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方志体例大类目的变革

方志学作为史学的一支,和史学一样同样受着西方知识系统的逐渐引进而发生变革。方志类目的变化反映了西方知识系统的影响,而方志类目的现代化首先出现在乡土志中,同时在晚清的县志中也出现了反映现代社会的新类目。在编纂实践中,方志编纂者和方志学家在使方志编纂和方志学融入现代知识系统的困难,反映了两大古今知识系统的矛盾,而要将两大知识系统融合,方志编纂采取了如同史学的专门化整理,即将方志学内容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总之,方志编纂不是简单地用新的门类和名称将志料概括和表述的问题,问题实质是一个学理问题,即西方知识系统中的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在方志编纂中的深化。方志编纂只有运用现代知识系统大类目,来重新归类方志内容,才能使得方志走向全新的社会主义方志。     

试论丁惟汾先生的方志观及其对《惠民县新志》的影响

丁惟汾先生是民国开国元勋、近代音韵学大儒,但他在方志学上的成绩鲜为人知。现藏于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的《惠民县新志》稿本,就有丁先生信函二通。在其中,他不仅谈了对方志的认识,而且对方志体例以及具体类目的设置提出了弥足珍贵的见解,对《惠民县新志》的编纂具有指导意义,在方志编纂理论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方志中的金石类目——以《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为考察中心

金石类目作为方志的重要内容之一,或单设《金石》《碑碣》,或附记于《艺文》《古迹》《舆地》《方舆》《疆域》等目中。方志金石类目或金石合编,或仅录石刻,并按时代先后及地域进行编排,有着与专门金石志不同的编纂特点。方志金石类目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很大的现实价值。     

谈广西古代和民国时期方志理论要点

首次对广西古代和民国时期方志理论要点进行较全面归纳和梳理。全文分明代、清代和民国三部分。认为,宋元是广西方志理论研究的滥觞时期,明代是广西方志理论研究的发展时期,清代是广西方志理论研究走向纵深和成熟时期,民国则是广西方志理论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变革时期。     

以修志为己任的林传甲

近代教育学家、地理学家、方志学家林传甲,生平以修志为己任、力主方志贵乎实用。 林传甲（1877—1922）,字奎腾,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晚清曾在湖南、广西做过幕僚,民国初任黑龙江教育司科长。曾为黑龙江省的教育和方志事业作出了贡献。《黑龙江志稿》有林传甲传。林传甲编纂民国《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里,有韩杰序亦谈及     

民国杭县修志始末

民国时期是中国地方志由传统方志向现代方志过渡的重要时期,全国各地编纂了众多方志。民国杭县修志虽为县级修志个案,却也具代表性,反映了时代特点。依据民国杭县修志档案,还原杭县修志缘起及修志的操作过程,分析杭县修志成果及志稿特色。     

清代方志艺文志之分类体系与类目设置探析

清代方志艺文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分类体系主要有四部分类法,经籍、金石、艺文三分法,文体分类法,时间顺序分类法,文体、区域、时间相结合的分类法等。每一种分类体系的存在都有其特殊原因。清代方志艺文志的类目设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通过新增、删减、更易名称、调整类目位置及隶属关系等方式规划设立自己独特的类目体系。     

民国《上海县志》的编修

民国时期,中国修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地相继开启了新一轮的方志编修工作。民国《上海县志》是上海县修纂的第一部民国上海县志,也是民国县志编修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其编修过程可知民国县志编修的大致轨迹:修志议案的草拟、修志局的筹备成立、资料的采访调查、体例目录的拟定、志稿的纂修与草稿的修纂等环节。且民国《上海县志》在资料的采访调查上兼具广度与深度,在体例篇目上有继承创新,展现了民国县志修纂的科学性与现代性,是旧方志向新方志变革的先声。     

民国时期方志搜求热考述

民国间的方志搜求热,持续时间大约从民国初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这一时期的方志搜求,主要是采用购买、征书、接受赠送这几种传统的方式,但又有所发展与创新。方志搜求热的出现,主要是受到当时学风的变化、资政与修志的需要、外国对中国方志的利用、地方图书馆与藏书家对乡邦献的重视等因素的影响。持续了20余年的这次方志搜求热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造成了书市的变化、方志外流严重、方志专目的兴起、重印方志的繁盛等现象的发生。     

