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建国前的十多次遇险（中）

瓦市转移 1947年中央转战陕北时警卫部队只有四个连,环境非常艰险。此时,周恩来鼓励大家说,这比瓦窑堡撤退时情况好得多,那时他手头只有两个班的兵力,面对的是近千名敌人的进攻,却使毛主席得到安全转移。     

周恩来建国前的十多次遇险（下）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点多钟,正在酣睡的周恩来,被负责安全警卫的邱南章叫醒了。睁眼一看,只见到处明晃晃的,到处大火熊熊,从所住的二层楼上向外望去,发现整条街道、甚至整个长沙城都在燃烧！ 1938年夏天,日军以35万陆海空部队猛攻国民党战时首都武汉。     

周恩来数次遇险经过

周恩来的一生,波澜壮阔。璀璨辉煌。正如中国革命的航船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战激流,斗险滩,顶狂风,破恶浪,始终朝着胜利的目标前行。周恩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遭遇凶险,数回命悬一线,他以无比坚定的信念、顽强斗争的精神和冷静高超的策略,还有那人们不可思议的、只能托赖于“天佑伟人”的原因,一次次地战胜危难,一次次地化险为夷。据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几位亲历者回忆,周恩来出生人死的遇险履险竟达22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他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之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中,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周恩来 一天两次空中遇险

正1940年4月,组织上把我从一二九师三八五旅选调到周恩来副主席处任警卫员。此后,我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最初的八年,周副主席大部分时间在南方局和重庆办事处工作。这一期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1946年1月30日随周副主席从延安飞往重庆途中,在秦岭上空和重庆     

周恩来的十条家规

邓颖超不能到政府任职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相濡以沫的伴侣,又是共同奋斗的战友。她从青年时代就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周恩来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被周恩来压下来。直到他去世后,     

周恩来与档案工作（上）

翻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周恩来对党和国家的档案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与关怀,倾注了大量心血。无论是对档案资料的收集、保护,对档案业务与档案机构的建设和发展,还是对档案法规的建立以及档案学科教育的发展,对档案工作人员的培养和成长,都做出了许多重要而又具体的决策,在中国档案事业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建国前曹禺的戏剧研究述评

曹禺的戏剧作品主要集中在建国前,最初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此有必要理顺研究线索,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从《雷雨》到《家》,研究者的观点各不相同,毁誉不一。做一下研究梳理工作,有利于理清曹禺戏剧的创作历程,为后来者创造基础。     

建国前的武汉公共汽车

上世纪20年代,在武汉,轿子衰落了,人力车和马车代之而起。同时,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也修了起来,用公共汽车代步的条件开始具备。     

建国前南京上空的一次起义

俞渤,曾名俞兆海,原籍广西,1926年6月出生于天津,14岁时在长兄的教育下,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8岁时,俞渤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不久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二十三期,许志飞行报国。然则,未及毕业,抗战就结束了。     

建国前的武汉长江轮渡

两江汇流、三镇鼎立的武汉,历经了漫长的水上交通时代。轮渡从诞生伊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扮演着过江交通大动脉的角色。     

建国前毛泽东对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理论思考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在吸收马恩列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发展农村合作经济作出了深入思考。其主要思想有: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有效途径是大力发展合作经济;合作经济是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唯一选择;合作社是教育农民的重要组织形式。这些思想成为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     

回忆我在建国前经历的一次土地陈报

建国前,国统区的粮款杂税是按地亩多少征收的,而当时地亩制度极为混乱,存在严重的舞弊现象,结果往往是地亩多的户少出甚至不出粮款,有的地亩少的户主反而多出,致使民众怨声载道。造成这样的原因是,有权有势的不法地主做了手脚,隐瞒了大批黑地。国民党政府为了增加粮税,打击隐瞒土地的行为,决定进行土地陈报,并在国统区各县设立了土地陈报处。     

辛亥起义前的阎锡山（三）

三、留学日本 在东渡的轮船上 1904年7月，一艘豪华的日本客轮驶离天津港口，冲过渤海口的波浪，行进在碧波万里、一望无垠的黄海海面上。     

建国前的“左派”章伯钧

<正>提起章伯钧,在中国现代史上可谓"大名鼎鼎",因为他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毛泽东"钦定"的"章罗同盟"的头号人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章伯钧早年曾是中共党员,参加过大革命和南昌起义,后来虽然脱离共产章伯钧     

访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一）

1920年10月,张申府和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曾不乏幽默地称他为“我的顶头上司”。然而,似乎多数青年人没听说过这位“大人物”——张申府。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1）

本文介绍了建国前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本刊特予连载,希望读者喜欢。     

父亲沈东浦的一生（上）

我的父亲出生于上个世纪初,在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并从那里大学毕业走向社会。父亲的命运和近现代的河南紧密相连。在父亲的自传中,在他建国后20多年每次“运动”写的检查里,在他学习毛著改造思想的材料和他的影集里     

钱嗣杰：镜头内外的红色传奇（上）

东北人民解放军三下江南、朝鲜停战谈判签字、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毛主席畅游长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一个个经典的瞬间,一段段珍贵的回忆。在这一张张照片后面,连着同一个名字——著名新闻摄影家钱嗣杰。     

在贵州的五个春秋（上）

鲁瑞林,1911年生于甘肃临夏市鲁家沟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历任指导员、营长、科长、军供给部政委,参加了第四、五次反“围剿”,跟随中央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股长、科长、先遣支队副司令员、分区政委、司令员,参加了神头岭、响堂铺、安阳、百团大战等战役。解放战争历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副军长、军政委、参加了上党、临汾、晋中、太原、扶眉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建国后,历任西康军区副政委。西康省副主席、西南公安部队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2年9月奉中央调令来贵州,先后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此文是鲁瑞林同志在贵州工作五年的回忆,分上、下两部分连载。     

改革十年：庞贝管理自治权的兴衰（上）

1997年9月,一项特别法案赋予庞贝考古遗址新的身份——从意大利文化部的地方直属管理局改制为一个自治管理局.2008年7月,意大利总理宣布庞贝进入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并委任一名特别专员以应对“该考古遗址的严峻局势”.本文旨在回顾庞贝在这十年间的转型,考察其重大机构改革,并分析其间的工作以及人力和资金管理的演变.本文除关注专业问题之外,还着重研究文化机构问责制的作用,以及意大利公共行政管理体系的特征,并对公共机构转型是否存在全球统一的路径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