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洛阳出土西周青铜大口尊

洛阳作为西周王朝的东都,出土大量西周青铜器,大口尊数量虽不足20件,但颇具成周特色。本文就洛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大口尊作较系统的梳理,认为该地区青铜大口尊是以商式无肩、无扉棱觚形大口尊为主体的。不仅如此,该地发现多件铅制仿商铜觚形大口尊及仿商青瓷大口尊,反映的是洛阳作为关中地区和中原郑州、安阳地区的连接区域,虽为西周王朝的东都,但文化面貌明显更接近商文化。尤其是武王灭商后迁殷遗民于成周,更进一步形成在周人统治下的殷周文化特色,这是该地区西周时期文化面貌区别于其他地区所独有的文化特质。这些大口尊一些是殷遗民铸造的青铜器,一些可能来自其他方国,一些则是典型的周人青铜器,面貌异常复杂多变。     

从出土实物和模拟实验看商周青铜器纹饰技术的发展脉络

通过对出土实物的观察和做模拟实验的发现,笔者认为,商周青铜器的纹饰技术伴随其范铸分型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同时它也引起铭文技术随之变化。商周青铜器纹饰技术具体的发展脉络为:夏代青铜器制模、制范技术不规范,纹饰技术处于摸索阶段。商早期青铜器范铸分型技术已具成熟的工艺设计思想,在素范面压塑纹饰的"纹饰压塑技术"出现;商中期青铜器纹饰技术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出现了"纹饰堆塑技术",且与"纹饰压塑技术"兼容并用;商晚期青铜器纹饰技术达到顶峰。西周青铜器范铸分型技术无明显进步,纹饰制作技术显示退化趋势;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范铸工艺分型增多,纹饰技术发生改革,发明了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     

谈新见义尊、义方彝的年代及装饰风格

义尊和义方彝是继利簋之后又一组记载周武王事迹的青铜器。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记载当朝周王的活动时,都是用泛称的"王"特指当朝周王,因此义尊这两件青铜器铭文中"武王赐义贝"的武王,应当是以谥号追称先王,作器年代在成王时期。通过梳理兽面纹的源流,可以看出义尊和义方彝上的主体纹饰较为特殊,属于早商以来兽面纹传统的终结,同时尊与方彝组合又开启了西周中期列器制度的先河。     

淳化黑豆嘴出土的青铜壶研究

本文是陕西淳化黑豆嘴墓所出土的一件青铜壶的技术和风格研究。这件壶的风格和铸造工艺,与传出湖南石门的一件青铜卣极其相似。石门卣腹部高浮雕纹饰,铸造时泥芯和泥范的制作是采用同一母模同步翻制的;首端为鸟形的透空勾牙形的扉棱,以及这种扉棱要在铸器前先行铸成。这些都是典型的商代南方铸铜作坊的风格和工艺特点。二者的对比分析,表明黑豆嘴壶是晚于石门卣的另一件南方铸铜作坊产品,且二者的铸工应为一系。黑豆嘴壶和岐山贺家村凤柱斝一样,是南方输入关中的产品,其铸造年代当在中商与殷墟过渡时期或殷墟早期。梳理相类的另六件青铜壶,并爬梳扉棱分铸诸器的源流,指出武丁时期将南方铸工迁至殷墟铸器,六件壶是南方工匠及其徒子在安阳所铸。南方工匠的风格和工艺未能在殷墟得到发展,南方风格在殷墟不断被"安阳化",扉棱分铸工艺亦渐归失传。通过这样的梳理,也揭示了商代青铜器和铸工的流动。     

商周铜器纹饰技术的三个发展历程

商周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发展脉络,主要体现在铸造工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纹饰技术上。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和纹饰枝术的研究表明,其纹饰有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简单的发展过程。具体说来,自商早期至中期,大多采用范面上压塑纹饰的技术;商中期至西周,出现了在范面上堆塑纹饰以及纹饰的压塑、堆塑相组合的工艺:而春秋以后,则普遍采用单元纹饰范的拚兑技术。这三种明显不同的操作工艺,致使铜器表面留下了截然不同的纹饰特征。     

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青铜器鉴赏

河南博物院收藏一批精美的西周青铜器,它们是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平顶山应国墓地发掘出土的。现选其中的几件介绍如下。 ■鼎（图一）,口径、通高均为２６厘米。立耳,平折沿,腹部下垂且较浅,圜底,三蹄足不甚明显且内侧各有一个平面。口沿下饰三组中点作扉棱突起的饕餮纹,并被另外三个扉棱等距离隔开,腹部饰一周凸弦纹,三足上部各饰一兽面纹,兽面中部突起一个竖向扉棱。鼎内壁一侧有坚款四行铭文,共２７字,自右至左为： 唯八月初吉丁丑 公乍（作）■■鼎■ 用易（赐）眉寿永命 于子孙孙永宝用　（享）散鼎的底部及纹饰间积有很厚…     