民国以来地方志编纂研究概况

民国以来．从事方志的研究者大多着眼于方志学的研究,或有讨论方志与史学之关系;或有讨论方志为史书或地理书之论;或有讨论方志之体例者等。此类论述多集中于中国方志基本理论、方志编纂理论、方志论辨评价、方志的序跋凡例、方志源流及发展史、方志考证与校勘、方志的整理利用、方志目录学研究、     

民国方志人物类目的设置与变革

一、旧志人物类目特点方志的记载对象主要为人,人物一目在方志类目中地位很高,其分量之轻重直接关系到方志之姓“地”还是姓“史”。方志仿效正史列传添人物传内容,始于宋朝的《临安志》,此后细目愈分愈多,名宦、儒林、文苑以及选举、封爵、职官、列女等,当世风气所重者,均详细记载,其编纂内容和方法基本上一脉相承。     

修志的理性自觉——论方志编纂的科学性

本与上期的“论志质与志义”是姊妹篇，作提出方志的意义在于反映本质与揭示规律，因此提高志书的科学性的话题随之而来。方志编纂的科学性，涉及到许多方面，本择要论及了方志与献学的建设，凡例和体裁类目的科学性、逻辑性等。     

《重庆历代方志集成》(全100册)正式出版

正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辑录的大型方志文献丛书《重庆历代方志集成》于2020年12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100册,收录重庆地区从明代成化年间至民国时期的府、州、厅、县的方志共128种,包括5种明代方志、92种清代方志、31种民国方志,其中有28种方志是孤本。同时辑录了《华阳国志》、《大明一统志》、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四川通志》、《大清一统志》、民国《重修四川通志稿》、民国《四川省方志简编》、民国《奉节县食货志》、《蜀中名胜记》、《蜀景汇览》、《蜀景汇考》等11种通志和文献中有关重庆的方志部分。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和章学诚,曾为修志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属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但文章认为,只要认真分析历史与地理学科的形成过程和二人争论的有关问题,就可以发现,二人争论有性情和学术背景不同的原因．也有对修志争论体例的不同认识,但是没有涉及方志学科属性的争论。方志的形成与现代学科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章、戴之争与方志学科属性无关。     

方志学科属性研究综述

对地方志学科属性的研究,由来已久。汉代,郑玄把方志视为古国史。唐代,颜师古把方志视为地理书。宋代,多数学者认为方志为历书书。清代,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地方志属于地理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地方志属于历史两派之间的激烈争论。民国间,出现了方志是“亦史亦地”的说法。对于方志的学科属性,有     

论邬庆时的方志思想

邬庆时,民国著名方志学家。在抗战军兴之际,修志不辍,著有方志专著《方志序例》,修有民国《番禺县续志》、民国《宝安县志》、民国《高要县志》等志书近十种。提出为保全民族文化的命脉计,志书"不惟不可不修,且不可不急修";创新修志的方法,尝试"三不四最"法;因应时代的要求,对方志的体例、内容及表现形式不断进行创新。     

论民国福建方志理论要点

民国既是福建修志的变革时期,也是福建方志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更新时期。彼时福建方志理论界在西学潮流、进化史观和新史学影响下,思想活跃,视野广阔,观点新颖。无论是在方志编纂实践上还是方志理论研究上,都强调有所创新和有裨实用。代表人物就是林传甲。     

民国广西方志文化类目与文本研究

1929年国民政府《修志事例概要》等政令颁布后,在实际上形成了统一的修志体例,但在编纂实践中方志的体例、类目并不与官方修志政令完全相同。在抗战大后方社会的方志编纂中,广西方志独具特色。通过分析广西文化志的类目与文本,可发现记述的内容将教育放在首位,并记录地方文化之盛衰,在抗战时期保障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巩固广西地方建设。将文化志作为方志文本研究的一个侧面,论述广西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展现出地方社会的人文情况,同时也成为建构地方社会的知识性文本。     

试论民国方志的过渡价值——以民国《南康县志》第二编为例

新方志相对清代以前的方志,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民国方志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具体表现为记述内容的大幅度调整、记述形式的探索创新和思想方法的重要变化。这种过渡是方志变革的实践和探索,是方志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了民国方志在方志发展中的应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