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兼评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

近年来 ,关于研究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的论文屡见于多种学术期刊。对花纹的意义众说纷纭 ,其中主要有图腾说、辟邪说、萨满通灵说、目前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影响甚大 ,他的观点广泛影响了学术界。但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张先生认为中国的商周时期 ,在人们的精神上是一个巫术时代 ,并且几乎把所有青铜艺术都解释成巫术的表现。似乎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和世界其他地区保持一致的步调。今天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有如下两方面的意义 :一、世界文化是多样发展的 ,中国青铜器艺术能否用弗雷泽理论加以解释 ,是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主体精…     

浅析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兼评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

关于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 ,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是值得推敲的。《吕氏春秋》关于彝器的纹饰寓有“道德教化、垂训后世”意义 ,仍然应该是认识这类艺术形式的出发点 ,因为它更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精神。     

商代和西周早期艺术中的巫师图案

<正>一九三六年,陈梦家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巫师在商代政治权力的发展中发挥了特定作用[一]。这一观点后来被张光直进一步发展。张先生将古代中国的巫师活动放到整个泛太平洋的背景下考察,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将"虎食人"类的青铜纹饰看成是巫师的精神飞升[二]。本文不拟讨论巫术在中国古代的作用和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而是专门对一件出土于郑州的早商时期陶片进行讨论。商代和西周早期的玉器、青铜器中有一系列胳膊和腿部     

从商、西周时期动物纹饰中所见的六种野生动物

商周时代的动物纹样,究竟取材自多少种动物?除了我们熟知的水牛、虎等等动物之外,日本考古学家林巳奈夫先生通过与现代野生动物的比较,从中还发现了貘、四不像、扬子鳄、百步蛇、犀和野驴六种野生动物,这种观察,不仅便于我们了解商周时代工匠对自然的观察力,也有益于我们认识商周时代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中国考古学家在过去二十年发现了更多的青铜器,动物纹样也更为丰富和多样,林巳奈夫的这篇旧文,仍旧可以启发读者去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商人服象与商周青铜器中的象装饰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一直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讨论的是关于商周青铜器中象装饰的问题。作为动物题材装饰之一,象装饰在许多青铜器上都有存在。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将重点讨论象装饰题材在青铜器上出现的背景,存在的形式以及衰落的原因。通过这样的讨论,希望能够增加我们对青铜器中象装饰的认识,浅陋之处还望识者赐教。     

浅析商周青铜器动物纹饰的社会功能——以晚商周初兽面纹为例

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如兽面纹)乃是自然界百神的形象,其社会功能是为了使当时的贵族和平民得到佑助,使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     

略论商周青铜器动物纹样的思想渊源

略论商周青铜器动物纹样的思想渊源陈亮从公元前１６世纪到公元前１０世纪,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无论在造型,纹饰和冶铸技术上,都无疑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珍贵遗产。在商周璀灿的青铜文化中,神秘怪异的动物纹样及造型占有很大比例,该...     

“饕餮纹”一名质疑及其宗教意义新探

凡是观察、欣赏过庄严浑厚、典雅古朴的青铜器的人,大概都会留下一个突出的印象:一种奇傀难解的神怪动物纹样,亦即通常所谓的“饕餮纹”,时而有头无身,时而一首两身雕铸于青铜礼器之上,形成商周青铜文化中传统的格局。(图一)“古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商周王朝,在青铜“重器”上雕铸的这种神怪动物纹样,究竟是何种动物形象,它基于什么样的宗教观念,源于何种历史原因,我们通过对它的考察,能否窥探出已经消逝了的某些社会历史原貌?本文对此愿作一些探讨,以抛砖引玉。     

楚文化中的动物符号和前宗教问题

张光直先生指出中国先秦化的基本框架属于“亚-美化连续体”。楚化中的巫术或仪式属“亚美-化连续体”中的萨满教范畴。本从动物符号与神话、动物符号与巫术和动物符号与萨满教三个方面论述楚化中没有图腾崇拜,楚人社会的萨满教只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存在的前宗教现象。     

夏代域限探讨综述

夏王朝的疆域问题,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本文拟在综合各家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夏王朝疆域的史料、“九州”的实质和四至以及疆域中“点”与“面”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以求集思广益,进一步开展夏代政治疆域问题的探讨。一、关于夏代域限的传承从政治地理上考察夏朝政治疆域的传承,必须考虑张光直先生的如下观点:夏商周“三个朝代都以一个共同的中国文明为特征。这不但在这个文明的早期阶段———夏和商———包括地域较小时是如此,而且在较晚的阶段,如青铜器的广泛分布所示,其领域伸展到包括华南广大地区在内的…     

商周时期艺术与文学的认知考古学探索——《青铜与文字的婚礼——夏商周神话、艺术与思想》读后

商周青铜器纹饰体现出古人关于分类与象征的心智。青铜器纹饰的纹样原型分为现实的物象、想象的物象和“意识变型”的物象。周代青铜器上铭文与纹饰的功能转换,反映了周人“神本意识”向“人本意识”的转化。汉字的起源可以用认知考古学的方法,从汉字的形、音、意三个造字路径去探索。     

商周青铜器兽面纹论析

兽面纹被大量运用于商代及西周早期祭祀重器上,是商周青铜器上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纹饰之一.西周早期青铜器兽面纹应是周人对商人风格的模仿和继承,兽面纹主要反映的是商人的思想观念.思想观念会融入到纹饰制作当中,纹饰也就成为思想观念的物质栽体.因兽面纹在探讨商周社会文化、思想观念中具有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所以不断引起学者对其意涵的讨论.结合前人研究,我们认为商周青铜器兽面纹所代表的是商人心目中的至上神--上帝.兽面纹在商代的大量运用,正反映出商代是一个神性弥漫的社会.     

