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读的考古佳作——推荐《良渚文化研究》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华东先生惠赠新作一部,这就是最近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良渚文化研究》。笔者初步拜读之后,颇受启发,获益匪浅,觉得很有必要向读者推荐这部好书。良渚文化是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经碳－１４测定并经...     

从反山墓地和瑶山祭坛论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

良渚文化发现已历五十余年了。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资料缺乏,其文化面貌和社会性质一直若明若暗。近几年发掘了良渚文化几处重要遗址和墓地,特别是1988年《文物》杂志第一期发表的《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和《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使人们对这些间题有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明朗化。本文仅就反山墓地和瑶山祭坛的有关问题谈谈个人的见解,并论及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一、关于反山良渚文化墓地性质根据发掘简报的资料,此处墓地是就     

反山M12再思--良渚遗址群显贵者墓葬个案的研究

本期“史前文化”专栏,选登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先生的《反山M12再思--良渚遗址群显贵者墓葬个案的研究》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朔知先生的《皖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变迁》。良渚遗址群以及位于遗址群中部的反山墓地对于良渚文化、长江下游地区史前历史乃至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要性无需多言。能够碰到并发掘出这样一个墓地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反山M12再思--良渚遗址群显贵者墓葬个案的研究》一文作者方向明先生虽不是反山墓地的发掘者,却是墓地的整理者和新出版的《反山》报告编写者。同时也是很多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者以及《瑶山》等重要报告的编写者,对于反山墓地乃至良渚文化的墓葬制度有很透彻的了解并发表过很多相关论文。而本文对出‘琮王’的反山M12的个案研究,特别关注的是墓葬中随葬器物放置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及其与已经朽坏有机物质之间的联系,试图复原这些器物原初的存在状态,因而对于了解反山墓地以及良渚文化的埋葬制度、礼仪文化和社会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反山墓葬保存状况十分不理想,一些有机物甚至是人骨、象牙器具等都已朽烂殆尽,发掘的时候由于是第一次遇到良渚文化这样大型的墓葬,基本没有先例可以参考,因此尽管发掘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很难将随葬品最原初的状态完全恢复出来,因此就特别需要本文这样参照其他相关材料对原始资料的‘再发掘’。     

史前文化

1999年广富林遗址和2005年钱山漾遗址的重新发掘是近年来浙沪地区重大的史前考古工作,为我们深入了解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和研究视角。本刊此次集中刊发的由发掘和研究者撰写的相关研究文章,对这两个遗址的有关遗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遗存》一文认为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遗存的年代处于良渚文化结束阶段,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中期偏晚阶段,以往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良渚文化这个阶段的遗存。《广富林遗址广富林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和《广富林文化初论》两文都认为广富林遗址晚于良渚文化的…     

崧泽文化陶器编织纹研究

一、前言 崧泽文化的分布以环太湖为中心,自1957年在湖州邱城遗址发掘出中层的9座墓葬①,以及1958年上海青浦崧泽遗址②的发掘后,学术界便开始一连串对崧泽文化的认识与研究. 在研究的初期阶段,崧泽文化或被归入马家浜文化,或是划入良渚文化的范畴③,直至1979年汪遵国先生发表《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分析》,和黄宣佩先生在《关于良渚文化若干问题的认识》文中,才正式提出”崧泽文化”的命名④.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和文化的比较分析,崧泽文化的起迄年代约在距今6000—5300年,其间经历了700年的发展.     

无愧于东方文明之光——《东方文明之光》评介

南京博物院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书是一本大型纪念文集,除序言外,共分甲编、乙编、附编三大部分,全书约60万字。这本文集,对于纪念良渚文化,不论在质量上、份量上,还是编辑装帧上,均堪称一份厚礼。总体上代表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最新水平,可以说是当前良渚文化研究的集成之作。     

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

张忠培的《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一文,提出“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奴隶占有制并非进入文明时代的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的观点,并提出了良渚“方国”的三个特征。     

良渚文化玉琮名和形的探讨

本文简要回顾玉琮名称的渊源,主要探讨了《古玉图考》中有关玉琮的定名,指出良渚文化玉琮的名和形的确定以《古玉图考》为源。在评述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探讨良渚文化玉琮的渊源,提出了宏观上的“一元说”和微观上的“多元说”。     

论良渚文化中原始宗教的规范化

最近,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给我刊惠寄大作《太湖地区古代文明的剖析》,文中详细分析了良渚文化先民在农业、制陶、治玉、缫丝纺织、竹编、木作、髹汉镶嵌、凿井、建筑,数学、音乐等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领域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因原文较长,这里选用了其中的一部分予以发表.     

