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本文从两《唐书》中“士大夫”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入手,认为“士大夫”一词在唐初多指门阀士族,后来主要指称“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士大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要求。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     

两唐书《天文志》日食记录初探

唐代的日食记录,通常包括朔日干支、日食宿度、食分及起讫时刻等信息,总体以《新唐书.天文志》的记载较为准确和完整,但脱漏失载的情况仍然存在。《志》文中有关日食的模糊预言,暴露了帝王政治的统治危机,较为含蓄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但不可否认,《旧唐书.天文志》仍有《新志》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     

两《唐书》所见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

唐政府为了惩治罪犯 ,预防犯罪 ,将大量处以流刑的犯人流放到边恶之州、荒蛮之地 ,使得流人在流放地的分布上呈现出广泛性和复杂性。本文通过对两《唐书》有关史料的统计分析 ,初步推论出唐代以惩戒为目的的流人主要分布在岭南、安南、黔中、剑南、越、江南等六大地区 ,而以实边与戍边为目的的流人则主要分布在西州、庭州、天德等边城重镇。同时本文还探讨了唐代流人分布的地域特征、时代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 ,并论述了流人对唐代社会的影响。     

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

清代学者王鸣盛十分注重考证史学研究,作为"吴派"的乾嘉考据家,他的学术成就遍及经史。《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对新旧《唐书》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从文字校勘、典制考证、增补史事等方面,对新旧《唐书》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入手,探讨乾嘉学者的史学研究方法。     

两《唐书》宦官传校误及其启示

《旧唐书·宦官传序》叙唐内侍省之"五局",云"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内府局主中藏给纳"。检明闻人诠刻本,原无后一句,清武英殿重刻《旧唐书》乃据《新唐书·宦者传》补之。但据《唐会要》卷六五《内侍省》,《旧传》此处并非脱去"五局"之最后一局,而是"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中间有脱文,即"掌宫中"之下脱漏了"舆辇导从内府局掌宫中"十字。殿本知其误而不明误在何处,故有此妄补,中华书局点校本又不察其误而沿袭之。今当删去殿本所增"内府局主中藏给纳"一句,而校补作"内仆局掌宫中舆辇导从,内府局掌宫中供帐灯烛"。至于《新唐书·宦者传序》称"四曰内仆,主供帐灯烛",则承袭《旧唐书》误文之故,当仍其旧。《旧唐书·宦官传》的误校,不仅可觇见武英殿刊本窜改古书之陋习,亦可知点校本底本选择之失当,同时可警示后人:校改古书,当慎之又慎。     

新旧《唐书》所载唐与四邻交往事迹拾误

我们在做《唐与四邻交往诗歌汇考与研究》过程中,发现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错误若干,现整理如下,望大家批评指正.要特别说明的是,下文订误仅限于与课题相关的《四夷传》《帝王纪》及人物传记,与此无关的概不涉及.     

旅游资源的分布规律与开发对策

本文探讨了旅游资源的分布规律,认为掌握这些规律有利于更好地开发利用与保护旅游资源。     

对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的若干修订意见

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自2003年5月推出以来,各级旅游部门都以此为依据开展工作,但各地在应用过程中,也发现该标准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对其中旅游资源分类存在的概念模糊、前后重复、类型缺项、细分不够等问题逐一进行分析,提出了具体修订意见,并对旅游资源评价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初步构想。     

徐霞客与贵州旅游资源开发——由《黔游日记》引发的思考

徐霞客是我国明代伟大的旅行家,他曾于公元1638年3月27七日至5月9日以及8月24日至29日两次游历贵州,写下4万余字的《黔游日记》.《黔游日记》详细记载了贵州黔南、贵阳、安顺、六盘水、黔西南各地丰富的旅游资源,深入开发这些旅游资源对于贵州建设山地旅游大省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丁匠的征发与上役管理——以《赋役令》为中心

