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与新疆地名研究及疆域地图

乾隆帝在位期间。曾下令编纂并亲自审定出版了《西域同文志》和《西域图志》两部巨著。他还写了《西域地名考证叙概》和《阳关考》两文。乾隆帝还曾派官员新疆实地测量。编绘了《乾隆内府铜版地图》。成为当时我国最完整的疆域地图。也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亚洲大地图。在乾隆帝重视新疆地名研究和编写全图地图的影响下。促成了西北舆地学的形成。     

安集延与乾隆经营新疆

18世纪的清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印度蒙兀儿帝国,经由中亚互通有无。与传统丝路不同的是,18世纪的中亚商队贸易不只是商品种类增加,路线也增加了。中国内地出产的大批丝茶都是靠马、驼运出,而马、玉与棉花则是中亚自身出口的重要商品。双向的贸易造就了伊犁、安集延、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各国商人云集、商务繁荣的盛况。其中安集延商队纵横于中亚各地。乾隆皇帝积极参与中亚贸易,他一方面灵活运用以价制量的贸易手段,持续传统的经济管制政策,以满足外交目的 ;另一方面动员内务府及三织造来充实财库。在低税率和公平交易的原则下,清王朝于18至19世纪中期在这一地区打造出一个相对自由贸易的时代。     

乾隆时期新疆自然灾害研究

本文重点收集了清代各类文献中有关乾隆时期新疆自然灾害的资料,梳理和统计了各类灾情概况,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致编制出灾况年表,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分析了乾隆时期新疆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和特点。     

新疆地名研究史概略

从古至今,中国学者对新疆(古称西域)地名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时期,为明代以前。这时期的主要地名文献有《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大唐西域记》、《突厥语大词典》等。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地名专著,主要是一些以游记、考察为主的具有地名文献意义的地理著作。     

乾隆解决新疆问题

一、西北威胁 从明朝以来,准噶尔汗国一直是中原帝国的威胁。 准噶尔蒙古是一支古老的蒙古部落,长期生活在新疆、青海一带,它和今天外蒙古、内蒙占的蒙古人分别叫做漠北、漠南、漠西蒙古,它还叫做“西蒙古”、“厄鲁特”、“卫拉特”、和“瓦刺”。明朝,其首领也先,曾经发动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俘虏了明英宗。     

清代新疆乾隆钱小识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从来就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理逐步改进和加强,从汉代的西域都护府中经唐代的四镇都督府直至清代伊犁将军衙门,代表了这一发展的历史过程。清代前期在平定分裂割据势力统一新疆以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在北疆重镇伊犁设立伊犁将军,"总统天山南北新疆事务",管辖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和巴尔喀什湖到帕米尔高原等地。为了巩固国防,开发边疆,清政府在各主要城市及北疆伊犁一线派出了各族子弟组成的军队,携带眷属在那里定居,实行"军屯";并鼓励内地人民到北疆垦荒,组织"民屯",还从南疆一带动员九千户维吾尔农民到伊犁屯垦,谓之"四屯"。为了统一币制和适应市场、民工及军     

新疆地名的民族性

地名,人人用,天天用,与社会各部门关系都很密切。对外关系到领土主权、国际交往,对内关系到民族团结、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行政管理、文化教育、人民之间相互交往和旅游、交通、邮电等各行各业,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因此,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长期历史发展变化中,孕育了它的指位性、指类性、继承性、时代性和民族性。本文试就地名的民族性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以请教于同行。地名的产生、形成和广泛使用,是与当地居住的民族及其使用的语言分不开的,具有民族语言和区域特点。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     

清乾隆朝新疆铸钱问题研究综述

<正>新疆地区自西汉时期纳入中央政府治理,其沟通欧亚的地缘关系始终牵动中原王朝整体的政治经济格局。至清代乾隆帝平定准噶尔、回部,统一天山南北,在当地推行一系列货币政策并铸行新货币,实施有效治理,是为边疆政策与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关于新疆地区的钱制与钱法,早在乾隆、嘉庆两朝《钦定大清会典》中便有相关记载。从晚清到20世纪80年代,不乏进行新疆铸“乾隆通宝”钱币学考察与乾隆朝新疆货币史研究者。本文旨在围绕清乾隆朝新疆铸钱与货币政策的已有研究进行回顾,阐明研究现状,归纳研究重心以及尚待讨论的问题。     

乾隆时期对新疆的开发

乾隆皇帝弘历是清朝,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统治中国长达六十年,作了许多事。这个时期他总结了历代中央王朝统治新疆地区的经验,根据当时这一地区民族、地理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而又不同于内地的统治措施。对结束长期战乱局面,维护祖国统一,保卫西北边疆的安全,对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生产,都在一定时期起了积极和不可忽视的作用。     

乾隆行宫与乾隆诗碑

乾隆行宫与乾隆诗碑崔墨林百泉是河南豫北名胜,誉驰中外。清乾隆十五年（公元１７５０年）春,辉县知县王椿,遵照朝廷的旨意,为迎接高宗弘历皇帝南巡来百泉游览古迹名胜,在辉县百泉湖东面,把明代百泉书院改造修缮为乾隆行宫,名为“翠华行宫”。据记载：乾隆行宫的占...     

