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北朝史家的历史撰述

佛教对北朝史家历史撰述有很大影响。首先,佛教兴盛促使北朝一些史家意识到官修史书记载佛教的必要性。其次,佛教兴盛促使北朝一些史家撰述了一些专门的佛教史籍。最后,佛教影响了北朝一些史家历史撰述的体例和体裁。     

晚清士人世界弱国历史撰述的学术价值与特点

晚清士人对世界弱国的历史撰述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在国别方面,他们开创了中国人对埃及史、波兰史等国别史的历史记载;在时段方面,他们的视域扩大到古罗马、奥斯曼帝国早期史;在问题方面,晚清士人解决了许多困惑国人几百年的问题,比如佛教在印度的衰亡问题就是其一。晚清士人摒弃了以自我为核心的天下朝贡体系观,逐渐向民族国家过渡。在撰述列强侵略殖民地历史时,他们能识破列强的话语陷阱,从正反两方面分析,有较强的整体感和格局感。无论写强国还是弱国,他们的根本目的还是政治诉求,一些弱国史撰述并非实事求是,而是为了政治诉求的重构。纵有重构,弱国史撰述还是为了中国走向复兴服务,结合本国国情,探索出一条在本国各阶层、各族群拥有最大公约数的改革路径。     

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

"革命史叙事"的本质特征是以"革命"为"最高价值"研究和撰述历史。革命史叙事的体制化和体系化是时代的产物,是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共同塑造的结果。刘大年在史学理论及具体历史编撰等方面代表着从多领域丰富和完善革命史叙事体系的努力方向,对革命史叙事最后形成完整体系做出了独特贡献,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塔西佗史学叙事结构刍议——兼论其史学视野

塔西佗史学大致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叙事层次.塔西佗主要通过将国内国外、前代后代史事并置载录以及其他相关叙事技巧,构创了相对宏阔的叙事视野.有基于是,诸如比较等叙事方法很大程度上强化并彰显了塔西佗史学视野的道德旨趣.就学术特征、渊源而言,塔西佗编撰思想亦与古代史学观念及其原初发展情态等息息相关.考察塔西佗的相关撰述实践,有助于理会其作为一种编撰体例与叙事结构的史学意义和深刻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早期探索北大核心CSSCI

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经历了早期探索阶段。五四前后,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通史撰述的设想被提出,社会史论战前后部分学者对此作了撰著尝试,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走向成熟。其间,中国通史撰述对进化史观多有扬弃,并逐渐探索出一套符合唯物史观基本要义的中国通史解释体系,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贯彻成为时人评判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早期探索

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经历了早期探索阶段。五四前后,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通史撰述的设想被提出,社会史论战前后部分学者对此作了撰著尝试,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走向成熟。其间,中国通史撰述对进化史观多有扬弃,并逐渐探索出一套符合唯物史观基本要义的中国通史解释体系,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贯彻成为时人评判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显著标志。     

会通思想与历史编纂——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会通"思想作为一种古老的宏观考察社会历史变化的历史观念,经司马迁的深刻理解和《史记》的运用与彰显,在中国史学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从中唐至元初五百年间几部不同撰述宗旨、不同体裁、不同内容的通史著作的面世,把会通思想发展到新的境界,使中国古代史学在通史撰述方面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而马端临是评论这一宏大史学现象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批评方法论,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北朝民族史撰述的发展

在中国史学史上,北朝的民族史撰述有了进一步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以邓渊、崔浩史学活动为代表的民族史撰述奠基阶段;第二,以李彪、崔鸿、郦道元为代表的民族史撰述走向繁荣阶段;第三,以魏收为代表的民族史撰述趋于成熟阶段。它们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而且自觉、有力地推动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认同的进程。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叙事诗学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叙事,但是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作为非事件史学的代表对此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本文在梳理不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试图证明《地中海》亦属于叙事的范畴。首先,《地中海》在采用多种辞格的情况下呈现出一种圆形叙事结构,但是由于这种叙事风格的解读未能与内容分析相结合,所以挑战仍然存在;其次,《地中海》凭借新式历史话语大体上实现了总体史学、结构史学和问题史学的主张;最后,利科的历史叙事理论可以将以上两种分析结合起来,并且在该书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情节线索。它有助于打破将叙事等同于讲故事或事件史学的成见,颠覆以往对历史叙事的理解,拓展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解释空间。     

纪念馆的记忆叙事对历史认同的建构与形塑——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为例

纪念馆是积淀器物、场景、形象的“记忆之场”,它以特定空间组织的叙事框架勾连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互动,在建构和形塑历史认同中具有独特作用。纪念馆作为主体间开放的、不间断的叙事文本,通过文物象征叙事、媒介技术叙事、参观能动叙事塑造社会成员关乎历史性、根基性、源起性的认知及情感,帮助明晰认同定位、增加认同势能、升华认同自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通过合理挖掘历史资源、创设展陈空间,巧用善用媒介技术、扩展文物效能,导引观者能动叙事、强化情感共鸣,实现对中国共产党伟大奋斗历程意义再生产,增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伟大奋斗历史认同的情感能量,升华对中国共产党伟大奋斗历史认同的价值自觉。     

邓小平"南方谈话"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从1992年至今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并呈现出逐步深化的态势.研究之初的侧重点主要在于对其内容的梳理和分析,并联系现实问题与历史经验,着力澄清某些不清楚或不正确的观点,以推动思想解放之潮;研究中期的特点是联系实际来考察"南方谈话"的真理性,并上升到哲学高度阐释其内涵,进一步认识其在指导意义上的普遍性;2002年以来,研究的角度更加多样,研究的问题更加深入,既增加了"南方谈话"与"七一"讲话的比较研究,又对"南方谈话"历史地位及其重大意义的探讨有了理论上的新突破.今后的研究,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研究发展的基本动因,采取多种方法拓宽研究视角,并强化比较研究.     

