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年的“群学”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幽囚瀛台,六君子血溅京师,康梁漂洋东渡。维新人士在国内辛勤经营的变法组织毁于一旦,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发动的第一个“合群”运动宣告失败。从1899年保皇会成立,开始进入新的“合群”时期,到1905年同盟会组成,“合群”思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界标是1903年。同整个政治斗争形势相对应,在前一阶段里“合群”思潮的主要推动者仍然是早年的维新人士。     

晚清的灵魂工程师们

一切皆死,唯有灵魂不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于瀛台,并关闭北京城门,出动三千军士搜捕维新派人士,持续百余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危急关头,梁启超找到谭嗣同,劝说好友与自己一同逃亡日本,不料被拒。谭嗣同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第二日,谭嗣同被捕,随后,以他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这一年,谭嗣同年仅33岁。     

陈宝箴死因之谜

100年前的戊戌维新以及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遭受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变、大悲剧。其事变过程之复杂微妙、人物关系之扑朔迷离、文本资料之若实若虚,至今尚有未得其真相者。湖南是变法维新的发祥地,巡抚陈宝箴所领导而由其子陈三立襄助筹划的湖南新政,可以说是清季改革的模范域区。正因为如此,政变后湖南新政以及义宁父子所受之打击格外沉重。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通缉康、梁,杀“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10月6日(农历八月二十一),发出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上谕: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     

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

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影响和地位究竟如何,多年以来颇有争议。邝兆江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发表《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一文,质疑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作者则认为,康之变法思想水平,远迈时人;康氏虽然官位不高,但是得到光绪帝重视和信任,得以通过上书言事,影响光绪帝和新政的推行;康党曾经预谋“杀禄围园”、伺机擒杀慈禧太后,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索;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及政变,关系重大,应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又在晚清政坛上活动了十年。从一些曾经远远瞥见过他的西方人的记载中,或者从那些伺候过他的太监口中,我们所能产生的映像是,他似乎陷入深度忧郁状态,对一切不感兴趣。宫中一些人甚至认为光绪帝有精神失常的症状。①难道这些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人生最后十     

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是聚讼百年仍未能定谳的疑案。是案历经政治、道德和学术的评判阶段,具体而微地映证出近代学界在重大“问题人物”的研究中所走过的颇具共相的曲折历程。关于是案,笔者既不同意八月初五日（９．２０）袁世凯回津告密是引出次日政变原因的旧说;也不接受袁世凯告密并没有引出政变而只是引出“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解。笔者以为：袁世凯是告密了,但不是在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到谭嗣同后的初四日（９．１９）,袁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     

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

清代官员的升迁有一定之规。虽各官缺的补授皆出自于旨意,而皇帝要任用小臣却属特例。甲午战争后,光绪帝曾下诏求贤,胶州湾事件后又三次下诏求贤,然局面没有任何改观。戊戌变法期间,命督抚廷臣保举人才开始成为光绪帝择用小臣的特殊方法。“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疏保举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各地督抚和京内大臣也先后出奏,保举人才,被保举者超过百人,光绪帝几乎全部下令召见,到政变发生前共召见26人。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促动了变法的展开。透过甲午至戊戌年间的保举活动,也可观察到清朝政治的若干特点。     

“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

严复留英回国后 ,光绪六年在北洋水师学堂所任职务是“洋文正教习” ,而非“总教习”。严复有很强的语言才能 ,他关注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 ,但专业成绩与实践能力并不出色。在海军初创、急需舰队军官时 ,严复虽为驾驶科班出身 ,却未上战舰 ,转而从事教学 ,且所教并非军事技术而是“洋文”。这是沈葆桢、郭嵩焘、李鸿章等人因材用人的安排 ,并非他人排挤 ,或不被重用     

助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

说道“六君子”人们总会心生敬畏,而这里的“六君子”却是一帮逆潮流而动的反面人物,跟历史上前五起的“六君子”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作吹鼓手。袁世凯因出卖戊戌六君子而功成名就,可他却没想到自己导演的“六君子”的粉墨登场,竞成了他身败名裂的转折点。     

严复与晚清幕府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张之洞幕府相互倾轧,严复在两者之间艰难抉择。李鸿章及其幕府遭张謇等弹劾,严复始有投奔张之洞幕府的想法。在李鸿章幕府内部,又有“闽党”与“浙人”之争。在内部斗争形势变化,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严复著译以“立言”,剖析李鸿章幕府弊端及在战败中应承担的责任。严复发表《辟韩》,从君臣之义上对甲午战败进行反思,而张之洞命作《〈辟韩〉驳论》,严复与张之洞交恶。严复针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提出中体有中用,西体有西用;还抨击张之洞师法日本之“新学”及对“西学”的偏见,谴责张之洞干预教育制度。严、张交恶既有派系之鸿沟,又有“西学”、“东学”之分歧。严复作为政治家在李鸿章幕府并无过人之处,与经世立业相比,严复在著述立言上的功绩较为引人瞩目,这与晚清倡导新学分不开。严复等在李鸿章幕府中倡导“学新”,形成有别于张之洞及其幕府倡导“东学”的价值趋向。     

