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坛——先农坛（一）

山川坛——先农坛是明清时代保留下来的一大建筑群，位于北京内城之南，外城正阳门至永定门大街约二分之一后部分西侧，隔街与东侧的天坛为邻。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启建，嘉靖年间坛址扩建以前，长达百年称山川坛。此后至有清一代改称先农坛。民国迄今沿称先农坛（民国初一度称先农坛公园、城南公园），     

北京的“坛”

北京有许多公园,名称上就挂着“坛”字,如天坛、地坛、月坛、日坛;还有些公园内部有“坛”的遗址,如中山公园内的社稷坛,北海公园内的先蚕坛;还有一些名存实亡,或者连名字也被人遗忘的“坛”,如天桥附近的先农坛、太岁坛、山川坛,天坛东南的崇雩坛等等。     

在“有机更新”中保护历史的镶嵌

北京是世界名的历史化名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最后结晶，集中体现了许多历史名城的形态。北京有宫殿、苑囿、坛庙、府衙、巨刹这类典章物，也有民宅、会馆、店铺、茶园、杂祠这类市井旧迹，还有商场、银行、酒店、学校、工厂这类近代遗存，他们都是北京化的具体形态，共同构成了北京历史化的长卷画。在这个长卷中，以今日宣武区为主的“宣南”     

北京中轴线 波澜壮阔的精神旅程

如果你有机会从空中的某个适当的高度来俯瞰北京,会清晰地看到在北京城的中心有一条中轴线:中心是故宫,为人间皇帝的居处,旁边"左祖右社",左为太庙,右为社稷坛;南有先农坛,北有景山,北方是鼓楼和钟楼。这条中轴线,就是北京和世界上所有城市的不同之处,如建筑大师梁思成所言,"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清乾隆朝大高玄殿建筑群演变探析

北京大高玄殿是建于明嘉靖年间的皇家道观,但从清乾隆朝开始,建筑功能发生了改变。乾隆帝在保留其道教功能的前提下,赋予大高玄殿以祭天祈雨、追祭先祖的新功能,使大高玄殿转变为集观、坛、庙三重身份于一体的独特场所。此外,乾隆皇帝将改造大高玄殿作为整顿、完善京城坛庙体系的重要一步,分别从组群、单体及形而上三个层面对该建筑群进行了有节制的改造,调整并充实了建筑的精神内涵。     

《唐两京城坊考》正误一则

<正> 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中移录《长安志》,记启夏门外西南二里有圆丘、先农、藉田三坛。徐松没有注意到《长安志》中另一处有关记载:“南郊坛、百神坛、灵星坛,以上并在(万年)县南一十五里启夏门外。风师坛、青帝坛、先农坛,以上并在(万年)县东北一十五里沪水东。”     

天坛

天坛位于北京城区外城的东南,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处坛庙建筑(图一)。古代,由于人们对自然界的无知,产生了对超自然界力量的神的崇拜。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利用天命神权欺骗人民,兴造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坛庙建筑,天坛就是皇帝祭天的场所。因为皇帝自称天子,所以天坛是庙坛中规模最大、建筑最宏伟的。它自明永乐四年(1406年)设计兴工,到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经过了十四年时间。其外墙东西1700米,南北1600米,占地40,000亩,面积比故宫还大一倍多。出北京内城的正阳门(前门),经过一条两公里的大道,便到天坛的西门,即原天坛的正门。进天坛的大门,是一条长达一公里的林荫大道。道的两旁古柏森森,枝叶浓密,衬托出祭天时需要的所谓神秘、肃穆的气氛。大道南边,在进入内坛的地方,     

清代国家祭礼等次制度研究

清代国家祭礼分大祀、中祀、群祀三个等级,其礼仪要素具有普遍性,但也有较大的等次差别。群祀与大祀、中祀存在巨大的礼仪鸿沟,大祀与中祀之间也有礼仪等次差异,同一坛庙不同祭祀和不同神位之间礼仪等次差别明显。清代国家祭礼的等次差异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理清清代国家祭礼礼仪要素共性基础上的等次差别,既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清代国家祭礼,也有利于透彻地了解特定的坛庙祭祀。     

镇压北京天桥恶霸

北京天桥恶霸的罪恶史,是旧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罪恶史的一部分。天桥地区的反霸斗争,是新中国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一 天桥位于北京城南,前门(正阳门)外不到两公里远的地方。得名于元朝所建的一座石拱桥。当时城南一带河道纵横,由正阳门通向南郊的途中,也就是现在的永定门内大街与永安路相遇的十字路口处,有一座穹形三孔石桥,桥长三米余,宽约两米。明朝开拓外城,修建了天坛和先农坛。明、清两代帝王到两坛祭祀时,从此桥通过。由于是“真龙天子”御用,禁止草民通行,故被尊称“天桥”。以后,虽然物换星移,河枯桥湮,但“天桥”     

嘉靖道教纹饰瓷器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宠信道教者当首推明代嘉靖皇帝,特别是他中年以后,千方百计妄想成仙长寿之时,其崇道之风就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受影响最深的是为皇室生产日用瓷器的景德镇瓷业。作为祭祀用瓷的嘉靖瓷器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即在京师渐兴观字,罢黜僧尼,独尊道教。在其执政期间,全国新修、新建庙坛、殿堂十余处。仅以北京为例,“嘉靖时改祀殿为祈谷坛,降为雩祭(求雨求丰年)之所。更设圜丘为祭天之坛,并建朝日坛、夕月坛,分别于北京东郊和西郊”(《中国古代建筑史·坛庙》)。嘉靖二年(1523年),嘉靖皇帝又在皇宫内公开建醮(道场),“乾清、坤宁诸宫、西天、西番、汉经诸厂、五花宫两暖阁、东次阁莫不有之。”并陆续招来一大批道士和所谓高人,弄得宫廷里没日没夜地设斋打醮,香烟缭绕,诵经朗朗,斋醮祈祷,连日不绝。嘉靖皇帝本人则事无大小,系请于神,不验则请之再三,有验则行大醮,以谢神佑,不斋则醮,月无虚日。其笃信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历史上信奉佛教和道教最著名的梁武帝和宋徽     

