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演变

四清运动中,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运动所采取的方式的认识前后有了很大变化。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分歧之后,毛泽东“左”倾错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已将其“左”倾错误理论发展到顶峰,四清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大饥荒中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     

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

亲见路边有死人 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9年至1961年期间发生的全国性的饥荒。最近米鹤都先生撰文《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见《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35期）称,三年自然灾害中安徽饿死了350万人。当年死了多少人的数字我不知道,但大量的饿死人却是事实。     

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1959—1960年贵州粮政日记

<正>1959—1961年,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饥荒现象,贵州省是饥荒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当时,我任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一职。以下是我1959—1960年间作为省级粮政官员所写日记的摘录:     

卫士李家骥谈毛泽东

山西盂县孙家庄乡大吉村人李家骥,1949年3月至1961年11月任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共达13年。特殊的经历使他比别人更多地了解和熟悉毛泽东在生活方面的习惯与情趣。本文记述的,是这位卫士眼中的毛泽东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特点与习惯。     

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

最近几年,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有很多争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那三年发生了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三千万人。但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不仅否定"饿死三千万",认为那是"重大谣言",甚至否定发生过大饥荒。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提出,"三年困难时期"的     

大跃进中亳县干部作风问题记述

安徽省原亳县（今毫州市谯城区）,三年大饥荒中大批农民的非正常死亡,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干部作风恶劣,是一个重要原因。1960年冬至1961年春,亳县是省委整风整社的重点县之一。事实证明,哪里的干部作风好,问题就小一些,哪里的干部作风不好,问题就多就重。根据查阅自己三年的工作笔记和亲见、亲闻以及查证有关历史资料,对干部作风记述如下：     

我为"遵义事件"计算死亡人数

1959～1961年的大饥荒,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我们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是刻骨铭心的,是再也不会忘记的."饱饱地吃上一顿白米饭",这是当时我在那几年里的最大愿望.现在看来好像很可笑,但那是真实的.     

地方志中的五十年代广西饿死人事件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罕见的大饥荒,研究者大多认为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三千万人左右。实际上,在“大跃进”之前,已发生因饥荒饿死人的事件。就目前公开的材料看,广西是较早出现严重饿死人事件的省份,1956年发生的“平乐、荔浦和横县因灾饿死人事件”最先被公开曝光,195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就有一篇通讯：《去年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是怎样发生和怎样处理的？》,     

试论大公社所有制的变迁与特征

在人民公社运动的狂潮中诞生的大公社所有制,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来农村的所有制结构和建筑其上的各种经济关系,是当时农村地区“共产风”肆虐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饥荒的制度根源。毛泽东最早觉察到了公社所有制的弊端,领导全党完成了由公社所有制到生产大队所有制,再到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的所有制变革。大公社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是“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     

四清运动

一、四清运动的兴起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斤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错误论断。     

关于大饥荒年代人口损失的讨论

大饥荒对于中国六十岁以上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对大饥荒的研究课题是多方面的,如大饥荒程度,大饥荒深层原因和直接原因,大饥荒年代的社会状况,等等,拙著《墓碑》共28章,其中除了展示灾情的13章以外,其他15章都是专题研究。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只是大饥荒的一个子题,     

肥东县大李大队1960年饥荒调查

1959年冬天至1961年春天,中国面临建国后连续三年经济极度困难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严重饥荒,并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但究竟死亡了多少人口,至今人言人殊,难以定论     

浅析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及其社会应对

本文通过重温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的情景,从中着重分析饥荒形成的自然及社会原因,并再现饥荒中社会各界的救灾活动,使我们能从中吸取教训,认识到当年饥荒是一场百年浩劫,是一场天灾与人祸的混血儿。     

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

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人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毫“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刮单干风”的曾希圣沉浮记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大跃进”时,欣然命笔：“沿途一望,朝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安徽出现罕见的大饥荒,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痛心之余,提出搞包产到户的“救命田”,正处于天灾人祸困境中的毛泽东,急不可待的支持了他,要他先搞试点。可是,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成了“两极分化的祸害”。会后被罢了官,郁郁而终。     

四清运动发生的社会心理分析

四清运动是介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一场政治运动,其起因与当时社会的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有重大的关系。可以说,它是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相互冲突的结果。     

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

1958年到1961年,由于高举"三面红旗",大刮"共产风"造成大饥荒。从1959年秋季开始,安徽颍上这个七十多万人口的农业县,绝大多数农民在4189个公共食堂就餐,每人每天的主食是"五大两"(即半斤原粮)的低标准,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群众进食堂,两眼泪汪汪,打饭用盆罐,顿顿照影汤"。饥饿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有的全家死光,致使全县总人口急剧下降。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