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士”的困境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群体,同时这一阶层又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士"的尴尬处境出于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他们在内在与外在的冲突下有三种选择:逃避、反抗和妥协,妥协是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内外分裂的困境固然应归咎于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中一些极端理想化的因素,后世的儒生对此困境的恶化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士"只能用抽象的方式消解困境,在文艺等非现实领域获得满足。     

大学女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四弱四强”现象探析

针对当前大学女生思想出现的"四弱四强"现象,应加强理想和信仰教育,使大学女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应深入实践,贴近实际,有的放矢,解决大学女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应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理念,创新大学女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以变应变,推动大学女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留藏学法团”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

1925年6月,大勇法师率"留藏学法团"由北京出发,赴藏学法,成为民国时期内地僧人以游学方式自发组织前往西藏求法的先声。本文认为,作为学法组织的启蒙范本与汉藏关系进程中的重要组织,"留藏学法团"展现了民国时期汉藏宗教文化交流的脉络与趋向,丰富和充实了汉藏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也成为推动蒙藏委员会此后资助汉藏僧侣游学的动因。     

北宋“康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印”新识

“康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印”为一方北宋官印,因纪年明确、品级较高、铸刻精美而备受学界关注。然而,此印面的首字“■”释读有误,应厘定为“奉”,而不是“康”,印文当通读为“奉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印”。该印不仅是现存惟一的宋代“节度观察留后”所用官印,而且是目前仅见的两方宋代鎏金官印实物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

抗倭援朝战争初期,明与朝鲜间本来稳固的宗藩互信关系出现危机。战前,先是朝鲜私自通信日本种下祸根,继由东亚贸易网传来朝鲜诱引日本入犯大明的报告。朝鲜感到压力后迅速派使辩诬,暂时修复了信任关系。战初,朝鲜节节溃败,但迟迟未向明廷请援,再度引起明朝怀疑。面对危局,明朝主动派人勘疑,先后派三拨使节进入朝鲜;朝鲜则连遣使节入辽、入京请援,同时与东来明使臣沟通,释疑辩诬。经过努力,双方终于再建信任关系,并迅速投入到联合对日作战中。上述信任危机的产生及其应对处置,一方面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为中隐含着别有意味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鲜宗藩关系框架下,辩诬、勘疑等手段因常用于处理不良事件而成为宗藩体制之重要内容。     

“乞休”与“挂冠”:晚明弃官现象与政治文化嬗变

在明代君臣关系中,君权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并左右着官员进退。明中后期,这种情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时值万历朝出现大范围缺官,以京官为首的文官群体以此为契机,引发了群体性的致仕乞休现象,不惜以影响政府的正常运作为代价,孤立皇帝,从而扭转了在致仕问题上长期处于被动的局面,并由此引发了官员对于君臣关系、权力分配及仕隐哲学的再思考,影响了主流舆论的变化以及政治力量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转移等。这种主动弃官的现象所折射出的理性精神和反传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晚明政治文化的进步因子,并为中国日后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文征利”与“倚商事文”——晚明士人文化活动的趋利化及对文化消费风尚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显著扩大。具有文化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认识到文化作为谋生资本的作用,自觉地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生产和消费,并引导整个文化消费风尚。商人与普通民众亦步亦趋,雅文化与俗文化交互作用,士大夫的传统义利观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进入了第一个较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消费时代。     

中唐“债帅”现象探析

债帅指中唐时举债贿赂宦官而得以出任方镇的节度使。债帅的产生从法律上讲是贿赂犯罪持续实施与展开,即禁军将校举债行贿、中尉受财而为人请求、债帅出镇后在辖内索贿还债。中唐时期吏治败坏、政以贿成,加之藩镇权重、易于聚敛,宦官专权、操纵朝政,这些社会变迁决定了债帅这种公然违法现象存在与泛滥,而唐律惩治贿赂罪的种种规定,在此也沦为具文。     

“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精英意识，在晚清“四民社会”解体之后，虽然一度被平等的国民意识所取代，但国民内部智性和能力的不平衡，使梁启超等人产生了“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新的士大夫意识；而到五四启蒙运动，个人观念的崛起又进一步在意志和理性上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其合法性基础也从个人的德性转变为现代的知识。人民固然是国家的主人，但政治和舆论的操盘者，应该是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能力的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与另外一种相反的平民意识相互激荡，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两歧性分野，也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饮中八仙”之聚散与天宝文学走向

“饮中八仙”是天宝初期形成的文人羣体,嗜酒、狂放、风神、才艺等共同特徵,是该苇体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其存在时间从天宝元年秋末到天宝三年春初,只有一年又三个月。“饮中八仙”中,除了李适之确实与李林甫有政治上的交锋外,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贺知章、李述、李白、崔宗之等人参与了李适之与李林甫的斗争。但是,“饮中八仙”的交往,使他们陷入了微妙的政治猜忌,最终被迫解体。“饮中八仙”的解体,对天宝文学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开元以来统治集团的尚文传统在天宝时期逐渐失落。二,文人聚集方式发生了变化,天宝时期普通文人与执政的宰辅大臣之间相当疏离,他们更多散落在各地,形成大小不一、数量众多的文学军落。三,天宝文学的内容和题材与此前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英语写作“文化负迁移”现象探析与教学策略

