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军事志书与军事史书的异同

<正>辨别军事志书和军事史书的异同、了解两者的差异,有助于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性质和基本功用,有利于开发利用军事志资源,有利于正确把握军事志的体例特点,编纂出符合志体规范的军事志,充分发挥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功能作用。军事志学与军事历史学都是军事学的分支。军事历史学是研究以往战争及其他军事活动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分支,主要包括战争史、军事史、军事科学史、军事思想史、军事学术     

编纂军事志 服务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编纂军事志,是分析研究军事斗争的历史与现状,学习运用先人创造的军事科学,宣传弘扬英烈的光辉业绩和伟大精神,展现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崭新面貌的重要工作。对于推动军事学术研究,促进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指导未来反侵略战争,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北京军区进一步加强军事志编纂工作

根据北京军区首长和军事志指导小组工作安排 ,4月下旬以来 ,北京军区军事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派出得力人员 ,用一个多月时间对全区军事志编纂工作进行了检查调研 ,有针对性地实施了工作指导。6月 16日 ,北京军区下发文件 ,对全区完成第一届军事志编纂任务的情况作了通报。至 2 0 0 0年底 ,全区所辖 5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三级军事志的编纂任务将全面完成。文件指出 ,全区军事志编纂工作之所以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有大幅度进步 ,主要在于领导重视、修志者辛勤耕耘以及工作条件的不断改善。为使编纂军事志作为一项连续性、长远性的军事文化建设…     

军事志与兵要地志的主要区别

编纂军事志,是一项军事文化建设事业,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编纂军事志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争议,有的主张将军事志与兵要地志汇合成一志;有的主张军事志即等同于兵要地志;还有的主张军事志可以代替兵要地志等。这些主张和建议固然都有...     

认真学习贯彻《黑龙江省地方志工作规定》 努力开创依法编纂军事志工作新局面

<正>2014年9月17日,《黑龙江省地方志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省政府第2号令正式公布,这是黑龙江省地方志事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标志全省地方志工作已经步入法治化轨道。军事志作为省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规定》为依据,指导和规范编纂工作。省军区各级编纂单位都认真组织学习《规定》,全面了解和掌握《规定》的精神实质和具体要求,使《规定》成为推动军事志编纂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论方志编纂学的体系构建

方志编纂学是一门研究地方志的基本内容以及编纂方法的学问,属于方志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方志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安徽省军区扎实抓好续修军事志工作

20 0 1年 4月 1 0日 ,安徽省军区在合肥举办军事志编纂工作培训班。全军和南京军区军事志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到会指导 ,省军区马新民副参谋长到会讲话。培训中 ,认真传达学习了全军和南京军区军事志工作会议精神 ,请从事第一届《安徽省志·军事志》编纂工作和继续担当下届军事志编修任务的两位老同志上了业务课 ,还对省、市、县 (区 )第一届军事志和军事年鉴编纂工作 7个先进单位和 39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为使续修工作基础更加扎实 ,在此前后 ,省军区还认真抓了四件事。第一 ,从 1 999年起 ,按军事志的基本架构编纂出版了《安徽军事…     

加强领导 健全机制 努力开创省军区军事志续修工作新局面

省军区第一届军事志的编纂工作,在全军、军区军事志指导小组和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在省军区党委、首长的高度重视和有关单位的支持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劳动,历时10个春秋,至2001年共完成单独出版的省级军事志1部、市级军事志2部、县级军事志3部,没有单独出版的也分别和地方出了合卷本。     

借鉴方志学 构建年鉴学——初论构建中国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

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充分表明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意见》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学术性、指导性和前瞻性,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为此"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要重点"扶持对学科创新发展起关键性的研究项目"。按照中央文件的这些精神,本文提出并阐述"借鉴方志学,构建年鉴学"的学科构建思路。年鉴文化作品虽为国外引进的舶来品,而在中国的传播编纂出版应用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地方志文化与年鉴文化同属于历史学范畴,二者的概念、社会功能等本质属性多有相似相同。因此,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合为一体,同属于地方志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编修与应用年鉴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年鉴界发出构建中国特色年鉴学的呼声甚高,并正在积极推进且取得基础性成果。遵循史、志、鉴学科相同的规律与特点,本文提出并阐述"借鉴方志学,构建年鉴学"的学科构建思路。第一、本文构建大型地方志文化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方志学》的学术思路与方式方法,并且结合年鉴文化的具体内容,提出并阐述设置"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即中国特色年鉴学政治理论、中国特色年鉴学基础理论、中国特色年鉴学应用理论。第二、按照"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形成一个学科系统并设置三个二级学,即中国特色年鉴政治学、中国特色年鉴基础学、中国特色年鉴应用学,构建中国特色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第三、在此基础上,提出阐述编纂大型年鉴文化学术专著《中国特色年鉴学》及其编撰框架设计。本文力求"博采众人之长,树一家之说",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文化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文化新学说,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学新学术流派。抛砖引玉",一花引来万花开",希望有更多的年鉴界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中国特色年鉴学的讨论研究与构建,希望中国版协年鉴工委将此项工程领导好组织好,中国特色年鉴学的构建成功将指日可待。年鉴文化研究是世界性事业,我们应该学习与借鉴外国优秀年鉴的编纂与应用做法,从世界眼光将中国特色年鉴打造成为具有世界水准的文化作品,积极推进中国从世界年鉴大国向世界年鉴强国迈进。     

