人民为了民族生存,不仅披荆斩棘地同大自然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前赴后继地同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斗争都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苗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始了新阶段,是苗族发展史上的     

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上海帮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

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由于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而失败,这是中国工人运动遇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此后,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相继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中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深切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也是凶残的,工人阶级如果孤军奋战,没有强大的同盟军,是不可能夺取革命胜利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此号召全国工人加强团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     

张恒 折腾出来的领军人物

一个劲儿地问张恒:“你就没想过失败了怎么办?”张恒哭笑不得:“你怎么老想着我失败啊。”“因为你确实屡战屡败过。”现在的张恒已经是中国户外用品零售业的领军人物,他创建的三夫户外用品店在全国同业中规模最大。但在这之前,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他退学、种地、流浪,衣食无靠,负债累累。那些年的生活中,他一次次地摔得四脚朝天后,爬起来,再上路。     

60年代初精减职工、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决策的研究

６０年代初精减职工、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决策的研究陈理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的失误,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为渡过难关,６０年代初,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关于精减...     

南北朝人口史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在研究南北朝人口史时,尽量利用现存史籍中潜在的有用信息,得出以下结论:(1)《魏书》中所云“倍而已矣”应作“倍而余矣”,是指北魏境内各地正光以前的在籍户口,约为西晋太康年间该地区在籍户口的两倍有余,即2.46倍。(2)作者估算,北魏熙平、神龟年间有人口2025万人左右。并估计从北魏到隋,全国户口比在6.0左右。(3)陈朝灭亡时的户数,实为刘宋时该地区的户数。     

土地革命后期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反思

一、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反思大革命失败后,虽然有一小部分意志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后退出了革命阵营,但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经受了白色恐怖的严峻考验并率先组织和领导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土地革命的斗争。“全国各个农村根据地都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带头建立起来的,到现在还找不出一个例外”(陆定一:《事业成败之所系》)。高度军事化的农村斗争环境下,革命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党的基础力量和领导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面否定和排斥知识分子     

段祺瑞“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的卖国外交

(一) 1925年的五卅惨案,点燃起全国性的革命烈火,各大中小城市以至偏僻的乡村举行了多次反帝示威游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国人民英勇而坚决地向帝国主义作决死的斗争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这“却是中国民族自觉的反抗帝国主义时期之第一页啊”!现在我们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目的,“决不上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一日不推翻,中国     

中南海直接干预的纪凯夫案件

解放初期,武汉市一个医院里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被诬告“偷窃”了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旧币)。这么一个并不算大的案子,竟然惊动了中央最高领导──毛泽东主席,他下令给这个案件的受害者平反,并处分了这个市的许多高级领导,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后来,这个在当时已经基本正确处理了的案件,经反反复复,两次翻案,十多年后才终于最后定案,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有名的“纪凯夫案件”。 现在,党中央正大张旗鼓地狠抓反腐败的斗争。这个案件从开始处理到两次翻案,到最后定案,经历了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斗争过程,很发人深思,从中可以吸取不少有益的…     

我亲历毛泽东领导的三次土改

从1946年到1953年春季,我亲历了毛泽东领导的全国三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共历时七、八年。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民族矛盾降为了次要矛盾,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和平和国民党坚持独裁专政发动内战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方针、任务。从1946年“五四指示”开始,在老解放区一亿多人口,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土改。1947年9月,进一步实施《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土改复查,这是第二次或第二阶段土改。1950年冬季开始新解放区三亿多人口(约占全国四分之三)地区的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全部完成,…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Blanqui1805—1881)——法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一生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天职,就是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布朗基正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先后经历过三次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曾两次被判处死刑(后均改为无期徒刑),一生中有三十七年在监狱中度过。     

辽宁锡伯族古今人口考

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有锡伯族人口八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其中辽宁省为四万九千三百九十八人,占全国锡伯族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一。可见,辽宁是我国锡伯族最聚居的地区。 关于辽宁省锡伯族人口数目的问题,建国前的历史文献资料上从无确切记载,而建国后的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都有大幅度增长又使人吃惊。本人根据近几年来搜集的资料,试对辽宁省锡伯族人口的来源、迁出、现状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明末清初,锡伯族主要居住在以伯都纳为中心的松花江、嫩江流域,东至今吉林市附近,南至西拉木伦河及辽河上游地区,西至内蒙古东部。当时,锡伯族隶属于蒙古科尔沁部。     

任弼时来到我们红二、六军团

红二军团在湘鄂西曾创建了东西长五百里、南北二百里、人口近三百万的红色根据地,是当时全国三大苏区之一。但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全党,中央代表来湘鄂西有恃无恐地彻底推行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致使红军不断遭受重大损失。以后又在清除“AB团”“改组派”的肃反运动中取消了政治工作,最终导致了湘鄂西苏区的彻底失败。贺龙后来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面红旗子”。正在这个时刻,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等率领红六军团奉中央命令来到黔东同红三军会合。他们也是在…     

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

文章对明清时期东北边疆城镇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明在辽东兴建了大批城镇 ,但至明清之际 ,因后金 (清 )采取了“毁城迁民”的政策 ,明代以来在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至康熙中期 ,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 ,其原因主要在于大量人口的外迁和清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和杨秋峰同志商榷几个问题

杨秋峰同志在一九八一年《中原文物》第一期对《大别山春雷》一文提出三个问题,本文对此和杨秋峰同志商榷。一、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是“左”还是右的问题。杨秋峰同志认为“张国焘是带着‘左’倾路线指导思想到鄂豫皖苏区来的”,所以,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应该是“左”而不是右。我认为并非如此,执行“左”倾路线的人,未必不犯右的错误,我党历史上不乏其例。请看以下事实。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 ,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 ,曾经历尽千辛万苦 ,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 ,他们用民主主义思想作武器 ,前仆后继 ,英勇斗争 ,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高潮 ,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封建主义的统治 ,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1] (Ｐ14 9) 。在屡次斗争屡遭失败的情况下 ,中国的先进分子不得不另找新的武器和新的道路。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这些先进分子经过苦心探索和总结比较 ,终于从十月革命中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见识 ,找到了“…     

《贵州古代史》中的“明代后期‘路苗’的反抗斗争”之补遗

公元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路苗”东西两路有众数万人,其首领分别为阿伦、阿万、阿绒和阿浪、阿戍等。是年十月贵州巡抚郭子章,借水西土司首领安疆臣领其土兵一万,明军守备李大谏领官兵五千人,经三个多月的征讨,血腥镇压而结束了明代后期“路苗”的反抗斗争。其后的第十一年,即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定番州(惠水)南疆的洛平地区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路苗”反抗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