写作是衡量语言学习者综合运用语言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本文从思维、形态、审美、价值观念四个层面分析了英语写作中的母语文化负迁移现象,并提出教学策略：强化文化意识,强化文章总体结构,加强文化对比,学会英语思维和注重写作实践。     

“壶中天地”中士人伦理道德的“休闲”理念

唐朝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中唐之后,统治者疏于朝政,国势衰败。这一时期的园林在空间布局上摒弃前朝壮观崇雄之风,逐渐走向狭小的"壶中天地"格局。在兼收并蓄六朝隐逸文化的唐朝,士大夫阶层,地位逐渐提高,拥有大量的私家园林。但时局的动荡和统治阶级压迫使园林成为隐逸文化的依托,中国传统伦理的"休闲"观尽显其中。     

解读“恶搞”现象

近来,“恶搞”现象越来越普遍。随着网络的大发展它已成为一种流行趋势,这种现象的存在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方式。它之所以产生并如此流行是具有深层原因的,它也以其独特的特点反映出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     

试论“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印的断代问题

曾经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印一直被作为五代时期的典型文物,实际上从印文内容看,这种判断有待重新审视。综合多方面特征来看,此印应属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军的简写或省称,虽然这种称法并不多见,但此印文中之"右策"与多件已出土茶托铭文和铭文砖上的"左策"不约而同地证实唐代左、右神策军曾经一度简称"左策"和"右策"。其二,宁州作为唐代神策军京西北诸镇的驻地之一,与神策军有直接关系。其三,作为官名,"留后"之称属于唐代特殊地方官制的产物,而作为凭证,唐代就有把印称为朱记之先例。这些特征均证明"左策宁州留后朱记"属于驻地在宁州之神策军外镇中留后官印。而备受争议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神策军在唐朝灭亡后再未重新出现的历史事实,证明保留许多唐代历史信息的官印,不可能在右神策军已经停废的五代时期行用。诚如是,则"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作为官印其使用的时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们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断代较五代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     

“中道”观念与中国史学传统

中国早期史学传统具有独特的风格,不仅务求真实记录,而且运用褒扬和贬抑等书法义例评判历史,其依据则是"中道"观念。"中道"观念是上古圣王为政理民的智慧结晶,其传承与发展与中国早期史学传统的品格关联密切,影响后世很大。     

清代伊克昭盟长城沿线“禁留地”诸概念考释

清初陕北边外禁留地承自明代烧荒形成的隔离蒙汉的黑色地带。乾隆八年,双方在边外五十里一线划出有形界线,称黑(牌)界,该谓附会于烧荒形成的黑色地带,是汉人对边外自然景观记忆延续的反映。黑界以内,伊克昭盟各旗汉族移民的耕地范围并不相同,使得黑界与移民垦殖北界之间形成宽窄不一的土地,由此衍生出当时文献未言,却实际存在的所谓黑界地。牌界地是指边墙与牌界之间的土地。伙盘地是移民定居和租耕之地,具有不连续分布的空间特征。白界地一称晚出于民国绥远编纂的文献,实为牌界地的异写,其产生可能与牌借地、白借地称谓有关。陕绥双方对诸称谓的不同书写,反映各自从己方利益和地方本位的角度,对重构清代鄂尔多斯南缘汉族移民垦殖史的不同表达和现实立场。     

明星制造与“追星”现象

有明星的存在就一定会有追星族(fans)。追星是指"对特定的的明星,或对特定的内容类别,表现出c非常特别的)强调和极度喜爱"。最温和的一类追星只是被明星吸引,而最狂热的一类追星,则会投入极热烈的情感,积极主动地关注明星(像《超级女声》的"粉丝"团)。"追星文化已经不是以往所谓的‘偶像崇拜’现象,它是一个情绪出口、社交话题、生活调剂品和经济活动。"明星张扬的个性,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令当今追求自我的年轻人羡慕不已,通过追星来象征性地实现自己对自由、成功、独立的追求和向往。追星现象的产生,可以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相关理论得到解释。     

“李敖现象”回味

尽管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而他在 中国大陆著名三学府(北大、清华、复旦)的演讲却依 然留香，时而引发人们一点议论，一点感慨。 用李敖自己的话说，他的三场演讲，在北大是“金刚 怒目”，在清华是“菩萨低眉”，在复旦是“尼姑思 凡”。三场演讲虽然各有特色，但在我看来，贯穿的基线 却是一条:倡导思想自由、言论多元。 骂遍台湾政坛的李敖，到了大陆似乎把“骂“收起来 了。但他秉性难移，依然处处刺刀见红，言语犀利，不 留情面，痛快淋漓。尽管他在不同场合不断变换演说的技 巧，其中有顺风话，有玩笑话，有狂话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