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对西欧文明的影响——城市与近代早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以法国为例)

文章主要通过城市与法国王权关系的变化来探讨城市与近代早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在法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这种博弈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12-14世纪中叶,城市与王权联盟,王权加强,开始进行政治整合;15-18世纪,王权无法容忍城市的离心倾向,城市被迫渐渐融入王权,逐步形成一套严密的中央控制地方的体制,即中央集权体制。此时,王权的政治整合功能达到最大化。     

16-17世纪法国王权在中央高原地区的确立——以司法权为中心的考察

16-17世纪是法国王权逐步确立并强化的时期,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王室司法机构的迅速扩张。在以奥弗涅为首的中央高原地区,王室司法机构不断深入,审判范围逐渐从城市转向广大农村,对当地领主法庭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起初,为了得到地方贵族的支持,王室司法机构常在审判中偏向他们,使贵族获得了较多经济利益,由此则更加依赖王室司法机构,从而拱手让出了领地的司法裁判权。大审判是王权强化的集中表现,通过司法手段王权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央高原地区贵族的有生力量,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势力,最终实现了对该地区的掌控。王权对如此偏远、封闭的中央高原地区的成功渗透,也预示着王权在全法境内的最终确立。     

论10～11世纪德意志的帝国教会体制

10~11世纪,德意志存在一种帝国教会体制,其实质是王权主导下的王权与教会间的共生共存关系。在这一体制下,教会机构成为国王的政治机器,教会首脑成为国王官吏,同时国王则全力维护教会的特权和利益。在萨克森王朝统治时期,帝国教会体制成为德意志强大王权的一根重要支柱。但从长远来看,这一体制也存在严重隐忧。“主教授职权之争”以后,帝国教会体制瓦解,王权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     

交换、正义与高利贷:托马斯·阿奎那的经济伦理观

中世纪经济伦理问题由来已久,在12—13世纪尤为突出。13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的高利贷论,深度回应了教会对此问题的关切。他认为高利贷合乎人法且具有现实性,但违背自然法和神法而不具有德性;物的用途影响物的属性,以此可解释其为何反对借贷取息而支持租赁获利;其"货币不具增殖性"观点与其不支持"可能利息补偿"的态度贯穿始终;其所指货币购买力对应货币交换价值,而取息问题则对应货币自身价值;其公平价格理论与高利贷学说在赊买赊卖上围绕公平价格标准发生实质性联系;其所指公平正义不惟严格公正,还有大致公正,二者并存。阿奎那的高利贷论虽以基督教伦理为先,但也不乏某种"经济学"因子,因此成为整个经济学说史的组成部分。     

犹太人移居哈尔滨的历史及其作用

犹太人原居住在中东地区,公元前63年被罗马人征服,遭到残酷杀戮,公元1～2世纪,幸存的犹太人开始流徙异域,散居于世界各地。约在12世纪,移居印度的一部分犹太人来到中图开封定居。19世纪末,犹太人开始进入哈尔滨。犹太人进入哈尔滨是与中东铁路的建设密不可分的。自沙皇俄国政府决定建设中东铁路起,就有许多居住在俄国南部的犹太人,随着铁路的建设来到了哈尔滨。这也是沙俄政府利用犹太人开发满洲政策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1881年俄国沙皇被暗杀,犹太人被怀疑为凶手而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幸存者约有200万人逃往美国和其它国家,留下的犹太人惶惶不安,对前途感到绝望。因此,当他们发现这里没有歧视他们的法律,也不限制他们的权     

试析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影响力提升的策略

20世纪中期以来,犹太人在美国政坛强势崛起,对美国公共事务产生强大影响。以"罗斯福新政"和"六日战争"为转折点,他们从边缘地位顺利进入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在影响高层决策者、组织游说、政策制定等方面的能力全面提升,并使美国社会更愿意在支持以色列、推广大屠杀教育、救助苏联犹太人等体现犹太民族特殊利益的议程上满足其诉求。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犹太组织善于利用美国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赋予的政治机遇和空间,积极探索并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提升犹太社团政治影响力的组织和行为策略。     

