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烈士陵园里的日本阵亡将兵墓

1942年12月10日,新四军与日本侵略军在朱家岗（今江苏泗洪县境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歼灭了日本侵略军平林师团280余入,新四军4师9旅第26团有73名指战员为国捐躯。为纪念这些抗日英烈,淮北抗日军民竖碑建亭,修筑公墓,于1943年10月10日建起了“朱家岗烈士陵园”。     

抗日烈士陵园里的日本阵亡将兵墓

1942年12月10日,新四军与日本侵略军在朱家岗（今江苏泗洪县境内）进行了一场战斗。     

周恩来与改造日本战犯

笔者在担任抚顺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期间,先后采访了原公安部、东北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各地战犯管理所的亲历者与知情人,以及日本“中归联”继任会长、委员长等日本战犯,因此,对新中国改造战犯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在采访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周恩来总理为新中国成功改造日本战犯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阿庆”夫妇那些事

1937年11月,苏南常熟被日军侵占后,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久,新四军第六团在团长叶飞(化名叶琛)、副团长吴混(化名吴克刚)的率领下,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号东进抗日。“江抗”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司令员吴混率领江抗二路一部抵达阳澄湖地区,向常熟东乡进发,开展抗日斗争。老百姓由此看到了希望,大力支持江抗东路作战,军民同心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及“对日战犯审判文献丛刊”出版

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伸张正义,惩处战争罪犯,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同盟各国依据《波茨坦公告》,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中、美、苏、英、法等提名的11名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自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人,庭审记录长达4.9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审判吸引了近20万听众,其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详细审查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经过,确认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犯罪性质,裁定了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战后日本和远东国际关系新格局的起点。     

我与日本“中归联”的友好交往

<正>我与日本"中归联"建立友好关系,始于1988年末。当时,我正着手抢救、挖掘、征集有关新中国改造日伪战犯史料。开始我未料到,涉足其内,竟如此之难。当我们越过有关部门的"保密"限制,找到几位亲历者时,他们已是花甲、古     

抗日英豪“老北风”

"九一八"事变以后,以劳苦大众为主要成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人们所说的"绿林草莽"。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他们痛改前非,放弃劫掠生活,掉转那百发百中的枪口,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在抗战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辽南的"老北风",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从《日本庭园空间美的历史》看日本园林景观之“眺望”

小野健吉所著《日本庭园空间美的历史》中,“眺望”一词多次出现,引起思考。研究认为,与中国园林的居游不同,日本园林讲究“眺望”、神往与深思,分别从宗教、日本园林造园材料、手法、经典造园著作《作庭记》、观赏方式中论证“眺望”之习。这一偏好来源于日本岛国所处地理环境所带来的大海情结——从神话、小说、谚语、画作可以彰显,也正是地理环境差异使得日本园林区别于中国园林的居游山水。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菲律宾华侨华人之研究”与日本

本文试图就日本有关菲律宾华侨华人研究之背景及其概况作一简单的梳理。因为虽然包括华侨华人研究在内,日本有关东南亚的研究,从战前至今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研究载体和媒介语的障碍,这些研究并未为日语圈以外,尤其是中、英文源流的研究者所广泛了解。一般而言,海外主要是通过以英文发表的著作来了解日本的研究状况。也正因如此,本文将对象限定于相关的日文论著,而不包括日本学者发表的中、英文或其他文字的论著。这个问题的意义远远不限于某一特定语种的翻译,而透视出近代亚洲的自我认识与他者认识,是通过欧洲这一媒介才得以进行的历…     

“自虐史观”与日本教科书问题

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以“自虐史观”与“自由主义史观”挑战“东京审判史观”的情况下，“近邻诸国条款”遭遇前所未有的逆袭。日本新生一代许多由于接受了不正确的历史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为所谓反对“自虐史观”提供了民众土壤。中国有必要与亚洲等国家联合起来建立“历史问题统一战线”，共同斗争，确保亚洲持久的和平和繁荣。     

战前日本的中国观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战前日本中国观的核心部分。自20世纪30年代这个理论传入日本之后便成为当时日本认识、研究中国问题最风行的理论。但是,受军国主义政策的影响,"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却演化成"中国社会停滞论"。这个观点不但从理论上支持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厌恶、蔑视感情,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之一,得到军国主义分子的拥护和宣扬。时至今日,在日本的中国认识深层次里依然还存在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停滞论"和"专制论"观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行”与“止”——兼及“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问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事端,次日占领沈阳,到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为止,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1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三倍之多的领土。3月12日,日本一手扶植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粉墨登场;9月15日,日本政府以签订日“满”议定书的方式,对其予以了外交承认。至此,日方所谓之“满洲事变”,总算告一段落。     