西周青铜器纹饰的抽象化和序列化

<正>西周时期青铜器纹饰涌现出多种类型,早期流行的各种凤鸟纹,特别是昭穆时期流行的垂冠大鸟纹,成为此时极具标识性的纹样。但极具特色的凤鸟纹主要集中于昭穆时期,且未能在同时期纹饰中占据主导地位,反倒是此后流行的波带纹、重环纹、窃曲纹（常与瓦纹搭配）成为西周中后期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并使西周青铜器纹饰形成一种迥异于商代的自身风格。正是因为这几类典型纹饰的出现,学界一般认为西周青铜器纹饰一改商代庄严肃穆、静谧神秘的风格,     

论早期镈扉棱的演变

镈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铜制钟类乐器,盛行于商周时期。经考古发现的早期青铜镈,大多见于湘赣流域及其周边地区。这些铜镈的腔体两侧以及腔体兽面正中,大多设有扉棱。这些扉棱虽形态各异,但基本上都以虎纹或鸟纹为饰。根据作者的初步统计,设有扉棱或中脊的镈总计23套、33件,其中20件镈处于商末至西周中期,其余13件为编镈,那是西周以后的。本文讨论的所谓早期镈是指西周中期以前的20件镈。作者首先对早期镈即最早的商末江西新干镈到西周早、中期及至东周以后的鸟饰扉棱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揭示,次而对早期流行于湘江流域的四虎镈扉棱的虎饰与商晚四虎大铙和虎纹饶进行比较,指出这是同一类型在青铜器上的运用,并就铜器上的虎纹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阐述,指出它并非如王黼《宣和博古图》中所宣传的是为了节乐而防忧生,而应是与原始信仰和崇拜有关,将这些或写实、或神化的动物形象铸于器表,是人类内心的恐惧敬畏在现实世界的物化形式与精神寄托。在对四虎镈的比较和阐述基础上,作者更对四虎镈的形制演变规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揭示。粗观四虎镈,大小相近,甚至经过测音的三件形体相近的四虎镈的音高也相近,然而细而观之,细微差别众多,如兽面形象不一,枚数与枚形各异,甚至扁身虎纹和虎尾样式也差别明显。在大约相同的区域内,这种细微差异,过去的研究者也曾注意到,但一般都作为非主流现象而忽略不计,仍都看成是同一时代的铸品,但本文作者却认为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极有可能是历史演变造成的,是设计制造与享用者自身的审美观念发生转变的结果。为了更证实这一观点,作者还特别通过对六件四虎镈腔体的分析,揭示出镈腔体的演变是经历了从椭圆形腔与圆角方形腔向合瓦形腔的转变,并最终定型于更加符合声学需要的合瓦形的腔体。并指出这一转变,绝非成于一朝一夕之间,是伴随着古人对镈音乐表现能力逐渐增强的一个长期的过程,故这六件四虎镈应同属湘水地区不同时代的产物。商周青铜礼乐器种类甚多,对某一类礼乐器进行宏观研究,还时有所见,而对某一类礼乐器的局部特征如此文对"镈"这种乐器的扉棱特征进行微观研究,至今似甚少见,这是当今我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表征,尽管有的问题尚可进一步讨论,但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认识,不仅对"镈"这种礼乐器,就是对中国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无疑是有裨益的。     

记新发现的几件西周铜器

2008年西安发现一些青铜器,有的造型优美,纹饰精致,有的铭文重要,对于研究上古史有一定参考价值.现就其中重要者介绍如下. 1.长子方鼎:西周早期之物,通高23、口横18.2、口纵14.4、腹深9.8厘米.长方体,直口深腹,窄沿方唇,四壁向下渐有收分,口沿上有一对立耳,底部近平,四条柱足.四角及四壁中部各有一道扉棱.四壁上部饰夔龙纹,下部饰兽面纹,均以云雷纹填地.     