论英国犹太人的解放

在英国,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是从19世纪20年代起被逐渐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的。这一问题的提出,主要是时势使然。解放固然以政治解放为突出标志,但并非政治解放的同义语,其过程是漫长的,其内容是多元的,甚至是零碎的。据此而言,英国犹太人的解放进程,可以说从1830年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英国犹太人的解放不仅解决了英国犹太人的权利平等问题,而且在英国史和犹太民族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它使英国完成了公民权从国教徒向非国教徒扩散的历史进程,从而也使国家最终从国教乃至基督教中得到解放。与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犹太人的解放具有无条件性和渐进性,因而,在近代欧洲,犹太人的解放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种模式,即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相对而言,英国模式显得比较稳健,而法国模式则存在较大的起伏和较多的不确定性。     

维希政府迫害犹太人问题研究

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维希政府成为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的帮凶之一。首先,维希政府诬蔑犹太人,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犹太人的法令;其次,建立了完整的集中营体系以控制犹太人;第三,帮助纳粹围捕了7万多法国犹太人,其中只有2000人幸存。法国普通民众才是犹太人的保护伞。     

法国小农政治心理生成的政治生态分析—基于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的反思

法国19世纪中期小农政治心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其对政治的冷漠、对政治原则与其切身利益之间的相关性的无意识、对自身阶级地位的非自觉性等三个方面,它的生成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政治生态：其一是19世纪中期法国小农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事实,其二是波拿巴的政策措施与小农利益诉求的契合性。与法国社会当时面临的政治生态类似的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一种以小块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但我国当前在政治制度、技术环境、市场结构等方面与法国19世纪中期的政治生态存在差异,避免小农政治心理的负面效应、推进我国小农政治心理的现代化,有其可行性。     

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

作为一个自治性质的政治单位,乡村共同体以习惯法为基础,通过村民会议及其代表自主地管理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受近代早期法国社会经济形势和王权扩张的影响,这一自治组织发生了变化。村民"委员会"取代中世纪带有"直接民主"性质的村民会议,成为共同体的主要决议机构。代表共同体居民利益,管理乡村事务的村官则日益成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乡村共同体最终被转化为正式的基层行政单位。     

中世纪法兰西王室徽章研究——百合花象征主义的神学渊源及内涵

在中世纪法国 ,滋养象征主义的土壤极为丰厚。法国王室百合徽章作为象征符号 ,发轫历程较为明晰 ;但在论及其渊源和象征内涵时 ,学术界则存在较大分歧。王室百合与基督教神学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但是 ,随着王权的逐步强化 ,王室百合的神学色彩渐趋弱化 ,而其政治色彩则趋于浓重。法兰西王室百合的发展史曲折地反映了王权和神权之间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同时也反映了法兰西王权由弱到强的历史行程。     

“国王们都有长长的手臂”——法国路易六世时期的王权

路易六世在其统治期间积极伸张王权,不仅改变了此前法国王权孱弱的境况,而且使王权的内容得到充实并使王权的外延扩展。路易六世在封建制下平定了王室领地内及周边堡主的离乱势力,统一的法兰西意识开始显现;他还在王室内部事务的管理上进行改革,加强了卡佩王朝的中央权威。路易六世扩张王权的努力同经济、社会和宗教领域的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法国王权向社会、经济和宗教领域的渗透改变了王权系于某个具体国王权力的单一维度并同封建制度发生关联。在封建、王权与国家的三度空间里,路易六世时期的王权可以得到更全面的检视。     

从洛迦诺公约看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欧洲安全政策

一战后的欧洲安全问题是影响两战之间欧洲政治、经济稳定的重大问题之一。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实行不介入、不承担政治责任的孤立主义政策。美国的这一政策成为促使欧洲安全问题复杂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而引起的欧洲动荡局势危及美国的经济利益。因此,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在坚持原有政策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以维护其在欧洲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为：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实行官方不参与,不承担政治责任,但以经济的、非官方的形式参与。1925年美国在洛迦诺公约形成过程中的行为充分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欧洲安全政策。     

