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朝政化与史料运用偏差对边疆史地研究的影响——以明代“三征麓川”研究为例

明代"三征麓川"是关系西南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危的重要事件。明清史家由于对西南边疆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缺乏准确认识,或出于某些政治需要,用政治情感代替理性的史实分析,忽略对事件本身的探究,疏离对引发战争的边疆形势的考察,仅就朝政进行评述,出现了泛朝政化倾向,使这一边疆问题异化为朝廷政治斗争。而当代部分学者误将明清史家带有政治偏见的评论作为第一手史料运用,又使相关研究出现严重偏差。本文通过对明代"三征麓川"的历史进行探本寻源,试图说明边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     

明代麓川之役和《陈言征麓川略》

发生于明英宗正统六年至十四年(公元1441—1449年)之间的三次“麓川之役”,是中央集权的明王朝用武力解决它和地方割据势力——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间利害冲突的重大历史事件。贵州普安(今盘县)人詹英写的《陈言征麓川略》,则是揭发明军主将王骥等腐败无能,贪黩残民种种不法行为,向朝廷提出的参劾书,是一篇难得的历史文献。麓川(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属陇川)位于云南西陲。洪武十五年(1382)春,明军平滇、攻到澜沧江西岸的金齿(今保山县)时,和金齿接壤、麓川东邻的平缅宣慰使思     

明代西南边疆经略中的粮饷供应问题

明朝统一云南初期、三征麓川以及抗击缅甸入侵,是明代西南边疆经略的重要时期。三个时期的粮饷供应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在供应内容上,明朝统一云南初期和三征麓川时期以供应粮食为主,抗击缅甸入侵时期除了向募兵供应月粮,还要供应饷银。在供应方式上,同一时期有多种供应方式,不同时期供应方式有变化,且各有侧重。粮饷供应对明朝西南边疆经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洪武年间明朝与麓川王国关系考察

麓川王国在元末已摆脱元朝控制自治一方。当明朝接替元朝在云南的统治权时,要求麓川服从。麓川不愿受明朝控制,并在兼并同族以扩大势力时与明朝发生冲突。几经周折,明朝终于制服麓川,将其分解为数部,这对明王朝控制当地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本文通过对这段史事的分析,着重指出,明朝对麓川的控制是分阶段完成的。由于形势不同,双方关系各阶段变化各有原因;某些史书为强调明朝统治合法性而忽略各阶段具体情节的做法,是将事情简单化,有碍后人认识真实史实。     

试论一九一七年的川、滇、黔军阀混战

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八月,四川发生了以成都为主要战场的川、滇、黔军阀混战。这是民国以来西南地区第一次以争夺统治地域,扩张军事势力为目的的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为民国以后西南地区的军阀混战开了恶劣的先例,对川、滇、黔三省军阀势力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谢本书同志所说的那样,这次战争,是西南军阀势力形成的重要标志。对这次战争的始末,已有多文论及,笔者不再详述。本文拟从这次战争的政治、经济背     

地方势力的国家参与:变局中边疆实力派的政治选择——抗战爆发前后龙云言行的观察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并没有完全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其与边疆诸省地方实力派之间多仅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北、西南边疆成为抗战大后方,诸省实力派的政治言行,对于这一全国性的政治、军事行为及国家政治发展演进具有重要影响。民国以降,位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在边疆诸省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独特性;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龙云在政治言行上选择了对抗日战争的积极支持,体现了地方主义服从国家利益,是边疆地方势力参与"国家行为"的重要内容,也隐含着边疆区域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政治涵义。     

元朝的军事戍防体系与版图维系

元朝版图辽阔,其军事戍防体系由中央宿卫制和地方镇戍制组成。元朝戍防对象,对外有西北诸王、沿海日本海盗、安南、占城、缅国等反抗势力;对内主要是镇遏江南南宋残余势力及边疆地区各部族。作认为,稳定统治要通过有效的行政管理来实现。元朝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虽曾尝试以实行汉法来解决问题(即所谓治),但统治过于迷信武力,一味镇压,最终导致元朝统治崩溃．     

国民党西康地方党部建立考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将西康建省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尚未完全控制四川,只能试图在川边地区建立国民党组织,将势力渗透到边疆地区。刘成勋建立了地方党部,但因其战败而流产;格桑泽仁的建党努力,遭地方势力抵制而中辍;直到抗战爆发后中央政府入川。西康省、地方党部才得以建立。建立西康党组织的历程,表明国民党统一边疆的意图,在中央政府尚无足够军事、文化影响力统一边疆的情况下,利用其党组织来辅助、促进统一进程,不失为一种相对积极的措施。     