程潜和蒋介石的一桩历史公案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前,武汉国民政府曾密令程潜伺机捉蒋。政变后,蒋介石又派人捕捉程潜,并强行收编了第六军。这就是北伐后期,程潜和蒋介石之间发生的一桩历史公案。     

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与晚清的奏折处理

咸丰帝去世后,清朝原有的由皇帝独揽大权的局面不复存在,国家政务依靠咸丰帝遗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制度来维持,内外奏折、大小国事由八位政务大臣赞襄处理,交两宫皇太后钤印确认。这一权力格局因"辛酉政变"而改变,并由此而衍生出垂帘听政及议政王、军机大臣辅佐制度:内外奏折,由两宫皇太后先阅,并授意议政王军机大臣拟批。同治帝亲政后,政务与文书程序"归复旧制",同治帝恢复一切权力。光绪帝登基,垂帘听政再次举行。待到光绪帝成年,其生父奕先是创造皇帝亲政同时皇太后训政的特殊体制,光绪帝完全处于文书和政务"训练"之中;后来又创造一种有限度的皇太后"归政"模式,光绪帝的奏折处理、上谕拟定之权大打折扣,无限期接受慈禧太后监督,为此后宫廷争权和晚清政局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坛,留下一堆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光绪帝意识…     

维新运动中的严复

维新运动期间严复率先公开斥责包括清朝皇帝在内的历代专制君主为窃国大盗,指责"六经五子"也对国家的贫弱负有责任,并结合友人创办《国闻报》,积极鼓吹维新变法,特别是在戊戌政变后,该报仍然以《视死如归》为题报道谭嗣同被捕前大义凛然的态度,发表评论指斥朝政。严复在维新运动期间并不保守,更不代表所谓维新派中保守的一翼。     

悲戚的“戊戌六君子”身后事

1898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风雨如晦,杀气阴森。戊戌变法失败了,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这里引颈就戮。是日,从清早开始,京城万人空巷,围观民众水泄不通,许多人怀里揣着准备蘸血的馒头。近午时分,监斩官刚毅在监斩台入座。载着“六君子”的囚车来了,他们在衙役的推推搡搡中走上断头台。药店鹤年堂出于人道,曾制麻醉药鹤顶血,犯人服下此药,周身麻木,受刑疼痛不觉。鹤年堂掌柜王圣一对“六君子”十分敬重,从坛中取出鹤顶血分发“六君子”,然“六君子”在秋阳下肃然而立,侧望苍天,并无一人接受。     

光绪为何叫慈禧“亲爸爸”

光绪帝在拜见慈禧时,多呼其“亲爸爸”。这种称呼的确令人费解,一般人以为这可能是满族人的习俗叫法,其实不然,这种别出新裁的称呼,有其一定的道理。慈禧是咸丰帝的皇贵妃,光绪帝的父亲是咸丰帝的弟弟,而母亲又是慈禧的妹妹,所以光绪既是慈禧的亲侄子,又是亲外甥。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关于《诡谋直记》

《近代史研究》 2 0 0 1年第 3期载有房德邻同志《维新派“围园”密谋———兼谈〈诡谋直记〉的史料价值》一文 ,对《诡谋直记》提出一些很好的看法 ,本文准备将《诡谋直记》的来源及其史料价值 ,略抒己见。一《诡谋直记》是 1 983— 1 984年间 ,我旅居日本时 ,在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 ,光绪帝及西太后 崩御 ,袁世凯 免官》第一卷一门六类一项四———二———二号内 ,见有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上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湖南地方近况及毕永年著〈诡谋直记〉送达之件》 ,附毕永年《诡谋直…     

恩铭被刺不是严复辞职离皖的原因

1906年春,严复应安徽巡抚恩铭和乡绅姚叔节等人的邀请,到安庆担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1907年夏,严复辞职离皖,恩铭被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因此,史学界大多认为严复辞职离皖的原因是恩铭被刺。如:王蘧常先生的《严几道年谱》中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夏,于库里忠愍公(即恩铭)被刺卒,先生(指严复)寻亦辞职去。”王栻先生的《严复传》中也认为:“恩铭为徐锡麟刺死,严复又离了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拾甲子年事》与《文武两朝献替记》

罗隐《谗书》,时显时晦。据《吴越备史》,罗隐“所着……《谗书》……并行於世”。而《直斋书录解题》云：“隐又有……《谗书》等,求之未获。”宋淳熙二年(1175)杨思济刻《谗书》,“久而失其板”。元大德六年(1302)罗应龙重刊《谗书》,黄德弼题辞,方回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