石峁皇城台石雕的几点认识

本文对石峁遗址发现的石雕进行了讨论,辨析了石峁石雕上的几例虎纹;讨论了石雕上的虎食人图案及其与商周时期同类纹饰的内涵。认为石峁石雕上纹样的幅面巨大,是具有公众性的一类纹饰,与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小型私人化的玉雕内涵不同,同时认为石雕上纹样与青铜器上所见的兽面纹有直接的发展关系,是铜器兽面纹的直接来源。     

简议神的人形化与神从巫术到宗教的发展

神的起源与巫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神脱离原始形态的过程中,巫术活动十分关键。根据对古代中东,埃及,以及希腊的原始宗教研究,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笔者认为可以划分为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被神化的阶段,神圣的观念与人类意志结合,形成了一批拥有神圣话语权的人类,巫师等神权阶级成为人神交流的枢纽。第二阶段是神被人化的阶段,当传统不断地被强化之后,一种颠倒的认识形成,神理所当然的是具有人形的。这种意识上的变化,再加上人类实践活动的扩展及其所造成的高层次需求,导致了原始神的再生。     

商代中期青铜器上的鸟纹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鸟纹,我国文物考古学界一般认为约在殷墟时期的青铜器上才开始出现。陈公柔、张长寿两位先生在《殷周青铜容器上的鸟纹断代研究》一文中认为:“在殷商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容器上,迄今还没有发现过鸟纹。以鸟纹为青铜容器的装饰纹样大概最早是在殷墟时期。”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文物考古学界对此问题的通常认识。但是在一些由考古发掘出的及部分传世的商代中期青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具有鸟类特征的装饰纹样。这些纹饰均以鸟类的头部形象为主,其中以大而内卷的勾喙及鸟类的头部轮廓较为明确,它们并没有商代晚期以后青铜器上盛行的鸟纹那种完整的禽类体躯形象,或图案化的长条形体躯形象。就这一点而言,其作为鸟纹,形象是不完整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它们没有被人们     

古陶瓷上的鱼纹

正鱼是中国古人生活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常会被古人赋予祥瑞的寓意,《史记·周本纪》中便记载有"鸟、鱼之瑞"的典故。从考古材料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上就已出现鱼纹,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此后商周青铜器、汉代铜洗、唐宋以后的瓷器上鱼纹都是常见的装饰纹样,代表着多种吉祥寓意。本文以安徽出土、传世陶瓷器上的鱼纹为例,试分析各时期鱼纹的特点。     

试析保利艺术博物馆藏神面卣的纹饰

保利艺术博物馆藏西周早期神面卣的纹饰,有两种观点:一是人格化的天帝,二是异形兽面纹。结合文化人类学方法,通过与古代神话系统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以神面纹为主体纹饰的中国青铜器的文化内涵。     

中国南方商周青铜器研究的新阶段——读《皖南商周青铜器》

文物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皖南商周青铜器》一书,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皖南商周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所收录的150件青铜器,是从这一地区已经发现的约500余件青铜器中挑选出来的。长江流域所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历史上曾多次发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遗存,重要的有     

“神面纹”青铜器的工艺传统与纹样源流

在类型学上,所谓神面纹青铜器孑然于其时代,难以列入谱系。但解构来看,其纹样奇诡者无非两点:一是无地纹而鼓张的面部构造,形成与人面相似的立体视感;二是眼纹的瞳孔、眼球、眼睑分明,颇有清新自然的现实感。这两点所依凭的工艺传统与纹样源流均有清晰的发展脉络。     

南博藏殷商甲骨文选学——为纪念胡厚宣先生

南博所藏明义士甲骨，原编号２３２４，据胡厚宣先生说：在传世之片有关“南土”的甲骨文中，是最好的一片。今特检出，连同胡先生的来信，周晓陆与刘大伟两先生的解释文字，一并发表，以供史学界研究。中国商周青铜文化，为世界翘楚，中心地区在黄河中、下游，但是，商周制作青铜器的矿物原料，却来自南方。主要来自与长江下游一段平行的青铜原料矿藏带，大致从湖北大冶，经江西瑞昌到安徽的繁昌，全长４００公里，商周统治者不断向南土用兵，意在攫取这种原料，这是认识南方青铜器，既有中原传统作风，又具地方特点的一个关键。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发表以下这一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