钱树根副总参谋长在全军军事志第一次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了。这次会议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召开了全军军事志指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工作会议的议程和提交工作会议讨论的基本文件;接着召开了工作会议,各军区介绍了军事志编纂工作情况,七个省军区介绍了编纂军事志的做法和体会,会议重点对《军事志编纂工作暂行规赳和卜九九八年全军军事志工作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两个文件基本可行,表示原则同意,请办公室根据大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再做必要的修改后,报军委审批下发全军施行。中央军委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军委张万…     

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若干特点及发展趋势: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起——王巍所长专访

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呈现出新的学科特点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认为,中国考古学随着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在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各项阶段性成果的推进与影响下,形成了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正朝着科学化、国际化、社会化、大众化的趋势和方向发展;中国考古学需要与国际考古界加强交流,博采众长,走向世界;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应是从文物管理机构到文物考古研究机构所共同担负的责任,需要形成一整套既符合中国实际,又顺应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二级学科的设置,同时培养能够满足考古学发展需要的人才;公众考古是目前考古学新的发展走向,考古界需要转换意识和机制,培养专业人才,坚持考古的纯洁性和道德规范,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与遗产保护事业。     

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

自古为官皆有禄,禄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清代,从雍正朝开始,外官不仅领有俸禄,还有丰厚的养廉银.迨及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治政中频繁出现了罚扣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养廉银的情况,这形成了乾隆朝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来分析,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即在运作中,出现了以罚扣大员养廉银代替其所受行政处分的情况,而且这种代替经历了开始、发展、减弱、制度化等过程,最后以法的形式在乾隆后期确立下来.本文对此做一粗浅分析,试图揭示乾隆时期处分制度的再调节与多样化.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军事变革

20世纪90年代,中国充分利用世界军事变革的形势和冷战结束后相对和平的环境,紧跟世界潮流,全面推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及时调整军事战略方针,形成了军事变革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充分发挥了理论的先导作用;自力更生发展"杀手锏",提高了武器装备的信忠化水平;以人为本,人才先行,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调整体制编制,压缩军队规模,优化了部队结构。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中国新军事变革取得巨大的成就,缩短了同美、俄等国军事力量的差距,同时也为新世纪新军事变革的继续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历代驿站发展特点略论

驿站是中国历代兼具军政职能的交通运输组织,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体制发展的需要和重要体现之一。自商周至清朝末年,历代驿站不断发展和完善。在管理体制上,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统,并逐步实行军事化管理在勤务体制上,各类驿站推陈出新,并在职能上逐步统一;在服务对象上,实行军政两用、平战结合。其中,管理体制上的军事化,勤务体制上的统一化,服务对象上的军政结合、平战结合,是中国历代驿站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要特点。     

华北革命根据地的军婚保护制度与实践困局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政府相继颁布了具有现代性的新型婚姻条例,以推进传统婚姻制度改革,其中军婚作为一种非普通婚姻自有其特殊规定。军婚纠纷处理既要考量前线战士的军事积极性,又要关切军人配偶的生产、生活、生理需求;既要兼顾婚姻立法中所体现的"婚姻自由"原则,又要遵循"一切服务于战争"的总方针。如此则无可避免地陷入立法规范与司法实践的困局,而且这种情形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均无法彻底破解。不过,此时之军婚改革与实践对现代军婚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具有丰富的经验意义。     

试论元朝中央政府对畏兀儿地区的统治

章依据元代畏兀儿书及汉史籍探索元朝政府治理畏兀儿地区的措施,考述其在畏兀儿地区的行政建设以及亦都护地方政权的性质与职掌。认为蒙元政府对其所统辖的畏兀儿社会的间接军事行政统治,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蒙古制度与自下而上的当地制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的结合而实现的。     

地方志的困境与创新

由于当代地方志在功能定位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制约其发展的不足或缺陷,地方志事业面临着在中国文化体系语境中被边缘化和逐渐丧失软实力的困境或危机。地方志工作者应主动适应新的时代变化和要求,对地方志的功能定位和工作机制做新的理解。摆脱地方志困境或危机的唯一出路是从多方面进行创新,使地方志真正发挥其社会主流价值文化载体的功能。     

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反思：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与经验

本文的讨论围绕三个层面展开 :华侨华人研究 ,东南亚 (华侨华人 )研究以及笔者个人对槟城—吉打州华人商业与权力关系的研究。争论的实质是这样一个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 ,即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分别被视为某一孤立的主题研究领域、区域研究和学科研究方法 ,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结合整体的问题。本文并非企图为华侨华人研究确立一个标准 ,而仅仅是呈献一个实例 ,即把个人的研究视角和经历 ,结合大的结构、进程、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怀等问题 ,进行情景化的考察。     

Militarisation,universities and the university armed service units

This paper asks what militarisation looks like when encountered in university settings, using the example of the UK university armed service units. It identifies a specific definition of militarisation, which is then used as a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USUs. The USUs have been subject to critique as emblematic of militarisation, and thus problematic. The paper looks at practices where militarisation can be identified as evident on university campuses, such as in disciplinary engagements with military institutions and activities, as well as flows of funding and knowledge. We show how the military-university nexus problematizes the idea of separate and distinctive military and civilian spheres which pervades much of the discourse around military involvement at universities, and highlight the generative and creative capabilities of militarisation as co-constituted within the military-university nexus. The paper then examines in detail how the process of militarisation works in practice through the USUs. This confirms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agency to a conceptualisation of militarisation. In conclusion, we argue for the continued utility of process-focussed understandings of militarisation which emphasise how such processes are generative of social relations. We emphasise the necessity of capturing the nuance and complexity through which processes work not least around the engagements of people as active agents with such processes. We also note the potential significance of scale to future conceptualisations of militari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