中世纪英国基督徒的借贷活动

在中世纪英国,犹太人不是唯一的借贷者。外国商人和英国本土基督徒从12世纪起就已参与借贷活动,到13世纪中期,意大利商人和银行、英国本土商人与英国王室官员成为主要借贷力量。这些基督徒借贷者的人数及其借贷规模均超过了同时期的犹太借贷者,他们的借贷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满足了英国国内对资金的需求,而且推动了英国货币经济的发展,繁荣了英国国内贸易,进而促进了英国社会阶层的演变与分化。     

三级会议与法国封建制度的变迁

法国三级会议作为法国等级代表权力机关,和法国封建制度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封建制度进入到等级君主制阶段,而三级会议也促进了法国封建制度发展;后来王权强大,国王征税并不召开三级会议,这标志着法国逐渐进入绝对君主制时期,再后来三级会议又成为法国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1881至1914年的东欧犹太移民潮与英国社会

东欧犹太人大规模移居英国的行动,是在19世纪欧洲人口大流动和东欧犹太人大规模外移的背号下,随着俄国大俄罗斯政策的推行而发生的。东欧犹太人的大规模涌入,在英国引起了一场相当罕见、自下而上的反移民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本土犹太人不仅在总体上反对东欧犹太人大规模移居英国,而且从一开始就采取切实行动,在反移民运动方面做出了比非犹太人乃至英国官方更大的努力和实绩。     

从“光辉孤立”到英日同盟——试析19世纪末英国在远东地区外交政策的变化

19世纪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相对下降,英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光辉孤立"政策也面临着调整,传统的光辉孤立政策已经无法应付群雄角逐、纷争不断的局面,大英帝国的利益到处经受着空前的压力。在远东地区,英国要保全自身利益就要寻求盟友。而日本则成为了英国结束光辉孤立政策的首个结盟的对象。但是这一结盟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其间穿插了众多国家的利益纠纷和政策权衡,英日同盟的建立也在整个国际关系发展史上也具有着重要的地位。     

近代早期法国贵族附庸关系初探

近代早期法国贵族间的附庸关系与中世纪的封臣制不同,它是以血缘和亲族关系构建起来的依附性网络,婚姻联盟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关系。然而,在法国宗教战争和福隆德运动的危机时期,贵族附庸关系受到政治势力、宗教信仰、双方政见、个人利益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挑战,其稳定性不断削弱,王权则在此时乘机渗透到贵族附庸关系中,为后来中央集权、绝对君主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君主制时代法兰西国王及其国家的“宗教身份”问题

从中世纪后期直至法国大革命初期,君主制下的法国国王在宗教身份上一直拥有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其他任何国家的君主均不得“盗用”的称号,即“笃信王”(法文SaMajest啨Tr埁sChr啨tienne,英文HisMostChristianMajesty)。从“笃信王”概念的源流、“笃信王”内涵的演变以及“笃信王”称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可以看出,“笃信王”一词虽然是由罗马教廷于公元8世纪时首创,但到了中世纪后期,它却成为法国国王用以同罗马教廷以及基督教世界其他敌对国家进行斗争的工具。正是借助于“笃信王”这一身份,法国方面在舆论上维护了自身的独立地位。也正是借助于“笃信王”这一头衔,法国王权获得了凌驾于法国教会之上的特殊权力,进而促使法国王权走上政教合一的“绝对主义”道路。     

法日英在南沙群岛的角力与法国南沙政策的两次调整(1933—1938)

1933年7月26日,法国宣称占领南沙“九小岛”,国民政府的抗议被法国忽视,而日本的非法声索却受到法国的重视。出于对远东政策的贯彻以及对日本“恫吓外交”的屈服,法国被迫于1934年对南沙政策作出调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法国派舰前往南沙群岛巡视,试图重新进行“有效占领”,针对日本非法占领经营太平岛,法日在东京和太平岛进行多轮交涉。英国亦几次试图伺机攫取南沙部分岛礁,盘算落空后则竭力怂恿法国登岛以抗衡日本。1938年,法国再次调整其南沙政策,并派兵登上太平岛。法国南沙政策的两次调整主要基于远东局势的变化,亦是对其“印度支那”安全、利益等因素权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