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晚清积谷运动的兴废——以四川省为中心

晚清以来,以常平仓、社仓、义仓三仓为主的备荒仓储体系逐渐失效.为重振仓政、备荒养民,各省在同治、光绪年间开始了规模宏大的积谷运动,于各州县普设积谷仓,倡导绅民量力捐谷、就近存储,委任地方士绅经管,官员只司监督,不许胥吏经手,一度积累了数目可观的仓粮,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养民之效,其中以四川省规模最大、成效最为可观.但积谷运动存在根本机制问题,仅停留在运动层面而未形成有效运行的制度,未能革除三仓积弊,仍陷入官府控制仓储管理的旧有模式,负责经管的绅民处处受限,胥吏上下其手,致其最终难以维系.     

浅析驻外公使在芜湖教案处理中的作用

作为晚清时期发生在安徽的四大教案之一的芜湖教案,其影响力是四大教案中最大的,且牵涉到的国家也是最多的,那么清政府在与外国政府的交涉过程中,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中国驻外公使的参与和活动。那么究竟驻外公使在清政府处理芜湖教案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他们又是如何利用自己在国外的优势,帮助清政府妥善处理此案的,便是本文想要分析和探讨的问题。     

晚清官员不愿意出国

晚清时期,大清帝国为了解世界形势,计划选派官员出洋游历,并且制定了《出洋游历章程》,作为管理办法,其中有哪些内容呢? 首先,官员出国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给光绪皇帝的奏章中指出,“翰詹部属中,如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可备出洋游历者”.通俗来讲,就是了解一定西学的技术型人才,同时还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坚强的意志.为什么要强调吃苦耐劳呢?     

潍县城:晚清民国时期一个区域性大都会的城市地域结构(1904—1937年)

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座区域性大都会,潍县城市地域结构表现为"西绅东商"的特征:士绅主要聚居于主城,东关西半部和白浪河西侧则是工商业最为繁盛之地。这种地域结构特征实际上在晚清以前即已形成,1904年胶济铁路的通车并未在潍县火车站一带形成可观的城市地域,"西绅东商"特征表现出强烈的稳定性。士绅近官署而居的居住习惯、潍县城輨毂胶东的交通区位特征、晚清民国时期颇具规模的城市建设运动和东关因有城墙环绕而表现出的安全优势,是造成这种稳定性的四个内在原因。     

晚清皖江城市火灾及其应对机制研究——以对外开埠通商后的“皖江巨镇”芜湖为例

晚清时期的芜湖在正式对外开埠通商后的35年中,在人口、房屋和城区面积迅速增加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火患,这给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成为芜湖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导致芜湖火灾的缘由既有自然因素亦有社会因素,并以后者为主。面对火患,芜湖官方和民间皆能以积极的姿态,与之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抗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亦存在不少问题。晚清芜湖火灾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后我国城市消防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征信所及其个人征信事业考察(1932～1949)

中国征信所是近代上海著名的民间征信机构,主要开展企业、个人及银行机构等方面信用调查活动。在个人征信事业方面,于金融客户征信、保证人信用调查、上海外国人征信等方面贡献突出,突破了传统社会以个人道德信用为中心的信用体系。中国征信所对个人信用状况的调查,根据实际社会环境的不同变化,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求真态度,体现了征信活动的真实性、复杂性、综合性的特点。     

辽朝官员的考绩与迁转探赜

官员的考绩与迁转是辽朝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索并钩沉相关石刻文字及文献史料,发现辽朝官员任职有期,一般为三年。在官员任职期内,朝廷要组织相关部门定期对其品德、业绩和年劳等进行考绩。考绩工作由相关的机构和官员来完成。经过考绩的秩满官员,其职阶迁转方向大致为:职阶迁升、留任进阶、退闲不仕及"左迁"降黜等。     

晚清的课吏馆

因为培训、考核留省或分发到省的试用、候补人员,晚清地方省份有设立课吏馆(仕学馆)之举.就其性质而言,课吏馆是一个集培训学习、考核和甄别为一体的官方非编制内机构,一般由两司总理,督抚直接督促.设立课吏馆,最初只是个别地方官员的个别行为."新政"时期,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课吏馆1902年在全国遍设.但是,新政后期,多数课吏馆被法政学堂所取代.虽然仍然招收少量候补人员,但其性质已经异化,培训、考核候补官员的主要任务边缘化.本文拟对课吏馆的起源、遍设、职能与变更作一些描述,并对课吏馆的性质和作用做出评价.     

