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嵩山起草了海原回族抗日宣传单

在海原县城回族老人卢彦寿的家中收藏有1张60年前抗战时期的回民抗日传单,长46厘米,宽28厘米,石印而成。非常罕见。     

一幅清代四川地图小考

该图系笔之一杜长明于近年在郫县农村收购珍藏。图长66厘米,宽48厘米,纸本,楷书,石印,保存完整清晰,是一幅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物,弥足珍贵。为了将此图提供给治沿革地理的研究之用计,特撰此短,并对其年代、性质试作小考,权作引玉之砖。     

傅抱石精心治印,毛泽东婉言谢绝

著名的画家、金石家、篆刻家傅抱石曾经为毛泽东刻过一方石印。这方大印印面达5厘米见方,印台高4.5厘米,印钮2.5厘米,上面雕刻了一只盘卧回视的怪兽。寓意"神兽吉祥,天人合一",表达了对毛泽东的祝福与景仰之情。这方巨印,是傅抱石于1959年在北京刻治的。那年,傅抱石和广州的关山月一起,被国务院召到北京,受命为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绘制巨画《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巨画将由毛泽东题款。按照中国画的传统习惯,在画上题字,需要盖题字者的印章,于是傅抱石想到应该为     

抓壮丁的官方批文

我的一位朋友,他是收藏爱好者,在桂东县四都乡购买一本古书时,竟意外发现书内夹有一张民国时期的壮丁征集令。这张征集令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签发的（见图）。规格为28X18．5厘米,浅黄色竹质纸张,公文格式为黑色碑式,其规定内容文字为黑色魏体石印,空格用笔填写。     

清末民初石印术的传入与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出版

清末民初时期,西方先进的石印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出版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海作为当时全国的出版中心,是石印术应用最广泛的地方,采用石印术印刷了大量的书籍、图画、报刊等,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以来印刷业的发展。在石印术的带动下,鼓词的出版也出现了空前的兴盛,为鼓词传统的传播形式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略谈晚清时期的石印画报

(一) 石印术为十八世紀末叶,德人施納飞尔特所发明。到了十九世紀中叶,石印术成为美术印刷的重要工具,例如法国大画家杜米埃的諷刺画,当时就是用石版印刷的。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石印术传入亚洲,約1834年前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巴达維亚(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最早使用石印印刷中文書笈;之后,中文石印本相繼在澳門、广州、上海等地出現。在清代人較早的記載中,曾經把石印法称为"吃墨石"(毛祥麟对山書屋墨余录卷十六)。光緒初年上海创办了点石斋,开始大量印刷石印出     

南京图书馆藏丁氏八千卷楼抄本《传奇汇考》考论

南京图书馆所藏《传奇汇考》抄本系两江总督端方为江南图书馆购入的丁氏八千卷楼旧藏,其编排顺序及正文均与石印本《传奇汇考》完全一致,可以确认是石印本《传奇汇考》的底本。该抄本的发现可以纠正石印本的诸多讹误,也可以纠正因运用石印本而导致的错误论断,对《传奇汇考》以及《曲海总目提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份保存完好的联合抗战 宣言

1937年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方针,8月2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为和平合作联合宣言》。湖南省博物馆于1959年征集到该宣言两份,一份保存完好,另一份破损严重。《宣言》纵32.8厘米,横38.8厘米,有光纸,石印,全文1600余字。     

晚清时期的常德花票

<正>清代晚期,常德交通畅达,商业繁荣,民间资本活跃。除常德官钱局发行钱票投入流通外,常德民间各大钱庄和商号也纷纷发行钱票,当时称之为"花票",外埠则称之为"常德花票"。常德《新国书屋》珍藏有3张大清光绪年间常德商号发行的花票,除店号名称不同外,其设计模式基本相同。长约27厘米,宽约11厘米。上方两边成斜角,下方直角。纸呈土黄褐色,为极具韧性的藏经纸。票贴为石印,文字图案为铁红色。票贴四周印有人物故事图案,外围印有70余朵     

中国首家石印地图出版机构武昌亚新地学社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地图的国家。而采用近代印刷技术印制的石印地图,最早是出现在武汉。而且,我国最早设立的石印地图出版机构,也出现在武汉。不言而喻,武汉是我国石印地图出版企业的开创之地。     

长征结束后的第一次资料征集活动

几年前,国内一些报刊相继刊载了一则消息:有人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里看到朱德签名赠给埃德加·斯诺的《红军长征记》初版本。媒体之所以将此作为新闻,大概因为这本书是1942年在延安出版的党内参考资料,如今已存世不多。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实此书在陕西省档案馆早有保存,档案馆资料室的缪先生告诉笔者,《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由总政治部宣传部作为党内参考资料,于1942年11月在延安刊印发行。该书分上下两册,上册长17厘米,宽12厘米,厚2.5厘米,共计258页44篇文章;下册厚3.5厘米,长宽与上册同,…     

