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梵宗楼文殊像考

梵宗楼位于故宫雨花阁一区的西北角,是紫禁城中的佛堂之一。梵宗楼为"雅曼达噶坛",是祭祀大威德的坛场。一层主像是文殊菩萨铜像,为轮王游戏坐姿,姿态放松自然,左手按台座,右肘搭在右膝上,面容微怒。此文殊像体量巨大,制作精良,造型在清宫的文殊像中极为少见。作者从风格和图像学两方面,分析了这尊像的身份与特征,尝试探析其出现于皇家佛堂的原因。     

四川青神县坛罐窑调查

青神坛罐窑是一处大型的古代窑址,烧制黑釉、酱釉、白釉、乳白釉、青釉等瓷器。坛罐窑的年代,上限可到北宋,下限可到元初,而以南宋器物为主。该窑址的发现,为四川古陶瓷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乾隆与文殊菩萨——梵宗楼供奉陈设探析

本文通过清宫档案,分析了梵宗楼佛堂的供奉特点,认为梵宗楼所供之文殊菩萨及其教令轮身大威德。从“了义”和“不了义”两个方面揭示了乾隆即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君王,其目的是借助宗教力量安定边疆,巩固统治。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 （九）清代乾隆宫廷风格六品佛楼造像（18世纪）

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信奉藏传佛教,对藏传佛教造像了解精深。乾隆二十年时,命国师三世章嘉呼图克图整理藏系佛像神格。在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间,清代宫廷先后分别在紫禁城内修建建福宫花园内的慧曜楼、中正殿后的淡远楼.     

清宫紫金琍玛造像考述

清乾隆时期是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标志是汉藏艺术的频繁交流。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五年进京为乾隆帝祝寿,他带来的紫金玛造像为乾隆帝所重,并在宫中造办处仿做,其后,又对原配方加以改进,成造了具有宫中特色的紫金玛造像,成为清宫藏传佛教造像的珍品。本文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将这段历史渊源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概述了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     

西夏遗存文献所见藏传佛教的传承世系

本文对西夏遗存文献中所载藏传佛教“大手印”修法的传承脉络进行了梳理,其中有关刘掌厮罗为萨钦贡噶宁波,金刚座为够也阿难苏,雅聋斯巴为法狮子等分析,为明确西夏所传“金刚默有母修法”、“大手印”烧施念定、大黑求修法、金刚亥母修习法等与萨迦派的关联,进而为厘清西夏藏传佛教的传承世系和早期藏传佛教的面貌提供了证据。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八）清代康熙宫廷风格造像（17-18世纪）

我们平时所说的清代宫廷：造像,主要是指出自康熙和乾隆二朝的宫廷造像,这与我们目前发现的造像实物及相关的文献记载有关。事实上,清代帝王充分了解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重要影响。早在明未清初时,格鲁派（黄教）的势力已十分强大,作为格鲁派领袖的五世达赖喇嘛在蒙蔽地区有着极其崇高的宗教地位和威望。     

从先秦墓上建筑的台基到汉代帝陵的堂坛

汉代帝陵封土之下的堂坛是从先秦墓上建筑之下的台基发展而来的。随着墓上建筑的发展变化,它的名称从先秦时期的“丘”到汉代称作“堂坛”。东周时随着冢墓的出现和流行,中原各国王陵将原来建在墓室口上“堂”的低矮台基,发展成为大型台座之上、或直接成为在封土之上的高台建筑。战国晚期的秦芷阳陵园则将建在墓室口上的“堂”移至封土之侧,演变为“寝”,被秦始皇陵所继承。墓上建筑之大型台基的名称也随着墓侧设寝而发生变化,到西汉受先秦墓上建筑“堂”的名称及汉陵封土形状的影响,帝陵封土之下大的夯土台基的名称,就成为“堂坛”了。     

《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九一年总目索引

(作者姓名之后括弧内圆点前的数字为期数,圆点后的数字为页数)明清史专论宫廷史料书画鉴定百例:苏轼明清两代诏选“淑女”引起的动乱—由 日本史籍记载谈起郭松义(1 .3)康熙晚年的秘密建储计划杨珍(l .11)明宫藏银之谜篙峰(l .21)回族爱国将领左宝贵左步青(2 .52)明中都王剑英(2 .61)清代宫廷戏曲发展浅谈郎秀华(2 .70)清宫史研究丛谈万依(3 .52)中正殿写清宫藏传佛教王家鹏(3.58)乾隆朝文字狱述评白新良(3 .72)乾隆时期的宫廷节庆活动苑洪琪(3 .81)论后金与清初四帝婚姻的政治特点 刘潞(4 .77)元明之际北京宫殿沿革考姜舜源(4 .88)《快雪堂…     

