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有关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的新趋势

保甲制度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基层制度,对此进行研究的也不乏其人。在清代有徐栋所辑《保甲书》,20世纪30到40年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研究、谈论保甲制度的高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甲制度的研究比较长时间受到冷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陆续有专门的文章发表,可喜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出现了由完全否定到部分肯定,新资料得到发掘和运用,研究范围和视角得到拓展等新趋势。但就目前来讲,民国时期保甲制度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     

沦陷时期东北农村基层政治结构的嬗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其所占领的中国东北农村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沦陷初期,日伪当局为实施治安第一主义,沿用中国封建社会的保甲制度,以此维护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殖民统治。后来,为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在基层建立起街村制度。不久,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统治者出于经济掠夺的需要,在基层社会建立了战时体制下的国民邻保组织。沦陷时期东北农村基层政治统治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统治者为加强对东北基层组织和民众的控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是为其殖民侵略政策服务的。     

进退失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壮丁兵役问题研究

民国保甲制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重构于20世纪40年代,绵延不绝的战争始终与其风雨同行。抗战爆发后,没有健全征兵制度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借助于保甲制度来征拨日益缺损的战争兵员,而乡镇保甲长迫于各种压力,亦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来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但抗战的正义性并未能消除国民政府因滥拉强征给普通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惧,乡镇保甲长在征兵过程中种种不公平现象,则进一步加剧了乡镇保甲长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民国时期频繁的保甲诉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乡镇保甲长群体的劣化及普通民众对乡镇保甲长的极端不信任。追寻民国乡镇保甲长备受诟病的历史内因,则不难发现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的却是连年的战争和积贫积弱的中国国情。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甘南藏区保甲制度之推行

20世纪40年代初,甘肃省政府开始将保甲制度的触角延伸至甘南藏区。保甲制度的推行是对甘南藏区土司制度的一次革命,遭到该地政教势力反对,亦受到藏区民众质疑。在国家行政体系与土司制度的较量中,甘南藏区保甲制度的推行,对该地区基层社会的近代化产生深远影响,不仅使原有封建而保守的乡村治理模式发生巨大改变,国家行政机构在这一地域开始生根发芽,藏区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也日益加深。     

沦陷时期上海的出版业与历史研究

上海的出版业发展较早,但在沦陷时期(1937年11月——1945年8月)上海出版业却表现出与之前有所不同的特点:一是书籍的出版量越来越少;二是期刊的发行量越来越大。沦陷时期的这种变化对当时历史研究的表现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     

乌鲁木齐市废除封建保甲制度建立街道人民政权始末

1884年（清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后,乌鲁木齐一直是新疆省会,称为迪化。1934年迪化设市政府,但正式设市时间是1945年11月。解放前,迪化同其他反动统治阶级控制的城市一样,社会基层建有封建保甲制度,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迪化的封建保甲制度进一步强化,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各族人民,实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工具。对作为反动政权根基的封建保甲制度,解放后人民政府予以彻底废除,使各族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迪化建立封建保甲制度始于1937年,当时在迪化市政委员会管辖区域建立了15个镇114保。在1943年以前,由于封建军阀盛世才…     

抗战时期福建平潭基层保甲制度的困境浅析

民国时期,政府试图通过传统的保甲制度控制基层社会,但收效甚微。福建平潭传统的宗族和士绅等社会力量,通过组建自卫民团、兴办公共事业,与保甲制度形成某种程度的对立。其推行兵役工作的困境也是保甲制度在基层实施的困境,反映了传统社会势力在应对国家权力的渗透时所表现出的具体反应。为了支持抗战,平潭县府加大了对基层资源的征收。繁重的田赋兵役与民众的生存困境发生激烈碰撞,致使保甲制度的运行举步维艰。     

清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的保甲制度

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清朝进行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革。清朝施治较重视法治。在规划改土归流时,统治者提出在改土归流地区将推行保甲制度。清朝在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经历了因地制宜、不断探索的过程。雍正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大致分为针对外来移民、本地民族的两种类型。乾隆朝更为深入地推行保甲制度,形成团练与保甲并行,以及任命土目、寨长管理基层的制度。在云南澜沧江以南的地区,大体保留了土司制度。     

抗战时期中共对冀东农村日伪保甲制度的利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我国近现代保甲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基本不涉及中共对保甲制度的利用。文章对抗战时期中共从八路军与日军力量悬殊的冀东特殊环境的实际出发,采取利用日伪保甲来为抗日斗争服务的策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冀东共产党反对"左"的倾向,在保甲体系内添加"办事员",使其隐蔽在内主宰或代替保甲行政人员的行为;总结了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制度的"合法"身份,保护抗日力量和支持抗日战争等方面的成效;认为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的过程,体现出对战时农村基层行政模式和对敌斗争方式的创新,为夺取冀东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伪满时期吉林白城地区的保甲制

伪满时期保甲制度作为统治东北基层民众的重要制度,是日伪各项殖民统治政策的基础。本文以吉林白城地区为例,针对白城地区保甲组织机构的构成进行论述,从而揭露日伪对东北人民残暴和血腥的统治。     

