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织金锦服饰工艺及修复

受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的委托,我有幸负责并参加了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蒙元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朝遗珍精品展》中服饰的修复与陈列工作,在这里主要介绍展览品中对鹰纹织金锦大袖袍、鹦鹉纹织金锦辫线袍和绫地云龙织金胸背辫线袍的服饰工艺及修复的体会。一、服饰工艺及修复方法(一)鹦鹉纹织金锦辫线袍元代服装大量用金,超过以往历代。《元史·舆服志》所记的皇帝、百官质孙,就有不少用织金衣料制成。织物加金,早在秦汉以前即已出现,古籍中就有“衣金缕”的记载,材料极其珍贵。椐虞集《道园学古录》所记,金锦…     

天衣有缝谁来补？

2009年,位于浙江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曾以“天衣有缝”为主题,举办了一场纺织品文物修复展。全国各地近30件经修复完成的纺织品文物,在这次展览中集体亮相。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负责修复的北朝小花纹绮袄,     

当代黑龙江史学会成立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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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介休袄神楼古建筑装饰的图像学考察

1994年春,笔者在《文物》月刊编辑部欣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丁明夷先生。丁先生对笔者近年工作有所垂询,遂以日前在社科院宗教所刊物《世界宗教研究》发表《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一事相告。承明夷先生好意教示,并鼓励笔者前往山西省介休县袄神楼调查研究。据介休县博物馆原馆长师延龄先生见告,70年代丁明夷先生与他曾进驻袄神楼工作过一段日子,因而两位均对袄神楼有深切了解。1997年7月,笔者和万毅二人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领导任志禄先生及孟耀虎先生关照下,调查了介休县袄神楼、袄神庙遗址及洪洞县袄神庙废弃原址。此行得到介休市文     

书讯

《火坛与祭司鸟神》施安昌著紫禁城出版社定价75元火坛和祭司鸟神是中国袄教艺术标志性的题材。本书集结了作者十年来探索古代袄教遗迹和袄教美术的成果,内容涵盖地下墓葬和地上碑刻,涉及许多博物馆中保存已久的藏品和近期发掘的虞弘、安伽、史君三个萨宝墓的出土文物,对1400多年前的中国袄教遗存及其宗教图像系统作了     

清代女子服装的装饰艺术

正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统治者在服饰制度上坚持本民族的传统,建国之初即强令汉人剃发留辫,改穿满服,而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又推行了"十从十不从"政策,其中的"男从女不从"一项,保留了汉族女性的传统服装,由此形成了清代女服满、汉两种体系并行共存的局面。满族女子主要穿着上下一体、长可掩足的长袍;汉族女子的装束则基本承袭明制,上身穿衫、袄,下着长裙或裤。虽然形制上各行其道,但满、汉女子服装存在于相同     

重读安菩墓

参互安菩墓志和两《唐书·安金藏传》所载,本文重新辨识了安菩一家的袄教信仰。文章认为,安金藏在为其父母举行的合葬仪中使用了犬视,并对袄教战神牡鹿和司水女神兼丰饶之神阿娜希塔致祭奉祀。其中,对前二者分别使用了现实中的动物,即犬和鹿,这就是《唐书·安金藏传》所载犬鹿相狎和原上旧无水,忽有涌泉自出的真实内容。这一葬仪不仅符合袄教教义,而且也与安菩定远将军的身份相符。安菩墓的特殊建制也体现了这一点。     

古代辫发小考

辫发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发式,它有别于华夏民族绾发为髻,是游牧民族的风俗。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造成了游牧民族辫发垂肩、农耕民族绾发为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式风俗。传统观点认为中原地区辫发是金代以后之事,但华夏民族早期也曾有辫发,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可以探求这段被遗忘的辫发史。     

从“头”说起

昨夜,我穿着华丽衣裳,佩着鲜艳头饰。走进一片沉沉的黑色之中,探寻“头”的变化。清末·民国初期·北京街头的红匾开始褪色,原色的木头略显斑驳。“下一个,下一个”铰发的师傅挥舞剪刀,一个接一个,一条条及腰的长辫落下。长辫的时代结束了,没有了油光可鉴的前额,没有了妻     

民国初年上海滩剪辫趣闻

剪辫子运动,是上海军政府贴了布告的。布告云：“自汉（汉口）起义,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除去胡尾,重振汉室。”蓄发扎辫,原是清军入关后,强迫汉人接受的满族风俗。现在既然政府号令一律剪辫,自然会有各方响应。但男人脑后拖一根长辫的风气,几百年来已根深蒂固,要一下子让人们普遍接受这一变革,将辫子全部剪光,也非易事。一是没有那么多理发匠应急,二是由童稚蓄起的长发,一旦割弃,     

至元末元军征黎时间考辨

对于至元年间大规模征黎行动的结束时间 ,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是在至元三十年二月。本文通过对不同史料的勘比和元代文物的研究 ,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结束时间应是至元三十一年二月而非至元三十年二月。     

