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物小札:明代耳环与耳坠

耳环,明代俗称环或环子。耳环虽不算在头面一副之内,却也是平常穿戴以至聘礼中几乎不能少却的一项。装饰纹样多从宋元之旧,样式与风格则不同。明代耳饰明确分作两类,一是耳环,一是耳坠。明王圻等编《三才图会》在"内外命妇冠服"一项画出"环"的式样(彩版一,1),明代通俗类书《增补易知杂字全书》"镮"字旁边的图示,都可以代表明代耳环之一般(彩版一,2)。耳环用作簪戴的细弯钩,     

耳畔流光——常熟博物馆藏明代葫芦耳环赏鉴

正在明代,女子佩戴耳饰成为当时普遍的风尚,小巧玲珑的耳饰却尽显女性之美。明代耳饰可分为耳环和耳坠两大类。其中耳环在明代贵族妇女墓中出土数量众多,纹样丰富,有葫芦环、珠排环、八珠环、梅花环等。而葫芦耳环又是明代耳环中的典型式样,其基本造型由元代继承而来,按材质分为金葫芦耳环和金珠宝葫芦耳环,前者按制作工艺又细分为金光葫芦耳环、金瓜棱葫芦耳环和金累丝葫芦耳环等。(1)这些形制多样的葫芦耳环折射出当时社会精湛的工艺水平和独特的审美意识。     

宋元金银首饰的样式与工艺（下）

八、耳环女子戴耳环成为普遍的风气,也始于宋。其时耳环的装饰纹样以蜂蝶花果为多,小文《明代耳环和耳坠》曾举出几个宋代的例子①。大致可以说,宋代耳环多很小巧,如浙江湖州三天门南宋墓出土的金镶     

别样风情的女真金耳饰

金代的女真耳饰出土和收藏不算多见,但在素有金源内地之称的黑龙江地区的几处金代贵族墓葬中,都发现有金耳饰。金代耳饰以耳环多见,耳坠较少,在金代贵族墓葬中多成套出土,并分为男用耳饰和女用耳饰,其中差别虽不是很明显,但还是可以区分出来的。     

《清代后妃首饰图录》序

清代后妃冠服上的金玉珠宝,载入《大清会典》的有朝冠、金约、耳饰、领约、吉服冠、朝珠等六项。 皇后朝冠:“……顶三层,贯东珠各一,皆承以金凤,饰东珠各三、珍珠各十七,上衔大东珠一。朱纬上缀金凤七,饰东珠各九。猫睛石一、珍珠各二十一。后金翟一,饰猫睛石一、珍珠十六,翟尾垂珠。凡珍珠三百有二,五行二就,每行大珍珠一。中间金衔     

金杖神树与古蜀祖先崇拜

广汉三星堆遗址,在1986年相继发现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遗物。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系用纯金皮包卷而成,杖上刻有三组图案:最下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人头戴冠,耳垂饰三角形耳坠,……上面的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二号坑出土两棵青铜神树(其一残高达350厘米左右),树座呈喇叭状,座的三方各跪有一     

元《河南志》“玉真坛”正讹

<正> 元《河南志》是研究隋唐东都洛阳城阙坊市设置最为系统的资料,向为人们所重视。其卷三叙隋城阙古迹,载宫城景运门内道右有“命妇朝堂     

关于明代殿试皇帝赐新科状元服的补充

正《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发表了拙文《明代殿试考官与考生服饰研究》(以下简称《殿服》),其中有关皇帝赐新科状元冠服的内容阐述不够全面,在此借助贵刊对该问题加以补充说明。一、《殿服》的内容与不足《殿服》一文认为,明代皇帝赐给新科状元的冠服存在朝服和常服两个官服系列,但朝服系列的服装构件又都有部分缺失,不够完善。这一认识主要由《大明会典》的内容分析而来,因为明代服制中皇帝     

新安驿考

明朝徽州府曾否设置过驿站 ?这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在南直隶部分没有徽州府曾经设驿的记载 ,但据笔者近日读书偶得 ,明代徽州府曾经设置过驿站。《明太宗实录》卷十五载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卯 (14 0 3年 1月 11日 )“设徽州府歙县新安驿”。弘治《徽州府志》亦载 :徽州府“自宋有三馆驿”,其一即为新安驿 ,元朝“惟置新安驿”,到了明朝 ,“仍旧基重建”驿站。虽未言明具体建置时间 ,但当在明初 ,与《明太宗实录》的记载并不矛盾。新安驿配有“递运夫四百九十九名 ,站船三只 ,水夫一十二名 ,馆夫六名”。明朝水…     

中国原始社会耳饰研究

中国原始社会出土的耳饰是新石器时代之后才出现的。由于新石器时代还没有成熟的冶金工艺,因此,此时出土的耳饰大多是以玉石材质为主,也有少量的陶、煤精、牙骨等质地。耳饰形制主要是以玉石质的玦为主,以及少量的耳珰和耳坠为辅。其佩戴方式主要有夹戴(如玦),直接塞入耳部穿孔(如玦、耳珰),或穿绳系挂于耳部(如玦、耳坠)等。     

