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

“庶民研究”是印度近二十余年来以后殖民主义为研究视角的一种历史编纂实践。它主张摒弃传统史学撰述中的精英主义话语,从“庶民”的角度重写印度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历史。“庶民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代表了当今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既批判了西方现代史学观念中的历史主义弊端,又对近现代以来非西方史学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之下继续“受殖”的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庶民研究”努力建构的书写非西方历史的新模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殖民史学对非西方历史学的重新定向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值得第三世界的历史学者借鉴与思考。     

“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

“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     

社会变动中的群体与个人——新微观史学述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新史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研究的范围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入到社会史的各个领域,其史学思想对各国史学研究都具有广泛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史学”本身亦综合发展,其包容度日益扩大,产生了诸如计量史学、即时史学、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学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其中心态史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国名心态史学家伏维尔甚至称心态史学为“长时段的优势领域”。7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的心态史学中,     

论“历史的碎化”

当代西方史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研究课题日益多样化。西方部分史学研究者从历史研究领域极大拓展的现实中,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处身于“历史学爆炸的时代”,于是,就从“整体地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观念出发,用“历史的碎化”来概括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现状,并就此提出质疑和批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评介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现状时,对于“历史的碎化”现象同样表示关注,尤其“整体地把握客观历史”的观念在中国史学界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对此现象更是高度警觉,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     

科学与人文之间——关于现代史学建设路向的一点思索

在中国,历史科学之观念兴起于20世纪初,大盛于“五四”以后。它原是西方近代科学和历史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但在具体理解和运作上,又有两种不同的路向：一以自然科学为比照模式的“科学化”;一以西方社会科学(在当时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为参照系数的“科学化”。此两种治学路向,蔚然已成现代中国史学之主流。而对此风气持保留态度的,则另有钟情于新人主义的一派,其方法上倾向于以人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上述三派对西方现代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俱各有所承,剖析其方法论的内涵结构与特点,是一件很有意义之事。     

戊戌维新思潮与中国史学近代化

戊戌维新思潮对于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进化史观的传播,打破了以往陈旧的历史观念,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历史思想,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阶段性认识。戊戌维新思潮还引发了对旧史学弊端的批判,提倡重视“民史”,要求“史界革命”,以及对史学功能的初步认识。梁启超和夏曾佑分别成为这一时期史学近代化在思想理论和撰述实践上的突出代表。对外国历史的介绍和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引入,也成为戊戌思潮大力传播西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前者的直接目的尽管是为了变法维新,但在客观上对突破单一的本国史研究有积极意义,而后者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现代西方史学研究的新收获——读张广智、张广勇的《现代西方史学》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广智先生的又一新著《现代西方史学》(与张广勇合著)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5月出版),这是国内史学界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研究现代西方史学的专著。该书的写作,缘起于作者所承担的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20世纪西方史学主要流派评析”。晚近以来,中国当代学者已出版了若干种四方史学史,对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作过一些介绍与评述。但对现代西方史学及其流派     

中西比较视域中的宋代史学近世化:基于历史观与史学方法的考察

对比西方来看中国历史与史学问题,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接受西方学术框架所带来的一种学术视域。如果将西方区域化,那么,可以看到,宋代和作为西方史学近代化起源的文艺复兴一样出现了历史观与史学方法的革新,是中国史学“近世化”的开端,也是接触西方之前原生性的带有近代化特征的史学前近代阶段。由此可见中西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一致性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     

政治、政治学与历史研究

一 根据最初的“血缘”关系来说,历史与政治是近亲。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官修正史的传统,这种史学的主要功能就在于“资治”,也就是通过研究历史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统治的经验。西方国家虽没有官修正史的传统,但是,历史学家的视野也主要局限在政治领域中。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以马基雅弗利为首的“政治学派”人文主义史学,     

史学比较研究如何可能？——刘家和先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初读记

如何进行中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以及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认识中国史学传统,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海内外学人倍加关注。刘家和先生长期从事希腊、印度与中国的古史研究,近些年来开始从思想的层面检视中西方史学,因为有着深厚的古史研究基础与通贯中西的理论修为,刘先生总能见人所不能见,于中西史学颇多新识,尤其是在方法上多能予人以启导。当然,由于中西方语文背景与思想进路的迥然不同,双方史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西方的逻辑理性与中国的历史思维如何对接与融通,仍然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展示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读吴怀祺先生著《中国史学思想史》

展示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读吴怀祺先生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林华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曾对中国史学大加称赞，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但西方人在称赞中国历史典籍丰富的...     

挑战与新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致力于去教条化,逐步告别经学模式和经学思维,走上科学求真之路,着手建构本土化的历史体系。面对实证史学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包容态度认可其合理性与有效性。对于西方史学的冲击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借鉴与批判并重,但历史观的冲突仍难以调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与“告别革命论”和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在新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得到突出和强化。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命运取决于其自我变革、自我突破的勇气和能力以及角色和定位的转换。     

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的过程。它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一是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并综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二是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以科学化作为史学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努力建构实证主义的科学化史学。科学化的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考证和史实求真，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这种“方法热”趋向，既体现为自觉借鉴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更体现为集中探究狭义的史料学方法，即研究实用性的史料考证方法。因此，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构成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20世纪西方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

兰克史学是19世纪西方史学的代表,被长期尊奉为西方史学的“样板”。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经历重大变迁,兰克史学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在西方史学转型过程中,兰克史学既是当代西方史学学术批判的对象,也是学术继承的对象。文章系统考察了当代西方史学与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关系,认为兰克史学的一些合理思想和方法已融入当代西方史学,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变迁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而是在突破传统中继承传统。     

东西方“史学之父”之比较研究

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是世界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两位史学家。希罗多德(前484—前425年)是古希腊的第一位历史学家,西方史学的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其《历史》是西方史学界公认的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司马迁(前135—前93年)是我国西汉时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是中国的“史学之父”,他穷毕生精力完成的《史记》奠定了我国纪传体史学的独立地位,是我国第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巨著。他们都是“创立历史研究的模范”犤1犦,无论就他们对东西方史学的贡献,或者就他们各自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两者都是完全可以相互媲美的。生平比较…     

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对海登·怀特历史编纂方法的反思

一我出于实际需要,对海登.怀特《元历史》一书及此后发表的文章一直十分关注。几年来,我的工作一直是尝试综合十八世纪以来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编纂。怀特在《元历史》一书中力图在十九世纪欧洲史学著作中寻找一种“深层的结构内容”(页4),这对以更具批判性和分析性的方法撰写史学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1978～1998)

本文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１９７８—１９９８）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总结,文章从重评、译介、开拓与深化等几个方面揭示了这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并进而指出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最为令人注目的历史时期。其间在西方史学的引进中,虽然也有失误,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史学的输入对促进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事实还表明,为了发展我国的史学,我们必须继续引进西方史学,对此,也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务实的历史写作”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史学理论——以伽特勒、施洛策尔的理论论述为中心

近代西方史学诞生以前，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分立，历史被视作神学和法学的预备知识。18世纪下半叶，在以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推动下，“务实的历史写作”成为德国启蒙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联被要求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与“系统”和“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史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并将普遍史—世界史的编纂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实践形式。史学家被要求在经验性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头脑，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期和对象，呈现其中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性质。伽特勒在历史表现层面仍然保留了传统修辞史学的痕迹，施洛策尔则强调史学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启蒙史学及其理论受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务实”一词逐渐成为前现代史学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