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美国调处国共关系始末(下)

五、赫尔利的翻云覆雨 1944年11月10日,赫尔利携带着油墨未干的“五点协定”与周恩来同机返回重庆。 可以说,赫尔利是满怀着希望返回雾都重庆的。参与谈判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也认为:“这—切都已显示出很大的可能性。”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不过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令赫尔利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派人将“五点协定”的副本送给宋子文时,这位代理行政院长当即气急败坏地跑到赫尔利的寓所,指责他被“共产党的旧货单子欺骗了”,说“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张     

黄炎培延安『窑洞对』

1945年2月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陪同．就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会见蒋介石,而蒋竟以傲慢的态度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这无异于关上了谈判的大门。     

1944年5月—1945年1月国共谈判史料

1944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先后在西安、重庆举行会谈。11月,在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斡旋下,国共又开始新的谈判。这些档案,除帮助了解谈判的过程外,还有力地证明,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对会谈毫无诚意,是导致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组史料对研究国共两党关系也有一定价值。     

赫尔利使华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

帕特里克·赫尔利于1944年9月作为总统个人代表使华,11月17日任驻华大使,到1945年11月27日辞职,历时一年两个多月。这期间,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赫尔利使华的前半年,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由战时的援蒋抗日到战后的扶蒋反共的转变;赫尔利作为这种转变的具体实行者,他的使华自     

抗战后期中共对美援的争取

抗战后期,中共曾努力争取享有美国对华租借军事物资(简称美援)的分配权。1942年5月,中共改变以往对美援可能助长蒋介石摩擦政策的担心,提出分享美援。至1945年夏,争取美援工作经历4个时期:1942年5月至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为展开时期;1944年7月至1944年10月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为高潮时期;1944年10月至1945年4月赫尔利称美国禁止给中共武器援助,为挫折时期;1945年4月至1945年8月15日朱德要求美方停止对国民政府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为观望并最终放弃阶段。几经波折,终因意识形态的差异、共同利益的逐渐缺失等原因,致中共争取美援失败。在此过程中,中共逐渐把握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     

对《赫尔利接受中共五点建议析疑》的商榷

《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刊登的《赫尔利接受中共五点建议析疑》(以下简称《析疑》)再次探讨了赫尔利起先同意中共五点建议、后来又接受国民党三点反建议的原因,并认为“史     

抗战后期美国调处国共关系始末(上)

抗战后期,国共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曾派总统特使赫尔利来中国调处国共两党关系。国共关系是如何恶化的?美国为什么要直接插手国共问题?赫尔利是如何调处国共关系的?最终结果如何?《抗战后期美国调处国共关系始末》一文作了详细介绍。     

西安事变前后国共谈判史实订误──评陈立夫《成败之鉴》，兼评他对于苏基君的批评

西安事变前后国共谈判史实订误──评陈立夫《成败之鉴》,兼评他对于苏基君的批评杨天石说明：１９７７年,陈立夫先生在其《参加抗战准备工作的回忆》一文中首次公布了周恩来致陈立夫、陈果夫函,以括弧注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收到。其后,沈云龙等著文认为,该函作...     

赫尔利的角色

1944年9月,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中国,后又任驻华大使.他在执行美国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出尔反尔,轻诺寡信,以至发展到和蒋介石一唱一和,公开地扶蒋反共.     

“这里没有李鸿章”——邓小平与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

“这里没有李鸿章”——邓小平与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齐鹏飞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是在“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得以充分展现。一波三折的中英外交谈判由“山...     

中美入世谈判,最后六天六夜

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情,1995年后复关谈判转为加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全程历经15年。过程中,中国与WTO的37个成员展开了拉锯式的双边谈判。其中最难打的硬仗,莫过于中美谈判。双方谈判共进行了25轮,非正式磋商不计其数。     

赫尔利接受中共五点建议析疑

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史上有一桩疑案,即赫尔利为什么先接受了中共的五点建议,而从延安返回重庆后,又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求中共放弃五点建议,去接受国民党政府的三点反建议呢?史家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都没有作出明确的令     

清政府的对英政策与琦善的广州外交

广州谈判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国进行的一次重要谈判,也是近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第一次正式外交活动。无论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还是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广州谈判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长期以来,这一课题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有人开始注意广州谈判,但没有注意谈判中清政府的对英政策、谈判方针及其与琦善广州外交的关系问题。本文拟从这些方面作一考察,作为引玉之砖。     

曾纪泽使俄谈判与李鸿章使日谈判之比较研究

1880年,曾纪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俄国,就伊犁问题进行谈判,结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1895年,李鸿章也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日本,就结束中日战争问题进行谈判,结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对于这两次谈判签约活动,史学界一般作这样评价:曾纪泽与沙俄谈判,“力争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作出了贡献的”,这在“清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曲折过程与中日关系

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并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其中第8条规定：中日双方将就签定和平条约进行谈判。1974年11月,中日双方开始关于和约的预备谈判。到1978年8月签署和约,经过了45个月。这一谈判为何迁延近4年之久?本文将对中日和约的谈判与签定的过程进行考察。     

论中国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及其对中越关系的影响(1968～1971年)

中国领导人对越南战争的态度在1968～1971年间发生了转变,即1968年初至1969年上半年,坚决反对越南与美国谈判;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8月,从不干涉越美和谈转变为支持越南谈判;1970年9月后,态度鲜明地支持和谈。中国前后两种立场都引起越南的强烈不满。虽然中国没有以牺牲越南的利益来换得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且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条件下,仍给予了越南大量的无偿援助,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改变越南对中国的不满、疑虑与不安。在中美缓和与越美谈判的进程中,中越关系却不断恶化,这为后来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折冲樽俎——周恩来与国共谈判》出版

王静著《折冲樽俎——周恩来与国共谈判》,３８４千字,由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出版。该书分９章,内容涉及自１９３５年底至１９４９年春周恩来在局部抗战期间、全面抗战时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关于国共谈判的活动,以及周恩来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与国民党的历次谈判斗争中发生的作用。《折冲樽俎——周恩来与国共谈判》出版     

外交生涯第一课——章文晋为周恩来与马歇尔谈判做翻译

<正>章文晋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是外国同行眼中的一位“谈判老手”。在他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参加过日内瓦会议,中国同缅甸、印度、苏联等国的边界谈判,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全过程中的多次重大谈判。其中,他终生难忘的还是1946年为周恩来与美国特使马歇尔谈判时做翻译工作。有机会目击两位国际政坛顶尖高手过招,这使初入外交门槛的章文晋获益终生。     

美国记者眼中的解放战争

<正>一、国共军队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国立即出动军舰和飞机将50多万国民党军队运到沦陷区抢夺胜利果实,有美国将军称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海空运输行动”。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实质,美国政府其实心中大致有数。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没有公开批评蒋介石,但部分美国官员直言不讳,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引用1943年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记录,痛斥国民党政权“腐败、不作为、囤积居奇、做黑市买卖、还跟敌人做生意”,不断烂下去。     

重阳节

2009年的闰五月使农历九月初九（10月26日）这一天迟来了一个月,已入深秋。《易经》中“九”为阳数之极,故九月初九．称“重九”．又称“重阳”。讲究物极必反的中国古人认为这一天不是吉利日子．需要辟邪消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