红山文化积石冢冢制渊源初探

积石冢或“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组合是红山文化的主要特点,其形制、性质、礼仪及创制理念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为中华礼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创制了基础框架模式。因此,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而庙、坛皆因冢而分化、析出,所以,在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对冢的研究具有“行到水穷处”的源头意义。本文通过红山文化积石冢遗迹与后世帝王冢制的比较,典籍文献的描述以及近年来考古发现的综合研究,从而证明了红山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源流清晰,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试论德阳文庙的开放与保护利用

德阳庙以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丰厚的历史人内涵,成为集纪念性、游览性、教育性为一体的开放单位。在开放中,德阳庙发挥天时、地利、人和诸优势,以多种形式充实丰富开放内容,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及对外宣传工作,对其合理保护、积极利用,形成了自己的开放特色。在西部大开放、大开发中,德阳庙将扬长避短、完善管理、综合开发,使其保护与利用再上新台阶。     

义和团捕杀白莲教辨疑

有一种说法,认为义和团进入北京以后,帮助清政府捕杀谋叛的白莲教。有的并由此引申出其他的结论。实际上,这件事本身究竟如何,还需要探讨。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间,义和团在清政府的默许下,大批进入北京。接着,在北京城内发生了几起义和团捕杀白莲教的事情。这方面的史料记载虽参差纷歧,但归结起来,主要有六月十九日,杀白莲教七十八人;二十三日,杀三十余人;七月初六日,又杀三十余人。前后几次,一共杀了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人都是以白莲教的名义被杀的,那么,他们是否真的是白莲教呢?是否真是谋叛造反呢?     

舞阳贾湖遗址发掘的意义

中国的史前考古,近年来有着重大的突破,主要的有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发现有50多平方公里,规模巨大的坛、庙、冢礼制建筑遗迹,并且还发现了铜器和炼铜遗址。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大墓都埋葬在面积有数千平方米的土筑高台上,还可能有一定规律的礼制性建筑和刻划在陶器上的象形符号或原始文字。     

镜头

海边少年。埃及北部的海滨城市亚历山大,一位少年准备下海游泳。这里曾是地中海地区和东方各国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城中有公共庙坛和王宫,堪称壮丽,宫殿曾占全城面积四分之一以上,但现在古代遗迹已消失大半。     

我国又一座孔庙博物馆在德阳市建成

我国又一座孔庙博物馆最近在“天府之国”的德阳市文庙内建成,并于国庆四十周年大庆和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时正式向海内外开放。 德阳文庙始建于宋开僖二年(1206年),明末兵毁,清代重建增建8、9次,有古建筑三十余处,占地20700平方米,是四川至今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一座孔庙。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和省市领导十分重视德阳文庙的保护和利用,希望建成具有孔庙特色的专业性博物馆。在山东曲阜孔庙、北京孔庙的支持下,已于去年在大成殿内塑成了孔子、四配、十二哲塑像。在东、西庑内,分别布置了《孔子生平》、《七十二贤·孔庙祭孔》两个陈列馆。以丰     

精神性存在的让渡:旧京的庙会与庙市

有城墙区隔的旧京是一座与农耕文明相匹配的乡土性城市。这种乡土性既体现在对土地敬畏的神圣性之中,更体现在家、街、城同构性的空间美学。不仅宫、观、庙、庵、坛、祠、寺等以不同的阶序密布旧京,对民众而言,供奉碧霞元君的"三山五顶"还拱卫着京师。西直门内大街这样普通的街巷也有着有"九龙二虎"之称的众多小庙。曾经普遍存在的四大门信仰使得旧京众多的家居空间同样多少具有"庙"的性质。与此相连,旧京的庙会是一种与旗人闲适典雅的日常生活相连接,并集中呈现日常生活,展现个体价值的精神性存在。在以西方为标杆的近现代化历程中,旧京必然性地经历了去神化和对以敬拜为核心的庙会的污名化历程。庙会整体性地衰减为彰显人力与物欲的庙市,沦为一种物化性的存在。随着21世纪以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庙市又向庙会进行了有限度的回归。     

1949保卫“七一”庆祝大会内幕

1949年7月1日,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居住在北京西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主席,决定在北京先农坛召开的党的生日集会上,发表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讲话。参加这次集会的将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和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的代表600多人,     

五 抗战胜利以后

（一）抗战胜利后的武汉一贯道日本投降后的初期,武汉虽未见国民党政府明令取缔一贯道,但武汉地区一贯道的活动已经停止,尤其是由汉奸或汉奸特务插手发展起来的地方更是如此。如原天门县皂市特别区区长果少安经办的天门县西关“化伦坛”、皂市“安化坛”,不仅房子被没收,而且坛主有的还被监禁。云梦县城孔庙旁的“参化坛”的房子,被县党部书记张某没收未成,又以用钱买的名义无偿地给侵吞了,坛主左华、柳伯超、胡成典也被监禁数月之久。武汉“觉南坛”坛主邵虎因是汉奸特务,情况更不例外。邢杰三和范声森为了防止官方查封“中和坛”…     

从文庙看承德文化教育的发展——以热河文庙复建为例

热河文庙与山东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并称为中国三大孔庙。承德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与发展,都离不开承德是清代第二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这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清政府对承德文化教育非常关注,这其中,热河文庙就是承德地方文化教育的代表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