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北京的云南会馆与袁嘉谷往事

1898年3月27岁的袁嘉谷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当年的会试,因参加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及给皇帝“上书言滇事”而名落孙山,只得返回昆明。据他的纪念文集介绍,当时他就住在珠巢街的云南会馆内,这是当时云南学子进京赶考的首选住处。     

“公车上书”新解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词书,一般将“公车上书”解释为:汉代用公家车马送应举的人,后来就以“公车”作为入京会试举人的代称。“公车上书”是指一八九五年五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在北京应试举人给光绪皇帝上书的请愿。     

“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一

长期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之中,种种问题,争鸣甚多。唯独于其中“公车上书”一节,殊少异议,呈现这种局面,主要因为已有“成论”。此种“成论”,概括起来有四点: (一) 以为“公车上书”者,即是“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签名上书”,或至少由康氏领导此大联署、大上书。 (二) 因而认为“公车上书”运动,“是由维新派领导发动的”,而“维新派”即康(有为)党也。 (三) 因而认为康氏《上清帝第二书》即为该运动之纲领文献;而该《书》“着     

“精神之父”梁启超的报人生涯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他为中国近代史上早期革命的“精神之父”。他是通过办报撰述而进行思想启蒙活动的,56岁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喜形于色地回忆说:“鄙人20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他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拓者。言论骄子1895年3月,康有为、梁启超策动来京会试的各省举人上书光绪帝,请求拒签和约,实行变法,以图自强,这便是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受阻后,梁启超便想到要“广求同志,开倡风气”,必须要开…     

康有为书法观中的政治投影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在北京“发愤上万言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①此书被顽固派礼部侍郎许应睽、李文田等阻格,未能上达。由于是“布衣上书”,书中所言“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②等纲领也颇引起朝中旧臣的不满,遂即遭朝野攻讦,“京师哗然”。③初次上书即遭挫败,     

没有不可变的“祖宗之法”——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感言

中国古代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农业社会,所以除“敬天”之外,又提倡“法祖”。凡祖宗,都是神;祖宗之法,都是“良法”、“美法”,无论如何动不得,变不得。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皇帝,提出“大集群臣而谋变政”等主张。皇帝本来想当面和康有为谈谈,但格于“四品以下不得召见”的“祖宗之法”,     

云南护国军发行中国银行兑换券始末

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当年12月11日,参政院两次上书劝进,“恭请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次日,袁世凯发布命令,承认帝位。31 日,袁世凯下令次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一份引起邓子恢重视的“万言书”

1962年5月,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钱仁能向毛泽东上“万言书”,保荐“责任田”（即“包产到户”）,已广为人知。而在同一时期,安徽省还有一批农村基层干部上书毛泽东、党中央,保荐“责任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宿县符离区委书记武念兹和全体区委委员的“上书”。邓子恢收到这份“万言书”,十分重视,立即派员前往宿县符离区进行实地调查。     

郑樵《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校补

《夹漈遗稿》卷三的《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是研究郑樵思想与生平的重要文献。各种版本的《夹漈遗稿》都有此篇。朱彝尊抄本《夹漈遗稿》(现藏北京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本《夹漈遗稿》所根据的《艺海珠尘》本即源出于此抄本。)此篇明显地可以看出有脱略的痕迹。据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宋人林竹溪的《竹溪(虍鬲)斋十一稿续集》(抄本)卷二十九的记载,郑厚、郑樵曾两次上书宇文枢密。其间,宇文并多复二郑。这两次上书及宇文的复书都完好地保存在林的文集中。《夹漈遗稿》收录时是把第一次上书的前半部与第二次上书的后半部合成了一篇,丢掉了第一次上书的后半部和第二次上书的前半部,但这丢掉的部分在研究郑樵思想时却是有用处的。     

