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的“造反”生涯

一段历史流逝的是时间背负的是沉重直面是一种勇气“文革”初期,我当上了造反派红卫兵。赴京串联之后回到成都,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投入火热的斗争。既然已经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就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以前那种游离于运动之外的状况,是结束的时候了。在北京时,我得到了一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于两个多月以来“文     

“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在中共中央高层工作长达50多年,没有人可以计算清楚他参与起草、修改的重要文献和文章到底有多少。这些文献,不仅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也已成为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的经典文献。他就是被邓小平称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胡乔木。胡乔木是如何成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     

哈梅内伊的“战争与和平”

哈梅内伊历经45年“革命和战斗”岁月,其中有长达28年的从政经历。无论是革命还是从政,他几乎一刻都没有与“宿敌”美国停止过战斗。作为伊朗的最高领袖,他也许一直在殚精竭虑地做着一篇大文章,那就是伊朗的“战争与和平”。     

廖仲恺的“新国家建设”思想初探

廖仲恺是孙中山最忠诚可靠的战友,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为革命作出了不少贡献。他非常重视经济建设,一贯认为,只有从经济上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国家,才是革命真正的成功。“单是革命并不算可贵,可贵的就是革命内容的主义。”“吾党目的不仅反对复辟,且图建设真正之共和国家。”他提出“要一面革命,一面建设”,而且要有一个远大的建设规划。他的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1919年他在《建设》杂志上发表的《中国人     

父亲汪锋的“半个”长征

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有许多纪念文章和活动,其中有一篇文章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中只有“惟一”一位参加过长征。我清楚报纸上所指的人就是我父亲汪锋的老战友贾拓夫伯伯,他跟随红一方面军走完了全部长征。但“惟一”两字我不敢苟同,据我所知,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中最起码还有两个人参加过长征：一位是张德生伯伯,他随红四方面军进行了长征。另一位就是我的父亲——汪锋,他随红二十五军进行了长征：但他的长征只有“半个”,并且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革命者的长征,一个鲜为人知的悲壮故事。     

毛泽东与“核工程”司令陈土榘

在中国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战士,自投身革命那时起便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国上将陈士榘就是其中一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他曾担任“特种工程司令部”司令员一职,并奉党中央和毛泽东之命,组织领导了我国“两弹”试验基地的建设,因此获得了“中国核工程司令员”的美名。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陈将军始终追随着党和自己领袖的脚步,不计得失,殚精竭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     

“文化大革命“中的贺龙

贺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忠于革命,功勋赫赫,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在“文革”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里,贺龙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最终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桩大冤案。但历史最终对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欲知详情,请惠阅《“文化大革命”中的贺龙》一文。     

我党最早的“英雄姐妹”

72年前,革命老区湖南省衡山县涌现出刘胡兰式的巾帼英雄姐妹李洁、李广,她们比刘胡兰早19年牺牲。 她们的事迹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三湘儿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道路。 在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内,介绍了从辛亥革命至今,湖南省涌现出的革命英烈,其中一位就是李广。     

张学良的三大政治“情结”

张学良,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颗耀眼的巨星。其政治生涯短暂,但其所作所为却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了历史方向,时隐时现地表露出那种传奇式经历所产生的三大政治“情结”,即“日本情结”、“领袖情结”、“中共情结”,或者说这三大政治“情结”铸就了其充满传奇式的政治生涯。     

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者——高捷成

在河北省邯郸市．有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上光荣”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一位福建籍英烈．他就是被称为“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者”．冀南银行第一任行长兼政委的高捷成同志。1909年9月高捷成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溪县的一个贫苦小手工业者家庭.     

我看到了“不知道”与“不喝水”

在澳大利亚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土著人生活的历史已逾万年。可英国人库克第一次登陆的时间,距今只有233 年。库克一上岸,便被那里一种从未见过的动物所吸引,他形容那是用后腿站立的兔子,跳起来却像只鹿,显然他是忽略了那条长长的尾巴。库克指着这些动物、好奇地问土著人:“What is this?”(这是什么动物?)土著人回答:“kangaroo”(土著语:不知道)。土著人的意思显然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库克却以为这就是那种动物的名字,便把这个土著语按谐音写进了大英词典,沿用至今。现在你一定知道了,这种动物就是澳大利亚特有的袋鼠。     

