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其中有些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析和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训令”和“指示”,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这些错误的东西对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接连出现,有重大影响。特别是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左倾错误,实际上就是国际路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发展变化的时期,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加以研究。1.“二战”前期(从中共“八七“会议到“六大”)。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问题大论战述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立即起来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当时,最有影响的人物要算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是中国早期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从1918年以来,他连续发表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     

辛亥革命终结的启示——段祺瑞挽救共和的最后一跃

关于辛亥革命,必须回答的问题之一,是这个革命在何时和如何终结？ 1640年的英国革命终结于1688的光荣革命,1689年的《权利法案》是这次革命胜利的标志。1799年11月9日的雾月政变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终结,以第一执政拿破仑为首的执政府制定宪法后宣告：“革命已经稳定在革命开始时的若干原则上,革命结束了!”1804年的《拿破仑民法典》是这次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有了这些成果,史册刻上胜利这个词,可谓名副其实。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①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     

所谓合力

去年,有机会去了埃及和缅甸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见识了两场截然不同的“革命”。埃及革命始自解放广场。自下而上推翻了30年不倒的穆巴拉克政权;缅甸革命则发于内部,自上而下开始自由化进程,如今已颇为可观。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

关于“诗界革命”的源起,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诗界革命”是梁启超等人在戊戍变法前一二年提出的。《中国学史》说：“在戊戍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而不及黄遵宪。这种观点极有代表性,但值得商榷,原因有二：     

一个日本左翼的萝卜革命

藤田和芳决定把他的“革命”带到中国。2013年7月9日,他的中文版自传《一根萝卜的革命》在北京举行发布会。这天,为他“站台”的有著名学者秦晖和资中筠。来到中国之前,藤田和芳特意为签售练了汉字——“有机农业是和平的农业”。     

试论1854—1856年的西班牙革命

1854—1856年西班牙革命,是西班牙历史上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很重视这次革命,他在1854年9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现在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西班牙。”马克思研究了1854—1856年西班牙革命,也研究了西班牙过去的历史,对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论述。西班牙近代革命史,特别是1854—1856年西班牙革命,对西班牙和欧洲都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在我国编写出版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中却很少反映这方面的内容。本文试图就这次革命的背景、阶段、特点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作为引玉之砖,以期有更多的人重视西班牙近代革命史的研究。     

革命洪流中的袁溥之

当我撰写的《吴晗与袁震之的旷世之恋》一文发表后,有许多读者问我:吴晗和袁震之在1969年就去世了,你是如何取得这珍贵材料的?我便如实地告诉他们,1988年,我到广州采访了我们家乡的革命人物袁溥之,她是袁震之的姐姐,是最早和董必武一起开展革命活动的女性,还曾是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女代表之一。她的一生和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和许多中国革命的著名人物有过交往。     

北伐圣地“碧沙岗”

在郑州市区,有一处叫“碧沙岗”的地方,这里不仅草木葱郁、绿荫满地、花香鸟语,而且存留有大量北伐革命期间的遗迹、遗物,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人来这里参观和游园。 发生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的北伐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最伟大的革命,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它以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为基础,建立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基本扫除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黑暗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 １９２６年７月９日,在国共两党合作的…     

“样板戏”《沙家浜》的风风雨雨

突出“地下工作”还是突出“武装斗争”？ 1974年第1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初澜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二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一文。这是对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进行整体性总结和评价的文章”。文章着意强调了“样板戏”对“武装斗争”的表现：即使是有一定篇幅描写地下斗争的作品,也是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     

“样板戏”《沙家浜》的风风雨雨

突出“地下工作”还是突出“武装斗争”? 1974年第1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初澜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一文。这是对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进行整体性总结和评价的文章”。文章着意强调了“样板戏”对“武装斗争”的表现:即使是有一定篇幅描写地下斗争的作品,也是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     

周恩来与胡志明的交往

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中国革命同越南革命休戚相关,胡志明同中国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他同周恩来的友谊更为世人传诵。早在20世纪初,胡志明就已同周恩来相识1920年,周恩来和李富春、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蔡畅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胡志明则早     

法国革命时代卢梭观的解读方法北大核心CSSCI

18世纪,卢梭在民众心目中是倡导平等与美德的哲学家、情感小说家、自然神论者,革命后,法国的卢梭观中平添激进暴力的因素。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界有激烈的左右之争,右派批评卢梭毁坏了法国的传统,为此极力阻挠1878年卢梭逝世百年和1892年共和百年的纪念仪式。但卢梭在著作中并未倡导革命,而且在他的时代,“革命”一词指的是天体运行的往返规律,尚不具有现代的政治意义。那么,如何理解卢梭与1789年法国革命的关系,以及他如何进入革命话语体系？是卢梭的思想引起了革命,还是革命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卢梭？     

油布币:南梁苏维埃政府的早期货币

<正>20世纪30年代有一种货币,虽然只流通了半年左右,但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史上,却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就是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也叫“南梁苏维埃政府”）的早期货币——“油布币”（又称“苏币”“苏票”）,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的南梁革命纪念馆内收藏有其复印品。南梁镇地处陕甘两省的交界处,1934年至1935年,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围剿”。南梁地处子午岭的林区,地势奇险,山大沟深,     

第一国标建立的历史条件

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简称第一国际)建立了。第一国际是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建立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第一国际在这时建立并不是偶然的。有哪些条件促成了第一国际的建立呢? 第一,19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为第一国际的建立创造了客观条件。震撼欧洲的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各国反动派欢庆自己的胜利,以为他们的统治将永世长存了。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则悲观失望,纷纷脱离革命,有的甚至公开投入反革命的怀抱。只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真正革命战士确信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还在1850年,马克思就科学地预言:“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8页) 1848年欧洲革命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扫荡     

哈梅内伊的“战争与和平”

哈梅内伊历经45年“革命和战斗”岁月,其中有长达28年的从政经历。无论是革命还是从政,他几乎一刻都没有与“宿敌”美国停止过战斗。作为伊朗的最高领袖,他也许一直在殚精竭虑地做着一篇大文章,那就是伊朗的“战争与和平”。     

血洒老区的一对兄弟烈士

江苏省如皋市江安镇是苏中著名的革命老区,曾被誉为“小延安”。在江安镇黄建村,有一对兄弟,他们为革命英勇献身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包云清,1911年2月出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原江安区严黄乡副指导员兼北黄家圩村村长;包余清,1908年出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原江安区严黄乡北黄家圩村农委主任。兄弟二人正是在老区红色革命浪潮的感染下,积极投身革命,加入党组织后,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参加乡村革命和坚持对敌斗争。     

廖仲恺的“新国家建设”思想初探

廖仲恺是孙中山最忠诚可靠的战友,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为革命作出了不少贡献。他非常重视经济建设,一贯认为,只有从经济上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国家,才是革命真正的成功。“单是革命并不算可贵,可贵的就是革命内容的主义。”“吾党目的不仅反对复辟,且图建设真正之共和国家。”他提出“要一面革命,一面建设”,而且要有一个远大的建设规划。他的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1919年他在《建设》杂志上发表的《中国人     

也谈中共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的提出

《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李蕴华《中共“二大”没有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一文,认为:一、“中共‘二大’尚未明确认识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谈不上已经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而且“还可能发展成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思想”。二,“中共‘二大’制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形成的起点,但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完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