良渚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市召开

为了交流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成果,活跃学术气氛,开拓研究领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与上海博物馆在举办《上海地区良渚文化展览》期间,联合召开“良渚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共55人,他们分别来自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镇江市博物馆、苏州市博物馆、无锡市博物馆、昆山市文管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嘉兴、余杭、桐乡等市.县文博单位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南文化》编辑部、《文物》编辑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遥感研究所、上海大学、上海自然博物馆以及青浦、松江、金山、嘉定、上海等县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研究员、浙江省文化厅毛昭晰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梅福根副局长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     

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

一福泉山墓地二马桥墓地三瑶山墓地四墓地表述的文明社会1994年我在《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一文中提出良渚文化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以及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认识〔1〕,直到今天也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些观点。我常说"让材料牵着鼻子走",近年发表的     

初论良渚文化木质遗存

史前遗存中有机物最难以保存,只有在干燥或饱水埋藏环境下才得一见。多年来良渚文化饱水遗址的不断发掘和一些偶然的发现,获得大量的木制品材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史前文化内容的认识。《初论良渚文化木质遗存》一文集中介绍了良渚文化木制品的发现,分建筑部件、水井(窖穴)护板(也可归为建筑部件)、葬具(至少其中木椁也属建筑部件)、舟楫、生活用具、工具、兵器及法器、玩具等几大类全面展示了良渚人对木材的运用情况,并对良渚木制品文化的传承进行了梳理。是迄今对史前良渚文化木制品最为全面和详实研究成果。     

"小人物"发现"大文化"--良渚文化发现者施昕更评传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一支重要的史前文化。该文化因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而得名。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主持发掘了良渚遗址,开长江下游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之先河。他撰写的《良渚》一书,是良渚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考古报告之一。施昕更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开拓业绩和治学精神,将载入史册。     

在“长江文化”中见到的“渔猎文明”的曙光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两大主干,如果说黄河文化是发生在黄土地里的话,长江文化则发生在水中,因为南国人是自小在水里长大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说: “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注引应劭说:“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 一、从良渚文化鱼篓形陶罐想到的 鱼篓不知发明于何时?张明华、王惠菊先生《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一文中介绍了一件黑陶鱼篓形陶罐,上而还刻了四个原始图画字,见图一。 据此可探讨史前先民的捕鱼方法,并解释这几个原始字的意义。 鱼篓形陶罐是良渚文化陶器群中特有的器物,长颈,小口,扁圆大肚,颈之两侧作环纽,以示可以系绳挂在背部或腰间,捉到了鱼就放进鱼篓里,形制与现在     

“两重两利”文明重光

在本期《南方文物》"两重两利、文明重光"栏目中选登了《浙江余杭星桥后头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和《广东省韶关市矮石墓地发掘简报》三篇简报。     

“两重两利”文明重光——浙江余杭星桥后头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

在本期《南方文物》“两重两利、文明重光”栏目中选登了《浙江余杭星桥后头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和《广东省韶关市矮石墓地发掘简报》三篇简报。     

浙江良渚考古又十年

本文是牟永抗先生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初于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大会发言记录稿。牟先生于此总结了良渚学人风雨六十年耕耘的艰辛,既表达了对良渚文化研究领域硕果累累的喜悦,又诚恳地坦露了对当前存在问题的焦虑,并披露了自身在以往工作中的种种失误与不足。充分体现了这一代考古学者的坦荡胸襟和历史责任感,读来令人深思与回味……。     

平湖人的文化情

将近100年前,一位先生随同中国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赞其演奏的琵琶曲《浔阳琵琶》如天国之音,后来一位黑人画家很欣赏他的表演,作了一幅画:他坐在椅子上,左手抱捧着琵琶,右手弹拨琴弦,表情如痴如醉。这位先生就是平湖派琵琶大师朱英。平湖是一座文化名城,有着6000多年的历史,历经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是吴越文化交融之地,到了汉代,地陷为湖,其后土脉坟起,陷者渐平,故名平湖。平湖人琴、棋、书、画、印、唱、灯、舞样样精通,对琵琶的爱则是刻进了骨子里。     

试论良渚文化的锥形玉器

锥形器是良渚文化时期一种以形状命名的玉器,它的上端首尖如锥,下端略阔,常做出短小的圆榫,榫上往往有横向的孔眼,但有长短粗细的区别。习惯上,我们只是将整体细长的称为锥形器,而将形体较粗短的称为玉坠。关于锥形器的功用,研究的学者已经不少。最早的是清末的吴大澂,他在《古玉图考》中收录了4件玉瑱、2件玉漆书笔。从器形看,都跟良渚文化锥形器接近(图一)。但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吴大澂的考证显然跟实物相去太远。牟永抗先生认为集束出土于头端的锥形器是墓主冠饰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巳奈夫认为锥形器是“插在头上使用的簪子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华东认为锥形器中的一     

试析浙江余杭反山、瑶山两良渚文化墓地的几个问题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典型代表性遗址之一。1936年由施昕更先生主持发掘了这个遗址,这是对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的第一次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遗物。梁思永先生根据出土陶器的某些特点,作为龙山文化的一个地区,称为杭州湾区,同时他还指出:“大量的圜底、圈足和平行横线的凸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