近代日本文学家的“东力学”——以芥川龙之介为中心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了在西方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与“先进的西方”相对的“落后的东方”,也就是所谓的“东方学”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它在西方国家以东方国家为对象大力推进殖民政策的过程中,已成为一种霸权话语。日本是一个东方国家,但是它在比西方国家落后几十年的状态下学习西方,并发展到以中国大陆为主要对象推进殖民政策。从日本近代文学家当时关于中国的言论当中也可以看出有类似于萨义德提出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因篇幅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借鉴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所提出的观点,重点围绕芥川龙之介这位作家,深入探讨他对中国的一些言论。     

“二十一条”与日本侵华战争

日本自1915年提出对华“二十一条”并逼签“大四条约”以后,虽然在一战结束后被迫归还了中国的山东主权,但又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废约要求,继续坚持并努力实现其既定要求。日本对此可谓是念念在兹,必欲得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首次向南京政府提出了要求承认其“二十一条”与“大四条约”的要求,作为双方直接谈判的重要条件之一;伪满政权成立后,日本先以“日满密约”、再以《日满议定书》,将“二十一条”要求中的“满蒙权益”完全确立下来并加以继续扩大。华北事变期间,日本外交当局在发起的与南京政府的两次谈判中,无论广田三原则还是具体要求,均包括了甚至于超出其“二十一条”中未得之要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军在华北、华中地区扶植傀儡政权,并派驻大量日本顾问进行控制;汪精卫集团投敌之后,日本通过“日汪密约”与《日华条约》的签订,继续巩固与扩大了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更多侵华要求。“二十一条”不但是日本发动十五年侵华战争的“远因”之一,也是其侵华政策要求的重要内容,它亦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告结束。     

日本在伪满统治中的“自治派”与“统制派”

近代日本侵略统治伪满的思想与政策并非铁板一块,它至少存在着两个派系:既有利用“以满制满”、自治主义为手段的“自治派”,也有追求中央集权、统制主义的“统制派”。前者倾向于自下而上的自治主义,不断在地方上推进“县自治”与“保甲制”,以图在“自治”的名义下利用华人对各地展开实际操控并向上层扩大;而后者则倾向于自上而下的统制主义,期望削弱地方的权能,构建并强化“总务厅中心主义”等中央集权性政策,将伪满彻底地属国化、殖民地化。两者之间既有摩擦,也有配合,共同统一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奴役东北人民的大目标之下。     

海耶与“德满协定”

从日军 1 931年 9月 1 8日强占沈阳、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到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在 1 933年 2月 2 4日的国联大会上通过 ,因日本侵华而引发的远东危机延续了一年半之久。这场远东危机最直接的后果是 ,日本用武力粉碎了华盛顿体系 ,打碎了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它标志着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时期的结束和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开始。日本的侵略野心急剧膨胀 ,中日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然而 ,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 ,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也已经在德国粉墨登场 ,并开始毫不掩饰地重整军备 ,这更…     

走向“近代”与“文学”——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的再思考

大众文学是20世纪日本文坛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学形态,因此日本学界对其理论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论争不断。本文从其中的一个问题即产生的源流出发,在梳理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大众文学与日本的“近代”、“文学”等概念确立的内在关联。日本近代社会促成了大众文学的发生,而大众文学也起到了塑造日本国民精神与素质的重要作用;日本文学的近代性孕育于大众文学,而大众文学也承载了日本近代文学独特的生命力。至少在源流上,在日本是不存在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之分的,二者的对峙图式只是其发生的一种建构而已。     

日本在辛亥革命中的“小动作”与大阴谋

策划分裂中国是自始至终贯穿着日本对辛亥革命对策的一种倾向。辛亥革命期间,日本所进行的一系列"小动作"背后隐藏着分裂中国的大阴谋。幸运的是中国南北议和成功,维护了国家统一,粉碎了日本的险恶用心。1911年10月10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对辛亥革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无法掩饰的是,日     

“菊与刀”模式下日本外交政策的文化根源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日本一贯以虔诚的文化崇拜者和"淘金者"的身份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时至近代,在深受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之下,日本开始逐渐摆脱东亚文化圈的"束缚"而走上脱亚入欧之路,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其外交政策的制定,这种转变源于日本国民早已形成的"菊与刀"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