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渊源试探

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往昔的研究,多偏重于青铜器形制与文字的探讨,对于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则甚为薄弱,尤其是青铜器纹饰渊源的问题,至今寥有文章论及。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田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材料,丰富了我们对青铜器纹饰渊源问题的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一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即以殷墟出土铜器为代表的晚商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成熟的标志。无论是器类的齐全,还是纹饰的富丽多彩,都显示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已步入鼎盛阶段。古代青铜器高超的工艺水平,在殷     

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年代的再认识及相关问题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是近年殷墟发掘工作的一项重要收获,对研究殷墟铜器铸造工艺和殷墟布局具有重要意义[1]。伴随殷墟晚期陶器出土的大量陶范为殷墟铜器分期和商末周初铜器断代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作册般铜鼋所记史事的性质

作册般铜鼋是一件珍贵的商代末期青铜器。其铭文所记史事和器物造型所展现的史实是射礼,如果把它与田猎挂钩,则有许多疑窦;如果把它与射礼相联系,则颇能印证文献和西周金文的有关记载。可以说西周辟雍大池的水上射礼很有可能渊源于商代晚期的洹水水上射礼。周礼“三番射”中的某些仪节和必射四矢之寓意,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存在。射鱼也是当时常见的一种射礼,射鼋则是射鱼的一项重要射礼内容。本文还对鼋铭作了考释,并认定该器是铭功的庸器、再现商王射艺的实物模型。铜鼋的铭文与造型构思所反映的史事是商代末期王在洹水进行的一次水上射礼活动。     

中国青铜时代不存在失蜡法铸造工艺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曾侯乙尊盘和淅川下寺铜禁是采用失蜡法工艺铸造。近年来,我们对相关实物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发现在被认为是失蜡法工艺铸造的部件上都有明确的范缝和其它范铸工艺的特征。因此,无论是曾侯乙尊盘还是淅川下寺铜禁都不可能是用失蜡法工艺铸造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青铜时代,我国广大地区普遍采用范铸工艺,商代中期之前,主要是整体铸造,商代中期至西周,主要还是整体铸造,但开始了分铸插接工艺;春秋以后则主要采用分铸和焊接工艺;既没有失蜡法铸造的器例,也没有失蜡法工艺产生的必要的技术基础和社会需求。     

商周象纹青铜器初探

象纹青铜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装饰风格别致,主要在簋、鬲、壶等几类固定的器形上出现,且出土地域较为集中。本文在象纹青铜器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试对其进行分期、分区研究,并探讨象纹装饰铜器的起源、发展及其衰落的原因,同时对青铜器装饰象纹的思想内涵作以探讨。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制作工艺和西周颂鼎复制

考古出土实物研究表明,商周青铜器铭文制作,通常是先雕刻正阴字铭文模,然后翻制反阳字铭文活块泥芯,镶嵌于主体泥芯合适位置组成复合泥芯,最后在浇铸青铜器时一并铸成于器物内壁上。复制具有151字铭文的西周晚期青铜颂鼎,整体采用失蜡铸造工艺,铭文制作借鉴商周青铜器陶范铸造的相关工艺,多次翻制制作一块铭文蜡片,嵌入模具型腔后翻制整体硅橡胶泥芯,获得了理想的效果。     

殷墟四期晚段遗存年代窥观

史称武王克殷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其后武庚叛乱,周公再度东征,迁顽民。据此可知,自牧野之战至于成王时期,小屯一带仍有殷遗民居住。既然如此,在殷墟显然应该有西周初期文化遗存。50年前笔者即撰文提出,后冈圆葬坑     

对安徽六安市出土商代青铜尊的认识

本文以安徽六安出土的商代大口尊为线索,与国内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作比较,分析商代大口尊的发展规律,并根据这类大口尊的出土分布状况,探讨商文化入川的路经。     

甘肃崇信于家湾西周墓出土青铜器的金相与成分分析

为探索先周时代以至西周初年周人的活动地域和陇东地区先周文化的发展历史,运用光学金相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和能谱仪,对甘肃崇信于家湾出土的先周至西周早中期16件青铜器的金相组织、合金成分和制作工艺进行研究。发现有13件为低锡青铜,3件为高锡青铜;就制作材质而言,共有锡青铜5件,铅锡青铜8件,铅青铜、CuS- nPbAs四元合金和CuSnPbFe四元合金各1件;其中4件经热锻加工制成,12件为铸造加工制成。5件铜盆中的4件是目前经金相分析确认的最早的锻打成形青铜容器。本工作为甘肃地区先周至西周时期青铜器和青铜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信息。     

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

本文介绍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3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并与其他铜牌饰进行简单比较,认为其兽面纹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先河.     

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

本对盘龙城青铜容器提出了一些看法。章对青铜器的一些特征进行了分析,对兽面纹的演变作出了轮廓形描述,并强调了铸造工艺对于器形特征的影响,如加厚容器唇部、鼎鬲的一足对一耳的特征皆出于工艺的需要。认为盘龙城铜器已经在器形、纹饰及铸造方面存在一些与郑州青铜器不同的因素,它们为殷墟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青铜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