邓华熙邓本逵父子生平交游考辨五则

邓华熙是晚清粤籍官员中比较重要的一员,以京官出身,后担当多任地方长官,在安徽、贵州巡抚任上致力于变法改革,进行近代化建设;退休后应邀担任广东谘议局筹办处议绅,复被选举为顺德自治研究社社长,武昌起义爆发后又主持了决定广东前途的文澜书院会议,是广东近代民主建设探索的重要领导人物之一。其子邓本逵,早年一直辅佐父亲,至清代最后几年才出任浙江省几处地方官,政绩卓著,民望甚高。     

晚清昭信股票发行过程论略

晚清昭信股票虽然经过政府高层的细致设计,但在实际发行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异：在官场演变为报效,在民间则以摊派为主。虽然报效股票的官员可以得到行政奖励,但民间认购者则基本上“本利全无”,得到的只有对昭信股票“失信”的怨忿和对政府信用的极度怀疑。昭信股票的结局,再次说明“有治法无治人”是晚清改革难以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     

从方志、族谱看晚清湖南宗族的地方社会控制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是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通过地方志和族谱可以看到,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中国第一家官办征信机构联合征信所的兴衰

近代中国的征信机构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成立于抗战后期的联合征信所,是中国第一家官办的征信调查机构,它承袭了中国征信所的一些信用调查方法,在为国家金融垄断事业的服务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考察联合征信所的成立、发展及其消亡的过程或将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征信制度的建立及其特点。     

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士林与仕风的影响

<正>中国士大夫，从广义上说就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不论入仕与否。张仲礼将其中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的，称为绅士。^[1]这种绅士也是广义上的士大夫。清末有人指出：“本城举、监、生员及告休家居之大小官员，均谓之绅士。”^[2]这个定义较为符合实际，绅士并不包括现任的官员，仅仅是在乡的“绅衿”的通称。为了区分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不同群体(阶层)的影响，笔者把读书人(士大夫)阶层中有功名并进入政府体制内的这部分人称为“仕”即官员，     

论点摘编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车明怀在《西藏研究》2012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西藏是清王朝的西南边疆重地,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事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藏内上层分裂主义势力的精心培植,清朝末年西藏滋生出一股分裂的潜流,这些潜流随着形势的变化日益膨胀,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致酿成了晚清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驻藏大臣及其制度到了晚清,已经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驻藏大臣制度终结。     

多财善贾,长袖善舞——论晚清变局下的上海道台吴健彰

上海道台吴健彰,在晚清变局之际由广州赴上海,从洋行买办转变为地方官吏,经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小刀会起义等多场重要历史事件,深刻演绎其“多财善贾,长袖善舞”的人物形象。吴健彰通过善于敛财、办事精明、能通夷人等能力,深受清廷及地方各界的赏识,他的仕宦之路也因此得到延伸,直到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爆发。小刀会起义使吴健彰离开上海道台的位置,但并没有危及他的性命,这在以往地方官员对抗叛乱事件时较为少见,亦可归因于他的个人能力使然。因此,聚焦于上海道台吴健彰的研究,将能更好地剖析晚清变局下个人人物命运的变化,尤其是此类通商口岸的买办与官员。     

曾国藩李鸿章如何管柬身边人

在晚清官场的腐败中,官员的身边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往往狐假虎威,利用在官员身边的便利条件,贪污受贿,勒索百姓,有的官员甚至与身边人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贪赃枉法,祸国殃民。     

近代绅商的历史作用及其思考

绅商在晚清一经形成,便利用它独特的‘绅’与‘商’双重身份,充当官与商之间的中介,对近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被越来越多的近代有识之士所意识,张謇的"绅为官商之桥"就是对此命题的真实认可。它的积极作用对于根除改革开放形式下我国的官商腐败大有借鉴意义。     

近代绅商的历史作用及其思考

绅商在晚清一经形成,便利用它独特的‘绅’与‘商’双重身份,充当官与商之间的中介,对近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被越来越多的近代有识之士所意识,张謇的“绅为官商之桥”就是对此命题的真实认可。它的积极作用对于根除改革开放形式下我国的官商腐败大有借鉴意义。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