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一)

前言近几年来,关于我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终于冲破禁锢而重新展开了。这种讨论,自然关联到对整个人类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因此,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再讨论,一定会影响到我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回顾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大讨论,它带给中国古史研究的深刻影响是最     

近五十年来秦汉土地制度研究综述

土地制度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曾是1949年后出现在历史学研究中的所谓“五朵金花”之一,并成为其中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秦汉史研究的一出重头戏。本文拟以时间为纲,以论题为目,对近50年来秦汉土地制度的相关研究作一简要综述。文中所谓秦汉,指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到西汉为止,因为这一时期土地制度的继承关系比较明显,没有较大的变革,在土地制度史上可以当作一个时段来看待。对秦汉土地制度的研究大致有三次热潮:第一次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大讨论,接着是青川秦木牍…     

新民主主义的由来和历史命运——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思想交锋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在中外(主要是中西)比较中产生的20世纪新问题。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交锋是名副其实的论战,论战各方都在出版物上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对不同意见做出了回应。后来的两次交锋我以为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论战了,掌握着政治优势的一方往往无意与不同意见者展开思想交流与平等对话。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各说各话。这样,论者之间,迄今就很难摩擦出思想的火花。     

敦煌姓望氏族谱研究综述

学者关于敦煌氏族谱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聚焦BD08679号的年代、性质及真伪问题,二是关于不同氏族谱的关系考察。学者对于氏族谱的讨论多集中于文书写卷的层面,对于氏族谱所载姓望内容的考察,较为薄弱。近年新出大量碑志资料,为继续研究氏族谱提供资料支持。氏族谱研究,应该实现从名到实、从谱到氏族的转变,从而成为中古士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0年以来中国古代重农抑商问题研究综述

“重农抑商”问题是本世纪讨论最多的史学课题之一,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70年代形成了两个讨论高潮。因为至少有三个重大理论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重农抑商”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史学课题的丰富和更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有了减弱的趋势,但仍不失为一个“拳头”课题。据笔者粗略的统计,从1979年至今,关于这一问题至少有80多篇文章发表,而且与此前的讨论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色。本文即对20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一个简要的回…     

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

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王笛８０年代以来，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似乎成为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显学”，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纷纷加入中国近代城市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本文将考察最新的（大多是９０年代的）研究成果和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或许可以给国内学者关于近代中国...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几个问题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几个问题●吴小平８０年代初期,华南一些所谓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如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广西柳州白莲洞,由于其年代早,属性又不明显,材料一公布便引起了考古界的极大关注和讨论。总观当时和以后陆续讨论的结果,有四种不同观点如下：有...     

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

研究与撰述史学史 ,分期问题无法回避。近五十年来 (1 950— 2 0 0 0年 ) ,有关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 ,成果甚丰 ,分歧很大。综览各家观点 ,评判得失利弊 ,对推进 2 1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无疑是有益的一、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研究的两次高潮五十年来 ,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 ,曾经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 2 0世纪 60年代中前期 ,第二次是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1 961年 ,教育部召开文科教材会议 ,史学史被列入教材计划。以此为契机 ,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引起史学界关注。北京、上海、广州、济南、武汉、西安等地高校、史学会及…     

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

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宣称公有制、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隐瞒马克思关于在公有制、国有化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张。这一理论上的修改,后果极其严重。我们以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个行之则一言可以兴邦,违之则一言可以丧邦的大问题。     

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阶级观念论析

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意识是受欧美近代阶级观念和阶级革命运动启发而产生的,基本思想来源是马克思关于阶级或阶级斗争学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均平观念也渗透其中,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从事阶级革命的简单法则。20世纪初,中国社会对阶级内涵的理解是肤浅的,互助论对早期中国社会的阶级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阶级斗争应用于中国革命问题上,中国社会不同学派和政派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最终导致革命阵营的分裂。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有制—阶级的阶级理论逐渐形成,并确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础。阶级斗争史从一开始就被与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分离开来理解,这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误解,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著名争论

正中共十一届三中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的一次伟大革命,这场革命史无前例,在开拓创新中不断前进,但与之伴随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自1978年以来,围绕改革主题有过几次大的争论。第一次争论是上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第二次争论是围绕市场化改革主题展开的争论;第三次争论是始于2004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新一轮争论,这三次争论     

西方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讨论

从1976年2月至1980年2月,英国《过去与现在》季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是继五十年代后的一次新讨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之间的论战。 这次论战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布伦纳的文章引起的。现根据这次讨论的主要问题,分三个方面加以述评。     

漳州军饷银饼年代考——兼论我国自铸银元的开始

漳州军饷银饼铸造年代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国近代自铸银元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以前的讨论有三种意见:一、南明永历三至六年,即清顺治六至九年(1649—1652年),郑成功在漳州所铸,漳州民间也有关于"郑成功大元"的传说;二、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福建、台湾地方政府为镇压抗清暴动,在漳州铸造的一种军饷银元;三、同治三至四年(1864—1865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曾国荃、左宗棠在     

新玉门关考

近年来,关于新玉门关的考证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本文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新玉门关建置年代、关址等作了论证。     

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忆王思治的清史研究

<正>王思治(1929—2012)是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他以有生之年对清前期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相关制度的系列研究,为中国的清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从借鉴前辈治学经验的角度看,不啻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还是青年学生的王思治便参与了中国史学界有关"五朵金花"的理论大讨论。期间他撰写了多篇相关的研究论文,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王思治从     

1986—199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述

一宏观研究1.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展开了争论,主要观点有: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辛亥革命)说、反映资本主义趋向的“四个阶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说和“民族运动”说。近几年继续讨论,有人以资     

2O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认识主体研究

历史认识主体问题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中的根本问题,这一研究经历了兴盛、低落和复兴三个阶段。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大体可以概括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定义、历史认识主体的特点、历史主体意识的结构及其作用、历史认识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四个基本方面,这些讨论深化和拓展了大陆学术界关于历史认识主体问题的研究,其不足主要是原创性思想不够。     

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争鸣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正式的现代化问题大讨论。论争涉及问题之全面与深刻,都是前所未有的。考察其来龙去脉,探究其得失,对于中国现代化思潮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拟就这场争鸣的原因、内容及评价几个方面作些探讨。     

历史知识、历史记忆与民族创伤——读柯文Speaking to History: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世纪70—80年代,伴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西方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所谓记忆的转向。①大批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并逐步将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记忆纳入史学研究,对其加以记述、分析和解释。这种趋向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关于历史创伤问题的讨论中,其焦点是大屠     

20世纪我国的两次“太平洋热”

20世纪,我国兴起了两次“太平洋问题热”或曰“太平洋热”。一次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太平洋热”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兴起的,有显著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某些关联和延续性。两次“太平洋热”都是由现实需要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学界探讨,都成立了民间组织,并出版了一系列著述。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国际格局和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两次“太平洋热”有着本质不同,最突出变化是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梳理两次“太平洋热”的成果,对深刻认识国际形势演变和我国的战略定位、太平洋于我国发展的意义都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