乾隆时期新疆移民落籍政策探析

清朝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统一天山南北后,为填补新疆战后出现的人口空缺,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始,对迁居的内地移民,包括普通户民、商民、遣犯等制定了相应的落籍政策,迁徙新疆的不同移民群体陆续转换了移民身份,顺利落籍新疆。这些应时应势落籍新疆的移民不仅充实了新疆户籍人口,而且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乾隆朝流放新疆官员刍论

流放是统治者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进行惩罚的一种刑罚,清乾隆时期尤其是新疆纳入清朝版图之后,将大量过犯流放于此,不仅减轻东北地区人员壅塞的压力、对促进新疆的发展、加强了清廷对边疆的统治都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对当时在任官员一定程度上给予警戒和威慑。     

乾隆查处的新疆重大贪污案例举

乾隆中期,国力雄厚。由于承平已久,腐败之风日盛,各种贪污受贿的案例屡屡发生在统治者都极为重视的吏治。中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冒赈事发,总督勒尔道获罪,一大批官员受咎,朝野震动。当时实行州县制的乌鲁木齐都统辖区（包括今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地区及精河、乌苏、沙湾等县）属陕甘总督节制,所以在四十六年九月,大学士阿桂、刚刚署理陕甘总督的李待尧上奏：“监粮捐例章程内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三处,额收粮十万五,济木萨、奇台、穆垒、昌吉等处,收五万石”,甘肃捏冒已经直办,“乌鲁木齐等处,亦恐有挪移亏缺…     

新疆地方志编纂中的地名问题

在地方志编纂中需要处理的地名问题,地理部类比较多,新疆这类问题更多,不但地理部类有,其它部类也有。地名混乱是编纂新疆地方志时遇到的重要问题之一,主要出现于双语地名多,同音异译多,地名搬家多,地名释义乱,个别部门还有单独使用的地名。上述混乱中的双语地名,地州市县一级的较易处理,总纂及审稿时只要有一份汉语地名和     

《新疆地名概说》简评

牛汝辰同志多年从事地名研究,曾有《源于地名的中国姓氏》、《中国地名文化》、《中国名城的由来和传说》等三部专著问世。此后又经几年努力,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区域地名概论的探路之作──《新疆地名概说》,１９９４年３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新疆地名研究是国际上公认的难点,法国著名汉学家韩百诗曾说：“中亚（新疆）地名确实令人费解”。其原因在于：新疆曾使用过数十种语言,其地名必然受这些民族语言影响;不少地名同名异译,而异译之歧有时是因某种语言自身的语言问题所造成;有时一地多名,则是出自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不同叫…     

贵阳地名及方言地名的生成与演化

正所谓地名,即是一定地域或空间实体用以彼此相互区别的符号或标志,它是由人类主体历史地赋予客体对象的称谓。凡是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地名就无处不在。没有地名的指向,人类生存活动的展开就无法想像。贵阳由于建城时间较久,地名     

地图空间与地名政治——清刊本《福建省会城市全图》研究

清刊本《福建省会城市全图》的生产、流通和使用,体现了地图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该图绘制的原初目的,是便利保甲制度的推行,但在刊印过程中却被简化甚至廉价出售,于是关于福州城市的空间想象也逐步向社会传播。《全图》重点登载官府衙署、军事设施、礼仪文教场所等地理信息,目的不是完整地呈现城市原貌,而是为了突显其政治属性,反映出绘图者高度的价值倾向,这种空间认知模式也影响了时人对城市的理解。《全图》的地理表述既受到主流价值的主导,同样也受制于民众的空间认知结构,这主要体现于《全图》的地名表述方面。《全图》对源自民间的各种"土名",尽管采取了"视而不见""掩盖"或"一地二名"等方式,试图对草根社会的空间观进行"改造"或"收编",但是仍有一些"土名"能突破这些筛选,而在地图中得以呈现,有时甚至取代了官方标准地名的位置,构成"自下而上"地影响地图空间表述的力量。     

试论新疆地名档案的地域特性

地名是人类社会对地球上和其他星球上表示特定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一种语言文字标志,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它的命名、演变始终都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新疆地名档案记载着约20万条地名信息,充分体现了地域性、民族性特征。     

近代外国人对长江上游航道的地图测绘

本文系统考察近代外国人测绘长江上游航道的历史轨迹,认为以西方测绘技术为参照的现代航道图标准的确立,不仅是对晚清以来川江行轮兴起的地图表达,更意味着长江上游航道知识体系的"现代性"建构。同时,近代外国人对长江上游航道的地图测绘,借助各国政府、海军与近代中国海关洋员组织化、制度化的力量,逐渐成为西方对华"空间控制"的有力工具,通过生产符合其商业利益与殖民扩张的"普遍性知识",进而达到对传统长江上游水道舆图"地方性知识"的有效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