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天主教的信仰与危机:1000-1500年

在1000-1500年间,天主教欧洲见证了信仰事务上的多次危机,它们的性质、规模、影响以及重要性各不相同。在此期间,"信仰"伴随着"危机";但信仰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大多数危机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持续时间也不长,从未达到真正的临界点。它们是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来化解的,并总是能够得到化解,天主教对中世纪整个西欧的掌控因而从未受到严重的威胁,直到宗教改革改变一切。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村落“龙脉”信仰——基于J省若干个案的研究

"龙脉"是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之一,其对农民心理及集体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龙脉"信仰的边缘性及其对农民集体行动的深刻影响,一方面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在国家主流文化与"龙脉"文化的冲突中,基层政府角色十分尴尬:既要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却又难以抵御包括"龙脉"信仰在内的各种亚文化的影响。故调整国家文化战略、构建包容性的文化标志,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东汉佛教图像考

佛教传入我国,殆始于西汉末。东汉时,特别是在东汉后期,因社会危机日益加重而导致的政治腐朽,道德沦丧,物质贫乏,达到了类似罗马帝国产生基督教时的那种"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的严重程度,人们为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就纷纷沉迷于宗教。那时,起于中国本土的神仙思想和早期道教,占据着宗教信仰的主要位置,佛教还处于附庸状态,人们的宗教崇拜往往是这几种信仰的交糅,但佛教信仰在渐渐扩大。     

灵、份与缘:民间信仰观念与人群结合——以保生大帝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因缺乏统一教义和组织形式而被杨庆堃先生归为分散性宗教,但是这种分散性的信仰形式却与世俗社会的制度和结构紧密联结在一起。以闽南保生大帝信仰为例,当地民众宣之于口的三个信仰观念——"灵""份"与"缘"以及相关实践,从信仰观念的共享和实践的角度,展示了民间信仰神明与庙宇网络的形成以及民间信仰的弱关系与地缘、血缘强关系的结合,从而围绕神明信仰形成了超越社区、地域甚至跨国的信仰共同体。     

“礼”与“事儿”:信仰体系与实践的存在机制探析——以鲁中洼子村为例

在鲁中洼子村的信仰体系与实践中,"礼"是人们建构信仰体系的内在逻辑,而"事儿"则是信仰实践的原因和动力。作为村落文化传统的"礼"与村民现实生活中的"事儿"在相互作用中,共同促使村落信仰不断地展现出新的内容,焕发出新的意义,二者的互动正是信仰得以常在常新的关键因素。     

范庄龙牌会与两种文本中的信仰表达

在与世俗权力纠葛的过程中,中国民间的信仰实践往往呈现为两种文本的信仰表达形式。显在的信仰文本处于权力的监控之中,更多地是一种社会性的信仰表达,除了呈现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地方利益,地方信仰的实践本身也是村落的"人格"在信仰世界中的具象表征。相比之下,民间信仰实践的隐藏文本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性的信仰表达,在性质上是对地方社会传统信仰结构的延续。实践中的中国民间信仰是一种权力的建构性与信仰的意志性相形而生的概念,地方信仰的"真实"并不是臣服于世俗权力的建构形态,而是一种脱离于权力意志和具有独立运作逻辑的精神世界。     

流言与暴力:法国宗教战争时期信仰共同体的边界固化

在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期间,驱逐、骚乱、屠杀等暴力活动的发生往往伴随着流言的广泛传播,流言已经成为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凭借着"暴力触发机制"的作用,流言作为这一时期法国民众的恐慌与焦虑情绪外化的表现,推动了施暴者从受害者到正义保卫者的身份转化过程,从而加速了暴力活动的进程。面对宗教对立冲突与宗教战争的危机,普通民众对于自身所处信仰共同体现状的担忧以及在自身身份认同问题上的焦虑都令流言与暴力成了固化信仰共同体边界、强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共同体和身份认同问题构成了16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的重大危机,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始终困扰着法国,成为法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以及现代化进程的一大挑战。     

论民间信仰的城镇化空间——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传统信仰重建的考察

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常常被称为"农民的信仰",沿袭着中国农耕文明的轨迹而在广大乡村生生不息。观照当下,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已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由于城市的扩张或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大批村落被"征用"而消逝,一大批世代附着于土地、靠天吃饭的农民也迅即结束了农耕生活转而成为城镇居民。在此过程中,"新城镇居民"内卷化所致重建传统信仰的行动与城镇化生活中国家的强势在场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村落传统信仰的社会迁移往往陷于"水土不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的传统信仰重建实践表明,信仰的迁移之于农民的迁移及其城镇化融入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传统信仰的恰当"征用",或可成为有序城镇化的一种有效"策略"。城镇化不应成为传统村落信仰的终结者,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调适转型的催化剂,要以文化之理性和政治之理性的结合,建构有利于更好聚合传统村落文化要素价值集成的制度空间,重建民间信仰的当代意义,从而创造出新型城镇文化力提高与释放的过程,彰显新型城镇的地域特质和"文化担当"。     

论皇会与清代天津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为中心的研究

"天妃"信仰在天津传播过程中,以"碧霞元君"信仰为蓝本进行了信仰改造,从而在丰富神灵职能的同时获得了广泛的信众基础。在信仰社会化的同时,"天妃"信仰通过皇会这一活动,融合利用了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完成了与民间社会的深层互动。     

