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张群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中日交涉的一组史料

本组史料主要记载了张群在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1935年12月至1937年2月)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川樾茂等人历次会谈情形以及有关的对日交涉情况。其所涉及的内容除“成都事件”外还包括中日间关于航空协定、共同“防共”、华北冀东伪组织处理等多项问题。这些文件表明了此期南京政府对日态度已趋于强硬,是研究抗战前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     

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对日交涉

冀察政务委员会存在期间,在冀东察北问题、共同防共问题、华北走私问题、经济提携问题上与日本进行了多次交涉。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根据南京政府的对日方针,与日本进行了艰难曲折的交涉,维护了国家主权,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中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交涉过程时起波澜,给木来已经卜分紧张的中日关系凭添不少剑拔弩张的气氛。关于这一交涉过程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全面的有梁敬heng先生《广田三原则》、《华北自治运动》两及齐福霖先生的《“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一。     

否认“华北防共协定”的证据不足

李云汉在其所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一书中,否认“华北防共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存在,并讲了下述理由:其一,当时各国通讯社“报导之条文纷歧,足证此皆系传闻之词,并非真实的协定条文——如果宋与多田间确曾签订此项协定,何至稍后中日双方均曾加以否认?”其二,就战后“中、日双方各自发表之‘防共协定’而言,形式各异,内容分歧,足证不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奔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清政府弱化琉球宗主权的历史考察

自明朝以后,中国对琉球一直拥有宗主权。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是清政府弱化对琉球宗主权的开始。在琉球问题交涉中,李鸿章的“延宕之法”进一步弱化了宗主权。随着宗主权不断弱化,清政府内部“防日”思想上升。     

日本在防共协定强化交涉中的决策探析

1938—1939年间,德意日三国为在防共协定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关系展开交涉。德意希望新三国协定尤其是其中武力援助义务的适用对象延伸至苏联以外的英法等国,突破防共协定的局限。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意见分歧,陆军主张接受德意的要求并与之缔结军事同盟,外务省则反对。在海军的协调下,日本政府于1939年1月和3月两次达成折中妥协案。但随着欧洲局势的变化,德意与英法矛盾激化,要求日本就参战问题表明态度。参战问题触及日本海军的底线,海军坚决反对继续让步,陆军亦无法强行推进三国同盟问题。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防共协定强化交涉无果而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决定不介入欧洲战争。     

卢沟桥事变前汪精卫对日态度述论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基于对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认识,在“和…‘战”问题上,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对抵抗日本的侵略始终缺乏信心,“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其基本立场。本认为,在长城抗战失利之前,尽管汪精卫主张“抵抗”与“交涉”并重,但他更强调“抵抗”的重要性;此后的汪精卫不仅很少提到“抵抗”,就连理直气壮的“交涉”也从未出现。一味的妥协退让成为其对日态度的基本特征。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上海发行的《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有“大不敬”文句为由,挑起事端,威逼中方接受种种无理要求。在持续一个多月的交涉过程中,不仅天津和上海地方当局疲于应对,相继接受日方的各项条件,国民政府外交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成为日本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直接交涉对象,最后以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公开多次道歉而收场。围绕《新生》周刊事件的对日交涉和结局表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从"满蒙交涉"看张作霖对日谋略

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中日双方围绕“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部分展开了长时间的交涉,史称“满蒙交涉”。交涉过程中,张作霖坚持抵制态度,并采取了为中央政府出谋划策、明应暗抗、以夷制夷和发展地方经济等具体措施,终使日本长期要求解决的“满蒙悬案”,一直“悬”到张作霖被炸。     

徐世昌与延吉边务交涉

1907-1909年,中日之间发生了关于“间岛”问题的严重交涉。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在交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选贤任能、注重情报、洞悉阴谋、全盘谋划、灵活外交等方面,有利地遏制了日人的侵略阴谋。     

张作霖父子与“满蒙铁路悬案交涉”

所谓“满蒙铁路悬案交涉”,是指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完成“经营满洲”扩大铁路权限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就满蒙铁路权益问题所进行的有关路权外交。关于“满蒙铁路悬案”的交涉,一直贯穿于张氏父子主政东北的始终,在张氏父子对日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一页。探究张氏父子与“满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对西沙群岛问题的因应

1931年12月4日,法国挑起西沙问题。这是国民政府始料未及的。疲于应对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始终将西沙问题置于视野边缘,其反应总体上是“应付式”。国民政府连续对法交涉,不断完善证据链,又在九小岛事件发生后确立“首防日本”原则以应对西沙问题和九小岛事件,并着手推动西沙基建和整合朝野的南海海疆认知。在此期间,由海疆危机所激起的汹汹舆情对国民政府起到鞭策与支持作用,并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共同构成中方对法方掷地有声之回应。总之,20世纪30年代初,中、法在西沙问题上的较量尽管呈低烈度,却无疑强化了中国的海疆意识,是中国历史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国民政府的应对虽有缺憾,但不可否认还是为中国后来因应南海诸岛问题提供了文献基础,积累了经验。     

顾维钧与美台关于沿海岛屿的交涉 (1954.12～1955.2)

《共同防御条约》签署后,台湾当局与美国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展开了新一轮交涉,由于立场不同双方出现了分歧和矛盾。顾维钧在这一交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与蒋介石等对沿海岛屿可能导致“两个中国”问题的警觉,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甲申事变前后黎庶昌的琉球策略

1881年中日琉球交涉中断后,驻日使臣黎庶昌力谋贯彻清政府“存球祀”意旨,最初将球案作为独立的外交问题单独对待。甲申事变后,随着朝鲜通商开港政策陷入困境,黎庶昌又将琉球与朝鲜问题相联系,提出“朝鲜.琉球交换”论。1887年第二次使日后,由于朝鲜问题始终未息,其琉球策略大要不离“朝鲜.琉球交换”论。黎庶昌的球案交涉,早期有声有色,后期则主要限于提出书面策略。这与日本通过情报系统对清政府的球案政策有充分把握而立场渐趋强硬有相当关系。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从“满蒙铁路交涉”看日奉关系

从“满蒙铁路交涉”看日奉关系任松近年有学者认为本世纪２０年代日奉关于满蒙铁路交涉是日奉矛盾冲突的产物,并进而引起日奉矛盾关系的激化。笔者对此种见解不敢苟同,下面谈几点看法。一、日奉勾结实施“满蒙五路”计划所谓“满蒙铁路”,即指“满蒙五路”、“满蒙四路...     

全面抗战前中日国交调整的力度与限度——以成都事件为视点的考察

1936年下半年发生在中日国交调整期间的成都事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但也为重启交涉创造了契机。交涉过程中,日本企图借成都事件一揽子解决以往的各项悬案,从而导致外交谈判的重点出现偏移,谈判的目标由解决具体事件转为全面调整国交。由于双方分歧过大,交涉难以进行,最终谈判被迫退回到“就事论事”的层面,有限度地解决了成都事件。“蓉案”引发的中日交涉,表明了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两国调整关系的意愿,但由于双方存在明显分歧,国交调整所取得的成果有限。     

何梅协定前夕汪精卫致孔祥熙密电一件

何梅协定前夕,行政院长兼外长汪精卫致电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转告对日交涉情形。该电文主要表明了汪氏对日态度及蒋汪之间在对日外交上所达成之默契,同时说明了东北军五十一军在何梅协定前即已确定调往陕甘。这些对于研究此期中日关系及华北问题颇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