“石夏”姓与夏门五烈士

悠悠华夏,姓氏万千。每一个姓氏的背后都不乏一个斑斓的故事,有的已是家喻户晓,有的依旧鲜为人知。本文讲述了中国姓氏名录里的新成员—“石夏”的由来,在一连串的革命故事里,既饱含着血缘深情,亦有着难能可贵的牺牲与忠诚精神。我们相信：那些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们一定会永载共和国的史册;那些一直做生命的主人、奋力向前的英烈们,一定是行为世范者、点燃明灯人。     

开拓者之歌——记“冬暖式大棚蔬菜之父”王乐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场以种植冬暖式大棚蔬菜为标志的“菜篮子革命”浪潮席卷了中国北方大地,改变了北方居民主要靠大白菜、萝卜、土豆过冬的历史,使亿万农民致富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而推动这场“菜篮子革命”的是一个既普通又充满魅力的土生土长的山东农民。他,拖着直肠癌术后虚弱的身体,20多年如一日,在蔬菜王国拼命耕耘、开拓;他,只有小学文化,却成为“菜”学满腹的高级农艺师;他,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却把足迹留在了中国北方10余个省区。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十五大、十六大代表,被人们誉为“冬     

王凤山将军生前身后

有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在台北市的“忠烈祠”纪念堂里供有他的牌位和遗像,在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战英烈厅里展有他的简历;在中华民国褒扬令集(初编)第八册中有他的事略,     

毛泽东与“核工程”司令陈士榘

在中国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战士，自投身革命那时起便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国上将陈士榘就是其中一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他曾担任“特种工程司令部”司令员一职，并奉党中央和毛泽东之命，组织领导了我国“两弹”试验基地的建设，因此获得了“中国核工程司令员”的美名。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陈将军始终追随着党和自己领袖的脚步，不计得失，殚精竭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核司令”曾是毛泽东那个山头上的“山大王”!1909年4月，陈士榘出生在武汉市黄土坡的一个新军军营里…     

一拨筑梦红色的“浦东新研人”

浦东新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在新区组织部、老干部局、关工委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遵循“征集革命史料、缅怀先辈英烈、弘扬铁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关爱时代新人”宗旨,坚守初心,主动担当,孜孜以求,踏实工作。其间,荣获全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20多名会员分别被授予全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顾国平会长荣膺浦东新区“最美老干部”称号。     

世界历史研究的“通观”——吴于廑先生的学术境界

吴于廑先生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通观",是一种注重综合考察的宽广的学术路径,其主旨在于探索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由此,他放宽视域,打破历史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对历史如何发展与融汇成为"世界历史"作了多层次的探索。同时,吴先生反对那种假象臆断、空泛荒疏的历史模式建构,提倡历史研究要从专门史的细致研究做起,一步步地走向科学的综合考察。他的"通观"研究及其丰硕成果所彰显的学术境界,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标立出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岳麓山辛亥革命英烈墓葬与辛亥革命记忆

岳麓山辛亥革命英烈墓葬据考应有27座之多,而过去对于这些墓葬群和相关实物或非实物纪念载体的保护则不是特别到位。要继承先辈的忠勇精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就应当反思对于岳麓山辛亥革命英烈墓葬及其非实物记忆载体的保护,并保有对其历史记忆的传承意识。     

从《永昌演义》到《李自成》——领袖、作家与历史人物的故事

一、毛泽东读《永昌演义》 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抗日革命时期,毛泽东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方阶级造反。     

评“‘假如’史学”

2004年第5期《读书》上有李泽厚先生的一篇《思想史的意义》,其中论到“‘假如’史学”的意义。所谓“‘假如’史学”就是近年来史学界一直在讨论的“假设历史”问题(历史学界又称此为“反事实假设”,而逻辑学界称此为“反事实条件句”,心理学界和语言学界则称为“反事实思维”)。史学界的这场讨论原本是由李先生引起的。他在与刘再复先生合作出版的《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一书中有这样一个反事实条件句“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种说法遭到一些学的批评,也得到一些学的支持(有人仅在方法论上支持),于是展开讨论,不仅讨论这样一类的具体命题能否成立,而且从方法论上讨论反事实条件句在历史研究中能否成立,双方的分歧很大,看不出有取得一致的迹象来。李先生现在也论起“‘假如’史学”的意义来,显然是对这场讨论做出的回应。请看他怎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