保甲与抗战时期浙江的粮食生产与征收——以龙泉县为例

1937年杭嘉湖等重要产粮区相继沦陷后,浙江大后方各县面临粮荒。为了确保军粮、公粮和民食的基本供应,省政府利用保甲组织在大后方实施粮食管制,积极开展扩大粮食生产和粮食节约运动,并对田赋制度加以改革,加大征粮、借粮和购粮的力度。粮食增产运动使后方各县的粮食耕种面积扩大,粮食种类和粮食产量也有所增加,一定程度确保了战时军粮和公粮的供应。在粮食增产、粮食征收中,保甲组织与乡镇保甲人员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战时粮食生产与管制的重要力量。然而,过度的征粮、借粮和购粮则侵占了民众的基本口粮,造成了饥荒,使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并将这种不满转移到乡镇保甲人员的身上。     

从“邪教”案看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保甲制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实施控制的一种制度安排 ,也是国家权力赖以渗透基层社会的主要途径。然而 ,现实总是与制度的理想相去甚远 ,保甲制不仅未能成为官方查拿邪教的利器 ,反倒成了个别村民或少数不良乡保借机敲诈勒索、挟嫌报复、发泄私愤的工具 ,这不能不说是保甲制的尴尬。乡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民俗的、礼治的社会 ,而不是王法的社会 ,邪教案反映出官民对立表象下的深层原因———习俗与王法的矛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沦陷区的言说环境——以北京上海文学为中心

由于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学术界和公众长期以来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学的认识模糊,认为沦陷区没有学或只有汉奸学。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一批相关论的问世,沦陷区学主体的面貌和性质已经基本上明朗。尽管如此,对于它的怀疑、贬低和曲解依然存在。不容否认．沦陷区的政治化环境,在总体上是与中国新学活动相敌对的。但具体到各个沦陷区．由于被占领的时间和社会形态不同,言说自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本用确凿的史实证明,北京、上海沦陷区的言说环境好于其他沦陷地区。具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北京、上海的中国民族学之所以能够在沦陷时期继续迂曲生长并蔚为大观,与两地相对有利的言说环境密切相关。     

三十年代的河南统治者与保甲行政人员

国民政府在３０年代前期一改以往形式上群众参与的“自治”为“官治”,即政治强控,力图借保甲制度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基层农村。本文探讨了河南省在１９３２年到抗战爆发期间的建保甲活动,论述了河南省政府当局对沟通自身和农民政治联系的中介——保甲行政人员的调控措施及其后果。     

本土色彩掩盖殖民统治——沦陷时期日本对冀东农村的控制

日本为推行其殖民政策,建立其稳固统治秩序,对沦陷时期的冀东农村实施全面的控制。日伪对冀东农村的统治方法是,利用本土色彩即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古代保甲组织形式,包装其殖民理论和手段控制农民。其目的是在本土色彩的掩盖下推行殖民统治,体现出"以华制华"的战略意图。     

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保甲长群体研究

在抗日战争这一非常时期,敌我双方为争夺战争资源而强力控制基层社会.保甲长作为基层行政人员成为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践行者.只是,强制性的国家控制和传统地方精英势力的强势存在使保甲长如同婆姑间的媳妇,往往无所适从,且恶名昭彰.然而揆诸史实,保甲长只是国家政策推行的棋子,决定其作用大小、良窳与否的标尺,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政策,及政策被贯彻的程度.     

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

在清代全国团练兴起的大背景下,结合贵州具体史事,分析了贵州团练兴起的原因,介绍了贵州团练的名称,规模及其经费来源,并通过地方基层制度保甲制和基层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宗族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着重分析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团练兴起的必要性及宗族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原因。通过团练与官府的关系分析其在维护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剥蚀离心中央政权的二重性,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甲及其与州县保甲之别

清代保甲制度在盐务系统的推行,强化了对基层灶户的监控,重在源头上稽查和告发私盐.文章重点考察两淮盐场保甲制的产生与实施、内容与特点,以及与州县民户保甲的区别,揭示灶户保甲在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问题.一方面,食盐国家"专卖"体制,决定了灶户保甲的"专制"主义特色,组织化的保甲制与火伏制,共同构成盐务系统的基层治安网络.另一方面,灶户保甲的废弛,折射了保甲制"集体性惩罚"的悖论,"厉而不严",实质是社会衰败在盐务系统的突出表现与反映.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的农民心态与政府应对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农民对保甲制度的心态主要表现为疑惧、变通、敷衍和紧张。为此,江苏省政府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有:一是通过政府机关、教育团体和士绅等向农民宣传办理保甲是为了"团结好人,清除坏人";二是推动县长下乡督导保甲的编查;三是通过多种场合关注和优待年长乡镇保甲长;四是宣传报道保甲奖惩的事例。这些应对措施增强了农民对保甲制度的认知,促进了农民民族国家意识的成长,提高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然而,上述措施无力解决农民的生存和尊严问题,反而助长了绅权政治的固化,加剧了农民对政府的疏离感。通过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的农民心态与政府应对的研究,有助于呈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多面性。     

读一位居委老人的40年工作日志

当代中国研究比较容易受到忽视的是城市街道的组织形式与社会功能,尤其是在过去传统史学中,它可能会被看作是社会史的边缘领域。近十多年来在民国史研究中对保甲制度的研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但是1949年以后在彻底摧毁了保甲制度的前提下产生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却尚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居委会是中国当代城市生活中最基本、最自足的社会运作细胞,它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的各个层面最充分地反映出社会的变迁、人的变迁,而且折射出这两种变迁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些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