明成祖始用宦官说质疑

明代宦祸之烈,为世人所共知。然其渊源,却隐而未萌。史学界有人认为它始自明成祖之用内侍,然稽诸史籍,此说未免失之疏漏。明太祖削平群雄、实行“大一统”后,鉴于汉唐末世宦官干政的惨痛教训,为防微杜渐,严令内官“不得参与政事,秩不得过四品”(《廿二史札记》卷三五),“止可使之供洒扫,使令传命而已”(《典故纪闻》卷三),而且不许其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不得假以兵权”(《明史》卷三○四)。凡此种种禁令,可谓严明,然即在太祖朝,这些禁令就被太祖本人所破坏。     

明代北京史研究的新收获——《北京通史》“明代卷”评介

明代北京史研究的新收获——《北京通史》“明代卷”评介盛源乔凌霄十卷本《北京通史》是一部全面、系统而又科学地展现北京历史全貌的学术巨著,其中第六卷即明代卷系由著名的明史专家贺树德先生撰写。该著是一部极富个性特点、不可多得的明代北京史佳作,它在当前诸多史...     

百年来《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研究述评

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葬出土了大量古书,《竹书纪年》即是其一。《竹书纪年》记载了五帝夏商周的历史,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竹书纪年》在晋唐时期是完整的十三卷本,宋元时期若存若亡,明代出现完整的二卷本。明清以来的学者称十三卷本为“古本”,二卷本为“今本”或“近本”。究其缘由,中外学者进行长期的研究,涉及到《竹书纪年》的版本、源流、真伪、价值等问题,其中,《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成为争论的焦点。百年来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较之明清学者有较大的进步。所以,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分析成绩与不足,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梁庄王墓入葬的小银锭——明朝的低成色货币及其社会文化现象

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了大量的明代金银器饰、钱币,有的器物上錾刻“银作局”字样[1],表明是明代皇家手工业机构制作。银作局是明代八局之一,系宫廷手工业部门。《大明会典》中有所提及,但不详细。《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八局。旧制每局大使一人,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从五品。     

明“丹符出验四方”玺考

谈及明代帝后宝玺,出于《明史》中的两则记载为必引之资料。现据中华书局1974年版点校本《明史》转引如下: 其一为卷六十八《舆服志》:     

黄庭坚寄岳云帖考辨

黄庭坚《寄岳云帖》,原迹乃“楮上小横卷”。明代郁逢庆编《书画题跋记》卷四和汪硐玉《珊瑚网》卷五皆有著录,并载有陆游和胡长孺跋。明清时刻入《快雪堂帖》和《黄文节公法书石刻》,今唯存拓本。所录文词内容为三言诗二首。     

《长编》点校本勘误二则

《续资治通鉴长编》 (简称《长编》)卷五四 ,咸平六年三月乙卯 :环庆都部署张凝言 :“……臣领兵离木波镇 ,由新开路径至八州原下寨 ,招降得岑移等三十三族 ,又从淮安镇入分水岭…… ①其中 ,“八州”与“原下寨”各划横线以示为州名、寨名。北宋为对抗西夏 ,于西北地区修筑堡寨 ,数目众多 ,“原下寨”或为其一 ,无从考证亦不足为怪。但是 ,作为环庆路下属的“八州”也不见于其他史籍 ,则不免令人生疑。《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地志均无“八州”的相关记载。《宋史》卷二七九《张凝传》在记述这段历史时称 :“又…     

浅谈明清命妇礼服

<正>命妇,是封建社会中一特殊的女性群体,泛指有封号的命妇。历代封建王朝妇女的封号皆从夫官爵高低而定,唐以后形成制度。此后,虽经历了数次的改朝换代,但命妇制度始终沿用。明清时期,命妇可以分为内命妇和外命妇,内命妇指宫廷中的妃嫔,外命妇指外廷官员妻、母。有关皇后及后宫嫔妃的冠服在文献中记录系统全面,且有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中的明代帝后及清代帝后的画像作为佐证,此处暂不做累述。外命妇(下文简称为命妇)的冠服,尤其是礼服在明清两代的史书典籍     

明代巡按御史

明代监察机关都察院所属的十三道监察御史,除了在京内差外,其外差有清军、提学、巡盐、茶马、巡关、巡漕、印马、屯田、监军、巡按等等。外出担任巡按御史(简称巡按)是最多的一项外差。最初派御史巡按地方是在洪武十年,永乐初“遂为定制”(《明会要》卷34)各朝沿袭不变,并规定巡按御史一年一换,以防日久人熟地稳生弊。全国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明史》卷73)巡按御史的职责和权力很大,《明史·职官二》记载“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     

连江人吴文华“（剿）平北三大功记”碑考略

“吴文华记功碑”碑题为“（剿）平北三大功记”,因歌颂的碑主乃时任广西巡抚的吴文华,故当地乡贤俗称其为“吴文华记功碑”。 一 2012年12月,福建省连江县吴文华文化研究会组织三位同志前往广西、广东搜集曾任过两广总督的连江籍明代贤宦吴文华史料,在广西柳州市方志办刘汉忠先生指点下,我们在《广西通志》（清雍正七年编纂）卷十“艺文”、《柳州府志》卷三十二“艺文”及张羽中著的《鹤楼集》中查阅到这篇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