达罗婆门汉字碑铭与元缅战争考略

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元朝与缅甸为争夺金齿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战争。缅甸蒲甘出土的达罗婆门汉字碑铭揭示了元缅战争一些相关细节和历史真相。通过最新科技手段解读后,该碑铭不仅补充了中国正史关于元缅战争的记载,也揭示了忽必烈在发起征服周边民族战争的同时,还加入了对宗教的考量。     

明代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设置研究

本文分析明代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设置的背景、原因、特点以及意义。在前人讨论军民指挥使司以及挖掘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明代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设置的具体情况,从元末明初滇西地区的形势、定边战役与云南卫所建设,永昌地区在滇西南防线中的地位,及永昌地区的军民人口数量、田赋状况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的设置是滇西地区边疆形势的需要,也与永昌地区军民人口数量、财政状况相符合,对保障明初滇西边疆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鸣鹤古城考

鸣鹤城雄踞在洪和城东边的沟口上,近临扁都川,是通向洪和城之咽喉。从它的地理位置来看,是扼守吐谷浑王国之都—洪和城的军事要塞。吐谷浑创居之日,为西晋亡国、地方势力纷纷割据之时。吐谷浑强盛之后,遭到北方政权的不断攻击、征讨,西秦、北魏、北周、隋唐都对吐谷浑国发动过大规模的战争。吐谷浑在甘肃西南部的安多地区建国350多年,是历史悠久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     

元代汉族人移民西南边疆考论

汉族人口大量迁入西南边疆,成为西南地区的独立民族是在元代。元时汉人以自由性迁徙与非自由性迁徙两种方式进入西南边疆,自由性迁徙即躲避战乱的关中、江淮流民;非自由性迁徙即军事镇戍、诸王出镇、为官出仕等政府行为移民。元代汉族人口南迁规模庞大、范围广,数量接近百万,对西南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远征军初次入缅作战文电一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保护西南国际交通线，国民政府与英、美盟国开展军事合作，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本组文电选取了1942年罗卓英、杜聿明、戴安澜、甘丽初等中国远征军主要将领关于兵力行动和战场态势报告的部分重要文电，对进一步研究远征军初次入缅作战的成败得失颇有助益。     

成都教案综述

早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已经开始传人四川。由于四川偏处西南内陆,外国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不可能很快直接伸入,乃利用西方传教士充当入川的急先锋,他们采取或秘密或公开的方式进入四川传教。尽管在清嘉庆年间,清政府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禁教,但天主教在川势力并未完全翦除。《黄埔条约》后,天主教     

简论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及影响

近代中国铁路的兴起与发展处在一个战争动乱的年代,各种势力的倾轧和对铁路的争夺,使中国近代铁路的建设倍加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主要是源于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所以,只有国家主权独立,铁路事业才能发壮大。     

唐宋川滇、滇缅通道上的贸易

<正> 川滇、滇缅通道是西南地区的交通干道(见下页附图),除了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意义外,其最重要的意义在商业贸易上。本文谨就唐宋时期这一通道上的贸易情况作一考述。 一 川滇贸易     

论汉魏南北朝洮西地区之开拓

甘肃南部洮西地区是古代边疆要地。伴随着对羌人的征服,西汉在洮西推行了郡县制,但两汉在军事上仍固守洮河一线。十六国时期前凉在洮西设河州,完善了该地区的军政建设,河州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政治单元。西秦因定都枹罕据有洮西而称霸西北。北朝在保持河州军镇的同时,又在洮西南部设立了洮州,自此洮西分为两个政治区域。洮西地区开拓历程表明,分裂时代割据政权的局部拓边也是边疆开发的重要方式。     

战国秦汉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初探

文章主要对战国秦汉时期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进行了探讨,认为西南边疆开发的战略思想、经济思想和人才思想均表现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区域特征。在战国秦汉时期边疆开拓的战略思想和整体布局中,西南边疆虽然处于从属地位,开发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的应急性和随意性,但开发成就显著,这与西南边疆开发策略思想的正确和实施的有效性有密切关系。北南向协济的区域经济思想和以西南本土籍巴蜀人治理西南边疆的人才思想指导下所确定的开发方略和治边措施,就是充分依托战国以来200余年西南北部巴蜀的开发成就和资源,进行西南南部边疆的开发和治理。     

唐末五代宋初慕容家族对玉门地区的管控——以敦煌文献和壁画为中心

唐末五代宋初玉门地区是重要的交通和军事区域,当时正值归义军政权控制河西时期,而慕容家族以慕容归盈为代表,在玉门地区势力强大。本文试图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来探讨慕容家族对玉门地区的管控。     

明代贵州商业的发展

明代贵州社会经济状况一、行政区域的划时代变革明朝,在贵州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在当时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原因,在以后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以前,贵州地区长期分属湖广、四川、云南管辖。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对贵州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巩固西南边疆,切实控制云南,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设置贵州都指挥使,统一指挥贵州军事。它在贵州历史上首次建立了省一级的军事机构。朱元璋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