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

宋代存在着点状模糊疆界、片状模糊疆界、带状清晰疆界和线状清晰疆界等多样疆界形态。影响疆界形态的主要因素是关系形态,疆界清晰程度与关系的对抗程度呈正比。宋朝划分疆界的主要目的是现实安全应对,核心是分隔版籍与非版籍的民和地,保护赋役来源和直辖郡县的安全,显示了宋朝对待周边关系时构建华夷秩序之外的实用主义面向。宋代疆界形态及其反映的观念有其时代特殊性,但总体上是对中国古代自有传统的承继,并不具有变革意义,也不必用"近代性"加以阐释。     

略论“全球历史观”

20世纪下半期,伴随着对“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一现象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的结果。“全球历史观”的出现反映了学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历史及其变化的一种新的思维活动,     

从地图编绘指导看民国疆界观——以滇缅北段未定界为中心

从民国政府1929年与1942年两度颁布有关滇缅北段未定界地图绘制指导，以及涉地图审查条文规范及解释中涉及滇缅北段未定界绘制相关内容，可反映民国政府涉及未定界时的疆界观，即在边疆地区，中国领土范围可参照历史上设置的间接行政区，同时应积极利用国际法规则，争取未定界地区领土权利。     

宋夏疆界考论

本文分三个阶段对宋夏疆界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述,清理出宋夏疆界变化的基本脉络,部分修正了清人吴广成的“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之观点。文章还就宋夏疆界演变的特点、宋夏疆界划分的复杂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美国“使命”观的历史和文化起源

“使命”观指美国作为上帝选择的特殊国度,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这种观念在美国白人文化中根深蒂固,可以说是发轫于清教徒的宗教信仰,根植于美国的特殊地理环境,形成于美利坚民族的特殊性,随后又受到美国是世界上发端较早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加强。“使命”观所体现出的内容在现实世界中未必真实,但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却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尤其在美国政府决策者的思想意识中体现出来。因此对美国“使命”观的历史与文化起源的探讨有助于从深层认识美国外交的实质     

钱穆对中国天下观的诠释与解析

天下观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国天下观如何形成?内在理念是什么?对中国自身有何影响?作为中国文化的辩白者,钱穆先生对此有系统的阐述。钱穆认为中国天下观不是地理、政治、文化等意义上的中国中心观。中国天下观是一种心胸,一种道义,它以人文关怀为本。它追求的是人与人相处的大通之道,而不是消灭差异的大同标准。中国人所说的大同是大处同,而非处处同。由人总是人,人性善这个大同,求人与人能够心灵、情感相通。中国天下观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以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所造成。中国天下观对中国疆域、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有深远影响。     

近代法国莱茵河“自然疆界”话语的流变(1450—1792)

"自然疆界"是近代法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概念,它产生于中世纪后期主权国家兴起之时。作为自然疆界的莱茵河形象,诞生于文艺复兴时代,它以关于古代高卢的历史意象为依据,并逐步取代源自中世纪的"四河之境",为法国的理想空间形态的塑造提供了重要元素。17世纪,莱茵河自然疆界观念成为某种国民意识和公共舆论,为法国向莱茵河方向的扩张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在启蒙时代,它更具和平主义色彩,与国家领土空间巩固的目标颇为契合。大革命初期,它再次进入扩张主义的话语,但其理论基础在于非历史的政治理念:自由和人民自决。这一话语三个世纪的历程见证了法国政治文化中关于国家东北边疆的记忆和认知的变迁,也反映了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地域实体的过程中不同理论和话语的转换与混杂;而革命时代产生的基于自由自决的民族构建论与德意志"语言论"民族认同的交锋,在今天尤其值得重新评估。     

康有为的“大中国观”与革命派放弃“驱除鞑虏”口号

190 2年 ,康有为深情表白 :“以我之愚 ,窃爱大中国 ,爱一统 ,若其为印度焉 ,分为众小以待灭 ,此则我之愚 ,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他以“大中国观”反对喧嚣一时的狭隘民族主义 ,导发了一场思想大论战。通过论战 ,革命派接受了“大中国观”,清算了“民族复仇”、“满汉分治”、“特法治满”等错误主张 ,放弃了有严重负作用的“驱除鞑虏”口号 ,形成了巩固中国统一、体现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方针     

自然疆界论的话语建构与时空延异

中国学术界往往将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丹东作为自然疆界论的始作俑者或代表人物,对自然疆界论的了解亦多源自法国大革命历史论著中片言只语的叙述.自然疆界论是流质性的法国政治文化中不断呈现的富有能量的表象.自然疆界的含义变动不居,本文依照长时段的研究路径而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视野分析自然疆界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建构.     