李渔与翼圣堂、芥子园书坊关系考辨北大核心CSSCI

翼圣堂是明清时期金陵有名的书坊。明末清初著名戏曲家李渔的剧作、杂著多由翼圣堂刊印。李渔去世后,他的女婿沈因伯以曾是李渔金陵住所的芥子园名义刊印了《芥子园画传》。因此有学者认为翼圣堂书坊为李渔创办,也就是芥子园书铺的前身。     

密县发现金代官印

1972年,密县平陌公社供销社杨台门市部,在收购废旧物资中获得金代铜质官印一颗。公社干部冯丙寅同志发现后,即送交密县文化馆珍藏。这颗金代铜质官印,重679克,略呈长方形,横宽7.3、竖宽7、厚1.3厘米,上置长方形梯钮,钮高2.7、中宽29、厚1.4厘米。印面阳文为九叠篆字“义军都统之印”(图一)。印的左侧阴刻正书“义军都统之印”,印背左边三字“行部造”,右边四字“天兴元年”,印钮顶端刻一“上”字(图二)。“义军都统之印”与《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一书127页所刊印的“义军副统之印”     

武威出土的西夏文韵书《同音》

《同音》是西夏时期编修刊印的韵书之一,是研究西夏语言字,尤其是语音系统的重要资料。若按内容区分,《同音》有新旧两个版本,旧版本的编是西夏的切韵博士令吠犬长和罗瑞灵长,最早刊印于崇宗乾顺元德七年（公元1125年）,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再次刊印。新版本是西夏名学梁德养修订重编,于仁宗仁孝乾佑十八年（公元1187年）刊印。若按书的大小尺寸分,     

湖州古代内河遗址出土的南梁五铢钱

冀南银行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地方性银行。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冀边区政府决定设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发行冀钞。该行于1939年10月15日成立,总行设于山西黎城县小寨村,印刷厂分别设在小寨沟一带的漆树、郭转、宽漳山等自然村(本文所述石印版即发现于宽漳山村)。冀钞共发行面额有19类47种之多。1948年8月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在石家庄合并为华北银行。这块石印版现藏于山西省左权县曙光钱币博物馆,材质为当地黑青色花岗岩,质地较粗,坚硬,经打磨后表面光洁,呈黑青色。整个石印版为长方形,长304,宽224,…     

早期的军用粮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借谷证

我是一位业余考古工作者。在一位红军老战士家中．征集到一张第二次国内茧命战争时期的一甲华办维埃兴和国红车临时借谷证”。发证单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证领导人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供给单位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师供给处。此证底白色,黑字,红印章,是土造的毛边纸,石印,印制质量较好,字字句句明了。此证虽然经过6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仍然十分清晰,票面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证件宽10．4厘米、长17．9厘米。分上下两段,上小下大,上沿开头是月牙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拍前预览 深圳市拍卖行

现代杰出艺术大师齐白石(1864-1957年),幼名纯之,字萍生,号白石、木人、寄萍、借山翁、三百石印富翁等。湖南湘潭人,是我国著名的国画艺术大师,曾任北平艺专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55年荣获国际和平奖,1963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齐白石《草虫》长卷最值藏家关注。此卷长465厘米,宽39厘米,约16.3平尺,保存完好、整洁,是一幅精美无比的草虫长卷。长卷共画有姿态各异的草蜢、蝈蝈、蜜蜂、刀螂、蝴蝶、蜻蜓、苍蝇、蟋蟀等工笔虫类91只,设色和水墨均有。长卷前、中、后部分均有白石先生的题跋。长卷卷首有著名画家于非先生所题“可…     

鄂豫皖苏区的“石印科”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曾发行过大量货币,其中相当一部分纸币是由一个被称为“石印科”的小工厂印制的。这个小工厂主要活动在今新县境内,地处大别山腹地,是苏区的核心地带。新县的一个小山道湾子“扒棚”,至今仍被当地群众称为“石印     

珍贵的太行根据地小报——记太行根据地《胜利报》、《新生报》

“秋风吹,天儿凉,游击的人儿要穿衣裳。织好布,纺好棉,做好衣裳送前方。棉衣穿上胆量强,杀死鬼子保家乡。”这是１９３９年《胜利报》中一首发动老百姓支援前线,献衣、献粮的短小歌谣。《胜利报》于１９３８年５月１日在山西和顺县园街村（园子街）创刊,是中共晋东特委的机关报,创刊时为石印４开２版。１９３９年冬,至１８４期时,因故变为油印。１９４０年春,从敌人手中缴获一架旧石印机后,又改为石印。刊头字为朱总司令所题。报社主要负责人先后有张大英、安岗、傅小潭、王雪松、高戈等同志。负责采访编写、缮刻印刷工作的是鲁…     

与《契丹藏》有关的一件石刻——读辽咸雍四年刊《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

《契丹藏》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佛教文化典籍,它的刊印与流布是辽代中晚期社会文化与宗教活动中的一件大事。涿州歧沟关天王院遗址出土的《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刻石的题记文字,透露了有关刊印大藏经的一些信息,为研究辽代燕京地区的历史和寺院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