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的流动:冀北的女性灵媒与女神信仰

冀北民众的信仰生活基于"神灵的归属"可划分为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两个类型。在信仰动态视角下,通过对冀北女神信仰与女性灵媒的民族志描写及相关史料研究,详细描述了冀北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的流动,这种动态流动表现为"私神—灵媒—群众—公神"之间的互动。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流动模式显示了一种宗教经验的研究路径,架构起了个人经验与共享文化的联系。     

湘东地区的包公信仰

在湘东地区包公信仰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对该地区存在的神灵附体现象进行了简略介绍,动态地刻画出湘东农村地区的信仰需求和行为方式,补充了有关南方汉族地区"萨满仪式"的研究。根据当地包公信仰生态的独特性,着重论述了"神媒"与"当地庙宇"之间的关系。民间信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与之对应的传统文化体系的种种适应性改变,正是回应这种诉求。     

四川出土的南朝弥勒造像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四川出土的三尊南朝弥勒造像的图像渊源,研究了南朝时期蜀地与西凉、荆州的佛教交流,揭示出造像所反映的"弥勒—无量寿"信仰和"弥勒—观音"信仰,并讨论了这两种信仰之间的关系。     

“奶奶”的庙: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以鲁西区域社会为中心的研究

"奶奶"是鲁西地区对女性神灵的一种称谓。泰山奶奶、鲁姑奶奶、托山奶奶是该区域流行的奶奶信仰。明清以来,三种奶奶神灵有着各自的神缘脉络,又相互借鉴与影响,进而形成鲁西区域社会特殊的层累与融合方式。信仰人群与神灵"交流"的时代变异,导致了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元信仰研究模式,将"文化符号的创造与借鉴"、"信仰观念与礼仪实践"作为区域文化发生与发展的核心,强调了人群在文化创造中的主动性和原则性。     

泰山信仰论

泰山信仰是关于"生"的信仰,也可理解为生命信仰。这种信仰源发于对太阳的崇拜。太阳是世间万物的初始者,而由太阳运动所引发的阴阳观念是对生命发生的概说。天、地作为与阴阳对应的范畴,是生命的缔造者,封禅是对天地恩德的答谢。在泰山信仰的历史发展中,对"生"与"生命"的崇尚,始终是一个永恒的基点。泰山信仰的宗教与非宗教特性,具有广泛的"适应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阶层,都会感受到它强大的生命活力。     

神灵信仰的标准化与本土化——以胶东半岛妈祖信仰为例

"神的标准化"一经问世就成为民间信仰研究中强有力的解释工具,但胶东半岛妈祖信仰的发展实践表明,"神的标准化"有其局限性,不能适应于所有地区。因为神灵信仰势必要与传播地的文化相融合而实现本土化,而本土化是对标准化的消解,这就使得神灵信仰不能实现彻底的"标准化",而只能是一种"半标准化"。     

缓慢而微小的变革:亨利八世时代国教会宗教信条解读

英国16世纪宗教改革重新定义了"世俗权力对于教会的责任",国教会"最高首脑"不仅是"信仰的护卫者",而且有责任"促进信仰的和谐与统一".这样的责任定位迎合了宗教改革后信仰多元化发展的新局面,要求世俗权力建立超越教派的统治,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神学教义改革的政治化解决方案.本文通过解读亨利八世时代产生的三部信仰阐释,深入诠释了如何构建"信仰的和谐与统一",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缓慢而微小的神学教义变革.     

信仰基础:理解农民宗教信仰区域差异的一个框架

传统民间信仰和基督教是当前农村的主要信仰形式。不同区域农民对传统民间信仰的不同态度、认知与信仰模式,会影响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与选择,进而影响农村宗教的分布状态。北方农村功能性、多神论的信仰基础,使当地农民将基督教当做功能强大的神祇予以选择,为基督教快速传播铺平道路。中部地区农民不信"鬼神",对基督教既不排斥也不选择,基督教在当地发展缓慢。南方农村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信仰体系相对完整,能够满足农民的信仰需求,同时又与基督教一神论相抵触,因而当地农民对基督教有拒斥心理,使基督教难以发展。     

雁门重镇阳明堡的“羊舌信仰”文化探源

雁门重镇阳明堡是一座集军事文化、商业文化、信仰文化等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名镇,该镇的"羊舌信仰"文化极具地域特色,体现了从祈雨传说到"神人信仰",由晋国贤臣到"圣人崇拜"的发展历程,本文将对这一信仰文化进行探源。     

“隐约的祖先”:从民间信仰看客家的族群来源——以赣南寒信村“水府老爷”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是一个族群的重要标识,沉淀了丰富的族群记忆。"客家"是我国一支在赣闽粤边区形成并播迁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族群。关于客家民系的族群来源,学者通常只关注到了"客家"族群中的北方汉人和南方畲、瑶民族成分,而对其他族群成分却很少提及。从赣南一个客家村落的"水府老爷"信仰入手,通过对神灵信仰的来源、信仰习俗,以及村落宗族关系的分析,认为"客家"的族群来源中,很可能还包含了为以往学者所忽略的"疍民"。     

山西定襄县七岩山“惠应圣母”信仰的源流与演变

本文运用实地考察和查阅文献等相关方法,分析了北魏时期七岩山开始成为佛教圣地的原因,探究了唐代会昌毁佛时期七岩山佛教沉寂一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北宋敕赐"惠应圣母"封号和地方女神(摩笄夫人)信仰上升为国家信仰的转变。从而梳理该地区"惠应圣母"信仰的历史源流与演变,揭示其功能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丰富,由单一祈雨功能走向祈嗣等多元功能。进而说明这一地方信仰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与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