Memory,histor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Memory’ is often confused and mistaken for myth; this is in turn connected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mistaking collective mythology and common myth for the idea of a ‘collective memory’. This essay discusses memory and history terminology in the context of the generic concept ‘classical tradition’. The case study explored here – the nineteenth-century Walhalla ‘temple’ near Regensburg in Southern Germany – is an attempt to discuss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focusing on archaeology and architecture rather than philology), within the parameters of the memory and history debat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The essay aims to develop the position of the iconic and symbolic importance of antiquit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the memory and history debate as well as in historical writing. The concluding remarks emphasise the necessity of historicising tradition and its genealogies, conceptualised here as a tradition of legacies.     

张荫麟的史料观今析

20世纪20年代由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以及随后由顾颉刚领头的古史辨运动等,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学科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初步建立了对史料的选择、分析和运用的基本准则,并以此来促进历史叙述和书写的进步。身处这股浪潮当中的张荫麟,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史料观念。这一过程由对疑古风气所带来的"求新好疑"的反思开始,进而发展到理想史料的择取和运用标准。而几十年前他对史料的深入分析,对于我们今日的史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论《史记》释《尚书·西伯戡黎》

司马迁引《尚书·西伯戡黎》 ,兼采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他解释经文 ,引用了今文家说 ,亦据自己对史料的判断和推论对今文说作了改动。司马迁提出“考信于六艺”说 ,表明对儒家经典的尊重 ,但并非唯经典所从。他对经文作了选择、建构和批评 ,把经过历史批判的经文作为撰写历史的基点 ,表现出鲜明的史学思想的自主性。     

《碛砂藏》宋人题记的史料价值初探

《碛砂藏》的题记是宋人捐款雕刻经版流传下来的,虽然雕刻佛经的时间不一,但这些题记所涉及的主题有很多却是相通的,都是宋人为求得佛教神灵的庇佑而撰写的文字。这些题记无疑是捐款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尤其表现了他们生存的精神状态。这些题记表现的内涵大概不止为平江府一地所独有,对东南地区来说,恐怕均具有典型的意义。分析这些题记所留下的个案,有助于解读南宋时期以平江府为代表的东南地区的历史。《碛砂藏》题记是宋代民间流传下来的重要文献,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社会政治变动与西周晚期的历史表述

西周晚期至东周之初是早期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受西周晚期社会政治变动的影响,该时期的历史表述产生了诸多重要变化。其一为表述主题发生转变,由原来侧重表述天命、族群及周王朝的发展,转而侧重贵族家族或诸侯功业等主题,开东周诸侯国史述作之风。其二为历史表述的内容与主旨渐趋丰富多元。西周衰亡刺激时人反思历史,审视时政,开始就历史动因提出不同的解释模式,实即私人述史的一个开端。其三为述作群体扩大,人数较多的中下级贵族及普通士阶层开始成为历史表述的主体。部分贵族士大夫摆脱旧观念的约束,就历史与政治发表看法或讴歌主君,"君子作歌"之风由此而起,实为春秋家史兴盛局面的滥觞。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开展国史研究

国史研究是党领导的社会科学事业 ,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 ,就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结合党的历史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而提出的 ,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解决好国史研究的重点问题 ,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国史、撰写国史 ,真实地反映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解决好国史研究中是非判断的标准问题 ,国史的主流是成就是经验 ,国史研究的重点也只能是建国以后的成就和经验。国史研究要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 ,这是国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也是国史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     

研究性论文之学术史的撰写与学术规范--以史学类论文为中心

广泛获取相关研究信息,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学术规范的本质要求。诚实撰写研究性论文之学术史,是实现学术规范的一项实质性措施。在撰写学术史时,应以全面性、客观性为原则。对研究信息的获取,力求广泛;对前贤成果的评析,务求客观;对学术研究中的创新,也须指明。     

POSTPOSITIVISM AND THE LOGIC OF THE AVANT‐GARD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postpositivist interest in rewriting or reinterpreting history could operate legitimately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outlines and explains some of the key thematic elements of historical postpositivism. The second proceeds to investigate how these elements can be configured and related to each other within Arthur Danto's influential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especially the avant‐garde. The intention is to acquire a sense of the working dynamics of postpositivist thought,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its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the concluding section an argument is proposed to the effect that, although the postpositivist interest in the rewriting of history can in principle be admitted as entirely legitimate, its legitimacy depends on introducing some substantive constraints on content, in addition to the formal considerations that postpositivist discourse generally tends to favor. It is further suggested that this constraint should take the form of a requirement on historical literacy whose meaning is, finally, elucidated by drawing a contrast with historical common sense.     

柳诒徵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与方法

柳诒徵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大师结合西方新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大量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尤为丰富和精深,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原则;二、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三、史识与史德、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四、注重史事普遍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五、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史学思想体现了柳诒徵史学通贯古今和兼融中西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