“九小岛事件”前后中国南海疆域的认知转变与主权维护

20世纪30年代，法国以“无主”“先占”等为由侵占“九小岛”,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也促使我国民众对南海疆域认知的转变与主权维护。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特别是汲取“九一八事变”等事件的教训，迫使国民政府在“九小岛事件”的应对和处置上尽管“暂持冷静态度”,但还是有制定明晰的“处置意见”,并表示“属于中国疆域的可能性最大”,进一步激发各界民众在更大范围参与南海主权维护，推动近代中国南海疆域主权捍卫互动局面的初步形成。     

“小国寡民”与“乌托邦”的大同世界之比较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思想,15、16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建立“乌托邦”社会的构想。不同的时代及地理环境下,两人本着同一个社会理想,以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两种不同世界。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老子的无阶级观与莫尔的“奴隶”阶级观。     

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外蒙古疆界问题

苏联为扩张其战后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在《雅尔塔密约》中要求外蒙古独立.于是,中苏两国在1945年进行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外蒙古问题成为一个焦点.这一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蒙古独立问题,二是外蒙古疆界问题.但是,既往研究对外蒙古疆界问题的重视不够.其实,国民政府不仅在波茨坦会议期间,重提外蒙古疆界问题,而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缔结过程中也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处心积虑,使这一问题不仅在中苏谈判中为保护中方权益发挥筹码作用,而且在条约换文的规定中还为未来的疆界谈判留了余地.这一问题给国民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后来的彼此疆界纠纷带来了一定影响.     

雷海宗的世界历史上的中国观

雷海宗是20世纪中叶国际知名的中国历史学家,其世界历史上的中国观可分为历史观和当代观两个方面,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特点和地位,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关系。雷海宗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但与斯宾格勒不同,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之处。其他文化除西欧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经形成、发展、兴盛、衰败一周而亡;唯独中国文化却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经历了两个周期,并未灭亡。由殷商西周至五胡乱华为第一周,由五胡乱华至20世纪为第二周。雷海宗关于世界历史上的中国的当代观,是其对这个问题的历史观的继续,他一方面沿用斯宾格勒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中国文化第三周的口号。至于中国与西方列强及西方文化的关系与态度,雷海宗指出,我们对西洋文化中的一切不可再似过去的崇拜盲从,而要自动自主的选择学习,并加强对欧美的研究。     

"中国世界秩序"观之影响及其与中国古代边疆研究--费正清《中国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读后

本文概述了费正清“中国世界秩序”观及其对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认为费氏的理论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也有着积极意义,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历代边疆的治理及中国疆域的确立等方面。     

北宋对辽、金和战疆界变迁

本文通过对北宋对辽、金之间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所形成的疆界进行分析和总结,反映了北宋在不同时期的北部疆界的具体变化,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中原之中 光荣绽放的庙底沟之“华”

仰韶文化中期,光荣绽放的庙底沟时期,是中国史前“天下观”形成的时期,也应是史前“中原”观念形成的时期。     

从“安南勘界案”看雍正皇帝与边吏的“疆域观”

清雍正时期,为收回安南蚕食云南开化府土地,高其倬、李卫等边吏主张朝廷境土尺寸必争,而雍正皇帝则主张"天下一家",不分中外,所失土地无须收回,两种不同的疆域观在"安南勘界案"中发生了强烈碰撞。边吏鄂尔泰也曾主张收复失地,但在雍正皇帝的皇权面前,更多的是迎合清世宗"天下一家"的疆域观。     

“中心观”与“中心论”

在既有的各种世界史体系范式中,“中心”是一个引起争议的概念,也是一个容易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然而,作为一种结构范式,世界史体系又无法回避“中心”概念。当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建构不同范式的世界史体系时,无论是否直接表述,“中心”问题都蕴含其中,并以此支撑起各自的阐释系统。不过,在以往关于世界史体系的讨论中,“中心”的两种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