上海元代水闸遗址出土木构件无损冻干初探

传统的冷冻脱水过程通常需要将电阻温度传感器(RTD)插入到物料中以监测温度变化从而确定干燥终点,这种方式对于处理木质文物来说具有一定的破坏性,无法做到无损或微损。本研究尝试采用无损方式对定型加固剂浸渍液即时浓度进行分析,并对冷冻干燥终点进行预测。采用这种无损技术成功地对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出土的30件木构件进行真空冷冻脱水定型处理,既达到了预期的定型保护效果,又确保了木构件的安全。     

福建唐代陈元通夫妇墓出土银质文物的微观结构分析

为了解陈元通夫妇墓出土银质文物的破损状况,更好地对文物进行处理.利用金相、XRD、SEM-EDS、显微硬度分析等,对其进行了微观形貌分析.确定了腐蚀产物,观察到几种不同的腐蚀形貌,揭示了银质文物易脆裂的内因.提出保护处理文物时,对银制品的脆性问题要给予更多关注.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的讨论——兼论东晋时期的合葬墓

据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墓葬形制的时代特点,及墓内遗物可区分为东晋早期前段、东晋早期后段和南朝3组,并依据献记载推定其建于东晋初年的元帝建平陵,主室后部东西两侧所葬二人分别是元帝司马睿及被迫尊的虞皇后,侧室内葬人可能是明帝生母豫章郡君荀氏。     

蛋白酶与表面活性剂对丝织文物上血渍协同清洗条件的优化

丝织文物是研究我国古代刺绣技术和文化艺术发展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因此丝织文物的保护对中国文物事业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由于尸体腐烂和墓葬埋藏环境等因素的作用,有些丝织文物表面会被血渍污染,这种污染物紧密黏附在丝织文物的表面且具难溶性不易清洗去除.如何选择合适的清洗方法低机械强度地去除这些血渍成为丝织文物修复的关键.为此,本实验考察了蛋白酶和表面活性剂对丝织文物上血渍进行协同清洗的效果.首先对蛋白酶和表面活性剂进行筛选,然后对蛋白酶和表面活性剂的使用浓度、清洗时间和浸泡温度等参数进行了优化.试验结果表明:最适蛋白酶和表面活性剂分别为Savinase和APG,其最适浓度分别为1%和5%;最适浸泡温度和时间分别为50℃和30min.拉力强度检测和扫描电镜分析表明,此条件清洗后对丝织品的抗拉强度和蚕丝微观形态影响不大.在此基础上,对元代丝织文物残片进行了清洗,效果良好.本研究为丝织文物上血渍的清洗提供了一种新的较温和的清洗方法.     

汉阳陵文物彩绘的结构观察及颜料成分分析

汉阳陵彩绘文物多种多样,出土时有些保存状态良好,受环境影响较小,而有些则相反。为了弄清其内部结构原因,为文物保护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显微镜观察、X-衍射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对4类彩绘文物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著衣式陶俑彩绘只有一层颜料层;陶器和木马彩绘由三层构成:灰腻层、生漆有机层、颜料层;(2)漆器彩绘由2~3层漆灰-亚麻布+2层以上生漆+2~3层色漆构成;(3)陶俑和木马上的红色颜料为铁红;漆器的红色颜料是朱砂。研究建议出土时对具有生漆有机底层的彩绘即刻采取保湿措施,并采用防绉缩和加固并用的保护方法。     

试论晚清时期袁世凯幕府的特色

与晚清时期其他幕府相比,袁世凯幕府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色:人员来源广泛,极强的实践创新能力,娴熟的社会交际能力,对幕主的绝对效忠.之所以形成这些特色,是由于清末变革的时代给幕府人员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同时也由于袁世凯的政治需要和幕府人员的积极主动意识.     

唐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铁牛铁猪

铁牛、铁猪出现在两京地区的晚唐墓葬中,在墓葬中的位置一般是墓室的“丑亥”二位。而宋元墓葬中出土的形制、数量、位置以及出现区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文献论述了铁牛、铁猪的“压胜”性质和镇墓、驱邪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元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通过我国三代蒙元史专家的努力,取得了许多成绩。其中最主要的是唯物史占了主导地位,元朝不再被看成“漆黑一团”,现在普遍认为元朝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在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过独特的贡献;同时,研究者发掘了许多新史料,使元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今后的元史研究任重而道远,在史料整理、区域和专题研究、民族研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霉菌及防霉剂抑菌效果的再调查与评估

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中处于潮湿环境条件下的木构件经IPBC(碘代丙炔基氨基甲酸酯Iodopropy-nyl Butyl Carbamate)处理已有8年,2012年时测得其细菌总量及真菌总量比2007年分别减少89.25%和55.56%,且木构件中微生物主要类群也在变化。可近年发现IPBC药物的药效在缩短,为了更加有效地治理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饱水木构件上生长的霉菌,对遗址木构件霉菌种类再次进行调查,并对防霉剂IPBC抑菌性能进行再评估。本研究从遗址木构件中分离到8类高丰度霉菌,通过菌落形态特征、培养特性和DNA-ITS序列分析等方法进行菌种的鉴定,发现种类与前几次有明显不同。例如,本次在遗址广泛分布着的一种盘菌科下未分类的菌及绿色木霉都是前几次未曾发现过的。用滤纸片抑菌圈法对这些菌进行IPBC抑菌试验。分析结果发现,木质文物霉菌的防治药物有待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