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火戏到赞神歌——近代太湖渔民仪式文艺的嬗变

香火戏普遍流行于洪泽湖、微山湖两地渔民的日常生活中。清代后期江南地区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人口锐减,加上北方黄河泛滥,水灾连年,大量苏北渔民沿大运河迁入太湖流域,带来了香火戏。古代吴地巫风盛行,在太湖流域形成了较多的仪式剧与劝善类讲唱,它们广受江南土著的青睐。南北渔民的混居,使得江南地区的神歌取代了北方香火戏的"唐六本",形成了近代太湖渔民独特的香火戏变种——赞神歌。对太湖渔民的赞神歌源流、曲艺变迁、仪式文本等进行多角度解析,是进一步研究太湖流域渔民文艺的重要途径,借此可一窥南北水上居民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同质异形的神灵谱系——藏族湖神与水神关系透视

湖神与水神在藏族地区大量存在。文章从藏族民俗现实出发,认为水神与湖神主要有三种存在状态:湖神与水神分离;水神是湖神信仰的核心;水神与湖神的互置。分析了湖神与水神信仰相异的原因。     

“各族皆有家神”——以湘潭阳塘龙王信仰与周氏宗族建构为中心

湖南湘潭阳塘的龙王信仰,作为周氏宗族的家神信仰,与宗族建构密切相关,其发展变化的背后具有深刻的地域社会文化脉络。龙王信仰在周氏族人记忆中是明初周氏始迁祖从江西带来的,由周氏族人轮流奉祀,是周氏宗族早期建构的重要文化符号。雍正初年,周氏宗族编修族谱、修建宗祠、举行祭祖仪式,宗族制度自此成为占有经济资源、展示历史渊源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方式。晚清以降,周氏宗族通过经管老龙神庙愈益体现其在地域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龙王信仰对于地域宗族和社会结构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涵。     

缅甸的青铜文化遗存及其与云南青铜文化的关系

近20年来,缅甸揭露了一批公元前一千纪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为深入讨论缅甸青铜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文章梳理了缅甸钦敦江、穆河、萨蒙河流域及掸邦高原已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存,并尝试对中国云南与缅甸青铜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展开讨论。研究表明,上述缅甸地区的青铜文化受到云南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     

谈语文教学的“形散而神不散”

新课程改革是一次契机,愚以为每个教师都应当抓住这次契机,在新的语文课堂中去实践自己平日里难以企及的教育教学理想。尤其是语文教师,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获得的自主空间更大更广阔。语文课堂更应该有区别于传统课堂的新的东西的存在。每一堂语文课都像是一篇散文,我们应当让每一堂语文课体现出"形散而神不散"的特征来。     

建国初的“戏改”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在建国初新政权巩固时期,机缘际会,"戏改"被纳入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核心的文化改革大潮。作为一种路径选择,意识形态建设因"戏改"支撑而顺利推进,"戏改"则藉意识形态建设而成功展开。但是,二者和谐互动的关系到后期已渐显疲态。     

先秦民间信仰与民神易位的反向衍进——以兵学考察为中心

先秦自春秋以降,民间信仰中的"鬼神",相对于日渐觉醒的人性精神,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但军事巫术却空前兴盛。民间信仰与民神易位在兵学领域呈现出反向衍进的态势。民神易位思潮肯定了人的价值,而基于民间信仰的军事巫术的兴盛,标志着兵民的心理诉求被纳入指挥决策的博弈,反映了对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灵归宿的观照与反思,二者是在不同向度上诠释了先秦人性意识的觉醒,为后世确立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信仰长期共存的二元对立结构,乃至构建多元语境交融下的文化生态,奠定了基础。     

“刻毡为形”试释——兼论突厥的祆神祭祀

突厥人曾经信仰祆教,祭祀祆神时不立祠庙,而是将"刻毡为形"的祆神像悬挂在竿上进行祭祀,这种祭祀方式与突厥人的游牧生活相适应。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一些突厥人也在祆祠中祭祀。"刻毡为形",就是以缂毛工艺织造出祆神的图像,这种图像可能与敦煌等地祆祠和赛祆仪式中悬挂的祆神画像类似。突厥人以"脂苏"涂抹祆神像的做法,源自波斯祆教徒以麝香和苏涂抹祆神像的祭祀仪式,突厥人通过粟特人学习到这种仪式。     

“寓捐于禁”——清末演戏与戏捐开征

戏捐是针对戏剧演出活动所征收的一种税捐,属于杂税杂捐。戏捐的开征,是在清末新政地方财政支绌的时代背景下,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酬神演戏,寓禁于征,以此为基础,规定凡娱乐演戏,一律征捐,目的是以无益之浮费,供有用之要需,成为当时学堂、巡警等新政事业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在清末,戏捐的开征时间,各地不同,征收机构、捐额不一;各地多自定章程,自行征管,无统一规章条例,用途各异。在清末地方财政收入中,戏捐所占比例很小,似乎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但对于县域以下某一具体学堂或巡警所而言,就是重要的经费支撑,如在山西,戏捐属于地方经常之收入。从此意义上而言,戏捐的财政意义或许大于其社会治理意义。     