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

1962年,我曾上书毛泽东主席保荐“责任田”。这件事,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许多关心这一历史事实的同志——无论是熟悉的还是仅见“上书”未曾谋面的,都曾约我写点回忆录之类的文章。真实反映历史原貌,是鉴往知来的重要依据。我已是66岁的人了,与其让后人去“捉迷藏”,倒不如乘现在能看能写之时,将这段历史真情和内心世界挑明,以尽晚年之责。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对“责任田”的热烈拥护,促使我向毛主席上书     

“公车上书”考证补（一）

“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自上世纪70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位研究先进即对此提出责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本文作者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本文旨在说明,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本文亦说明,《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小议道光红钱

清道光八年（1828年）,钦差大臣那彦成几次上书朝廷要求进行币制改革,道光帝批准了在新疆铸大钱的请求,时年就铸有面文“道光通宝”．背穿左右满维文“阿克苏”,穿上下“八年十”或“八年五”的大小二种红钱。当时可能是因为刚平定叛乱,百废待兴,急于用钱,也因铸工技术等原因,所以道光红钱出错多、     

郑孝燮三次“上书”保护文物纪实

参政议政是政协委员的职责和使命,向有关部门建言献策是他们参政议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郑孝燮老先生在三次紧急情况下以“上书”形式促成文物保护。     

国民政府门前的警钟和学生请愿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突然侵占我东北三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下令撤兵,实行不抵抗的投降政策。在全国人民无限愤慨、各地学生游行示威的一片抗战声中,国民政府门前出现了一个“中国警钟会”,在国民政府对面大照壁前的一棵冬青树上挂了一口警钟,钟前竖了两幅白布大标语,一幅上书:“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督促政府,立即出兵。”另一幅上书“中国警钟会”五字。(口当)(口当)(口当)(口当)的钟声昼夜不停,风雨无     

“公车上书”本义考

光绪廿一年(一八九五年)四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五月二日,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书光绪帝,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主张,这一事件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正孙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事业与天津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四次来到天津:第一次(1894年6月)来天津是为上书李鸿章。他提出了革新的政治主张,被拒绝后,转赴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第二次(1912年8月)、第三次(1912年9月)来天津是为北上会见袁世凯。途经天津时,他发表了三次演说,阐明了期望祖     

康有为在青岛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年）,原名祖诒,字广 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省南海县人,因而也被称为康南海。康有为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康有为在历史上为人永记,实在于他力倡变法,主张改革,并成为戊戌维新的闯将。 鸦片战争后,帝国产义入侵,康有为提出“变法图强”,曾几次上书皇帝。在德国侵占青岛后,康有为第七次上书,终于被光绪皇帝采纳,史称“戊戌变法”,因变法主要是康有为与其弟子梁启超为骨干,故也称“康梁变法”。但变法遭到慈禧太后的镇压而失败,康有为逃亡国外。 那个时候,康有为并没到过青岛…     

吉林无干支银币特版——士吉缶宝

光绪廿四年(1898年)之前,吉林铸有无纪年银币大小数种,称吉林省造光绪元宝无干支银币。它有二大版别,其区别在于币面“吉”与“宝”二字之书法差异。一种版式为“士吉尔宝”,另一种版式则是“土吉缶宝”。详细言之即币面“吉林省造”中之“吉”字有二种书法。一是“口”上书“士”而另一为“口’’上书“土”。币面“光绪元宝”之“宝”字也有二种书法,一种从“尔”而另一种从“缶”。但其书法搭配却有规律,士吉配尔宝,土吉配缶宝,二套银币各大小五枚皆按此律。。     

玉门的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

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很多人都知道,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并没有蔓延到河西走廊乃至玉门地区,这一带当时还是抗日的大后方。但是,在玉门却发现了一块不同寻常的“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有关这块碑的来历就成了一个谜。在玉门清泉乡火烧沟原始村景点的碑林中,醒目地立着一块高１．７米的碑,石碑正中上书“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碑额从右往左有“成仁取义”四个大字。碑右上书“××××民国二十七年七月××××（１９３８年）”。左边落款处只见“玉门”二字,其他很难看清。１９３７年,日本帝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