藏传佛教文化在漆器中的表现 以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漆器为例

正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大量清代漆器,多为宫廷用器,其中有许多器物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风格。本文选取沈阳故宫院藏佛教风格漆器,从清代宫廷藏传佛教入手,简要介绍清代宫廷漆器的特征与分期,以为依托,见证西藏与内地文化的交流互动。漆器作为清代宫廷艺术品的重要分支,受清帝钟爱。由于藏传佛教被清帝所推崇,与藏传佛教相关的器物也依帝     

乾隆裕陵棺椁藏文经咒释读

本文重点对乾隆裕陵内所存棺椁上的藏文经咒进行了释读,作者试图通过此项研究,找到清代皇帝棺椁上所刻藏文经咒的基本内容及其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清帝对于藏传佛教信仰的真实历史情况。     

雨花阁:乾隆朝宫廷佛堂建设主导思想论

乾隆帝崇信藏传佛教,修建了众多的佛堂,本文从雨花阁的修建原由、时间和供奉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雨花阁是清宫的佛堂中心,其供奉虽然遵循佛教经典而陈设供奉,但却渗入了浓厚的皇权思想,包涵了清宫佛堂的两大供奉主题。它揭示了佛堂背后隐藏的乾隆皇帝建设佛堂的主导思想,奠定了众佛堂发展的基调。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十一） 清代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风格造像（17-19世纪）（下）

图18（无量寿佛）高11厘米,重384克。此尊造型源自早期尼泊尔地区的无量寿佛造像。全身菩萨装扮,束发高髻,发饰摩尼宝花,正面饰璎珞,余发披肩,符合早期尼泊尔同类造像的艺术特征。额际宽广,眉似弯月,双目低垂,表情慈和。上身袒露,斜披圣带;下身着裙,轻薄贴身,裙褶自然铺于座,     

瑞宦阁藏金铜佛像研究（十一）清代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风格造像（17—19世纪）

藏传佛教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代表,凝聚了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上层人物通常可以控制地方政权,并征经济上汇聚大量财富。清朝初期,     

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的清帝——兼论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从历史背景来看,藏传佛教赋予中原统治者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只是一种尊称和象征性符号。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悦纳,它们对于清帝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其作为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乾隆帝制作御容佛装像的基点在于以传统王朝的皇帝面对蒙藏族群,在此前提下融入个人的宗教趣味,形成了以"转轮王"兼"文殊菩萨化身"呈现的皇帝形象。如果说这种形式有什么更多的含义,那也不外乎是增加他对蒙藏高层的亲和力和他身为清帝的神圣性。新清史学者所主张的乾隆帝以藏传佛教的转轮王、菩萨身份治国的观点缺乏依据。     

乾隆朝清宫十八罗汉唐卡名相解析

藏、汉两地佛教经典及佛学之传播,直承印度晚出之大乘佛学,但罗汉信仰却在两地佛教中均占一席之地,尤其是于汉藏两地家喻户晓的十六罗汉(后演绎成十八罗汉),不仅与佛和菩萨一样成为信徒崇拜的对象,而且以之为题材的绘塑作品更是广泛流传,及至帝廷内苑亦多有供奉收藏。清乾隆时期为安抚蒙藏势力而极力推崇藏传佛教,此信仰尤以宫中为盛,帝室庋藏、绘制及供奉有大量藏风浓郁的十六或十八罗汉唐卡组画,其名称、图像特征、排列顺序乃至绘画风格等与清官旧藏的内地各派罗汉图相比,同中存异。乾隆帝及藏传佛教大师们在对藏密佛像进行大规模系统化与规范化的同时,也涉及了汉藏两地十分流行的十六、十八罗汉,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乾隆时期清宫特色的十八罗汉图像标准。     

故宫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一批清代藏传佛教殿堂,故宫博物院藏有大量极其珍贵的藏传佛教文物及与藏学有关的其他文物。这些建筑与文物是明清、特别是清代民族政策、汉藏文化交流及东西交通等方面的生动见证。以藏传佛教艺术为重点的故宫藏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整个藏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故宫学的重要内容。故宫藏传佛教研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正逐步深入。     

清宫大白伞盖佛母信仰探析

清代宫廷对白伞盖佛母的崇拜出现了显著的发展,特别在乾隆时期,除在宫中大量制作白伞盖佛母像外,还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各大寺庙制作供奉精美的绘画和雕塑,甚至专门兴建寺院来供奉白伞盖佛母像。其信奉目的和崇拜方式等方面的特点,目前尚很少有专门的论述见诸文献。本文借助清宫档案及现存清代原状佛堂内白伞盖佛母的陈设情况,试图说明清代宫廷是将白伞盖佛母作为重要的福寿保护神来供奉的,并不是简单地继承元代的信仰传统而是另有传承和发展。     

英年早逝的清代宫廷画家张若澄

清代宫廷绘画艺术影响极大。宫廷画家张若澄画风工整细致,笔墨丰润绝俗,深受乾隆皇帝赏识。对其画作进行研究,有助于认识和了解清代宫廷绘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