耳目一新的戏俗研究——读《演剧、仪式与信仰—民俗学视野下的例戏研究》

例戏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仅仅只是有一些单篇论文对其中的某个剧目或某个剧种的某些剧目作了一些研究,而李跃忠博士的著作《演剧、仪式与信仰—民俗学视野下的例戏研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民俗学角度而对其进行整体的、宏观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     

从古城址特征看宝墩文化来源——兼谈“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

"宝墩文化"于4500～3700年前在成都平原西南部和中部先后建造了8座古城址,采用的两面堆土的筑城技术,城址的形状大小,一大数小的群体布局等,都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相同,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前古城址群的三大类型之一。宝墩古城址群时代略晚,筑城技术与设计更加规范,推测该文化可能主要来自于长江中游,其动因或许与中国古史中"迁三苗于三危"的事件有关。处于成都平原北部的"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4800～4000年前,主要来源于距今5000～4800年前从西北山区下来的"桂圆桥文化";他们没有掌握建城技术,主要聚居于河流沿岸,与"宝墩文化"曾共存于成都平原南北两地,文化面貌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他们各自有一个数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在年代、地域、聚落形态、文化因素、来源去向等方面有诸多差异。他们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其主人或许分别是蜀史传说中的"蚕丛氏蜀王"与"柏灌氏蜀王"。     

云南盐津“僰人悬棺”考察记——兼辨川滇间“僰人悬棺”的族属

盐津豆沙关的＂僰人悬棺＂,科学上应正名为＂崖洞式崖葬＂。它与川南珙县麻塘坝及贵州的同类遗存最为接近,故其年代也应相近,即相当于明代中期以前,早不过宋代。     

柬埔寨华人的土地和祖灵信仰——从“关系主义”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论文基于田野调查的结果,从人类学家王铭铭先生提出的“关系主义”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柬埔寨华人的社区、家庭和坟地的土地神和祖灵信仰的内涵与功能,分析了柬埔寨土著文化与佛教、印度教和华人信仰等外来文化之间,内外之别、上下等级、差异和关联、延续与变迁这四对关系。认为任何宗教或文化现象都不是封闭地自我生成,而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形成。每一种文化总是处在许多其他文化组成的更大范围的场域中,在彼此的参照、混融和冲突过程中形塑自身。     

“定亲”型故事中“月老”形象传承的文化根基

在广义的文化语境下,中国"月老"型故事中的月老形象在两千年的岁月中如何传承和变异?何以至今仍被人们口口相传?故事中的元素是如何随着它们与文化核心价值的关系变化而变化的?只有当外来故事中的关键元素与本土文化有相似的特征,方能满足本土观众的需求,并融入本土;反过来,这些关键因素又深化了故事中隐含的信仰和价值观,而且故事的改变预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文化整合的前奏。     

“虎文化”与云南“沙壶”的关系

“虎文化”与云南“沙壶”的关系李盛铨《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哀牢夷妇人沙壶居牢山。捕鱼水中,触沉木有感,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术化为龙,出水上,九子惊走,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后牢山下有一夫一...     

道教文化中“北帝”的信仰及发展

北帝是道教的神灵,他最初只是酆都地狱的掌管者,是地位低下的鬼官。在南北朝末至唐代和北宋末年以后,北帝的信仰先后两次发展,北帝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围绕着北帝出现了新的庞大的神灵体系,北帝信仰也从一部分道士的信仰发展成为整个道教的主流信仰。而北帝信仰的第一次发展是众多道士推崇的结果;北帝信仰的第二次发展则与北宋朝廷的推动有关。     

多元并存与和谐共生：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以杭嘉湖地区蚕神信仰为个案的考察

近年来,民间信仰的跨学科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学术界不仅深入研究了民间信仰的性质、概况、特点等,而且也对其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广泛关注和积极探讨,但民间信仰的基本生存形态研究仍需进一步拓展。笔者以杭嘉湖地区蚕神信仰为个案,通过长期的、深入的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证明,多元并存与和谐共生是当前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生存形态。     

申论子弹库帛书《四时》之四神——战国文献中四时四方神的“天神”“地祇”两系说

子弹库帛书《四时》中的四时神名应释为“青[阳]■”“未〈朱〉明■”“翏黄难”“■(湛)墨■”,与《尔雅·释天》的“青阳”“朱明”“白藏”“玄英”当属同一系统。它们源于天象,在神祇系统中当属“天神”,且已具有明显的阴阳五行色彩。以《吕氏春秋》等为代表的“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本是五行的职司之神(五官),也是“五祀”的祭祀对象,应属“地祇”。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作为“地祇”的“五官”通过五行与四时相配的方式,实现了向四时神性质的转化,并藉由《吕氏春秋》等文献的广为流传,逐渐被认为是四时的正神。因此,目前文献中所见的四时神,究其来源当有“天神”和“地祇”两系之分。     

满洲的勃兴与民族的融合——兼谈民族文化关系

清代前期是指女真以后满洲族兴起,以武力统一全国和建立政权的最初时期。其中包括五个时代: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胤祯。这一时期是满族发展的上升时期,是满族社会由不成熟的封建制急剧地向完全封建化转变的阶段。这个阶段由于满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满族文学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清代前期的一百多年间,满族人在向汉族文化和文学学习的同时,培养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很快地造就出一大批满族诗人与作家,发展了满族文学,并充实了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