丁匠是唐代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是力役的主要承担者。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丁匠的具体含义语焉不详,甚或误解,从而影响了对唐代力役制度的理解。得益于天圣《赋役令》大量有关丁匠法律条文的发现与复原,唐代法律中的丁匠的含义因此得以呈现,指的是从事农业、承担普通力役的丁与已成丁并拥有专业技艺的匠。在唐代法令中,政府为征发丁匠设计了一套固定而成熟的程式,包括预算、征召、丁匠赴役三个环节,以保证力役的顺利征发与计划内营缮事务的顺利完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唐代还从法令上对上役丁匠的饮食、休假、医疗、作息时间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以确保合理、有效并可持续地役使丁匠。     

《旧唐书·地理志》西南地区正误

《旧唐书》虽经校勘,然仍有不少未尽善处。本文对《地理志》所记西南地区所涉诸州的州县领属、所领县数、设置时间及其变更等的失误,进行了订正和补遗。     

唐代至后梁时期卢真启墓志考

2007年,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发现了我国唐至五代时期名门望族范阳卢氏一支的家族墓地.墓地共出土墓志两方,一方为卢真启墓志,一方为其子卢价墓志.其中卢价墓志已发表,而卢真启墓志史料价值也颇高,为了解和研究唐至五代时期卢氏家族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再论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荔枝分布北界及其与气温波动的关系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全面梳理和研究,本文认为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荔枝分布北界并非此前学界所普遍接受的成都和万州一线,而只到达忠州(今重庆忠县)和涪州乐温县(今重庆长寿区)。唐代该地区的荔枝分布呈现集中于川江两岸峡谷的特点,这种分布格局与川江峡谷地区特殊的区域小气候直接相关,因此不能作为唐代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的证据。     

唐代科举与历史教育

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总结、借鉴历史经验,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治理国家的政治实践中,确立了以经史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唐代科举考试中历史内容十分丰富,极大地促进了历史教育的传播,推动了历史教育的发展,对当前历史教育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与玄武门之变的爆发

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影响深刻 ,甚至决定着高祖朝的政局走向。李世民在唐突关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既是唐朝与突厥接触、联络的关键人物 ,又是唐朝对付突厥的重要军事将领 ,同时还成功地利用自己与突厥贵族的交情以及突厥的军事入侵 ,长期保持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玄武门之变的爆发与高祖改变对突厥的政策、弃而不用李世民有关。     

唐代罚俸制度论略

罚俸的出现及其兴盛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有法制上的原因,但更是社会变迁在法律制度中的反映,是唐宋之际社会和制度变革中的一环。罚俸一般都遵循了唐律按四等官节级科罚的原则。罚俸的命令要由首脑机构中书门下直接下达,由负责检查和弹劾的御史台具体执行,还需户部金部司的协助。所罚俸禄交尚书都省收贮,尚书都省每到年底都需将一年之内的罚没总数奏报皇帝。     

唐代县令任期变动问题研究

任期制是唐代对县令进行管理的重要措施。就制度规定而言,唐代县令任期在三年、四年或五年间不断徘徊,而实际迁转中的任期往往少于制度规定的时间。其原因既有唐虞时期"三载考绩"制的影响,也有唐代统治者选拔人才措施及地域条件方面的因素。县令任期过短对唐代基层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一面唐代神仙人物镜考

本文考证了一面图案罕见的唐代神仙人物镜。证实此镜图案是把武则天巡幸升仙太子庙、立升仙太子碑并撰写碑文与浮丘公接王子乔升仙等故事相连结,把几代人的典故用图样表示出来,构成一幅生动的神仙人物故事图案。     

论《唐律疏议》中身份对刑罚的影响

《唐律疏议》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典型代表。该部法典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中身份影响刑罚判决的特点。特殊身份享有刑罚特权,而身份等级的高下对比,更是定罪量刑中不可缺乏的考虑因素。这样的结果是同样的案件,却由于当事双方之间的不同身份对比关系,而出现不同的法律后果。这种身份影响刑罚现象的原因在于儒家法律思想所主张的礼制与法律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