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新中国第一小学”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1948年11月21日在河北省平山县下东峪村成立,由中央办公厅主办。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1949年3月5日～13日）之后的1949年3月25日,跟随党中央一同迁入北京,与中央书记处比邻为居,党的高层领导干部的子女大多在此就读。这是一所极为普通的小学,与全国所有的学校没有什么两样。学生就近入学,缴纳相同的学杂费,使用当地（北京市）的统一教材,参加一年一度统一的毕业和升学考试。     

育英校歌历史寻源

育英校歌《小小叶儿哗啦啦》自中直育英学校1948年在河北省建屏县(平山县)下东峪村建校至今已传唱67年。我(原名陈小娃)曾于1958年至1964年在育英学校学习,是该校第12届毕业生。育英校歌《小小叶儿哗啦啦》朗朗上口,师生在集体活动中经常演唱。我退休后常参加育英校友会的活动,每次活动中校歌是必唱的,这早已成为传统。就像每一位育英校友一样,一唱起校歌就想起一段     

三十年代的回忆

1950年九月,我从美国回国,经顾颉刚师八行书推荐,系主任白寿彝同志的接受,我到师大历史系来教书,一教就是四十年,而且还要教下去。但我和师大同学的友谊,比四十年还要长,要从1930年我来北京算起,是六十年了。 1930年暑假前,我山东六中(在荷泽)毕业,到北京来考学。这年大学取消预科,中学由旧制四年(接大学预科)改为高、初中各三年。我到北京,跳了一年考入辅仁大学附中高二插班,转年寒假后,我又转入文治中学高三。半年后,我文治高中毕业,考入北大。我在六中的好友,有朱启贤、沈秉钺、武鹤飞和王显琳。朱、沈、武中学比我高两年     

太原育英学校的两次迁校行动

正2017年夏季,太原育英学校的各届老校友相聚北京,彼此并不熟悉,育英北京校友会主持人要大家来个自我介绍。其中元老级校友、学校最早入校的学生、年近八旬的范担地在发言中不无感触地说:"我记得在学校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夜间转移,当时老师把熟睡的我们叫起来,匆忙     

马共的革命与终结

我小学六年所在的北京育英学校是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其学生家长不是中央或各部委高官,就是长期出使在外的共产党干部,如新华社的、外交部的、中央调查部的,等等。我们班的慧敏,以及要好的小萍、小玲,都是中联部的。好像隐隐约约知道她们是外国人。中联部这样的孩子前前后后有几十个,都在育英。     

育英学校:从西柏坡到北京城

1948年麦秋之后,我母亲奉命去筹建中直机关的一所小学——育英学校,我便随母亲一道从平山县夹峪村骑马去下东峪。 先期到达的是校长刘建勋,副校长孙统一,教导主任屠忠顺。刘校长多才多艺,育英学校的校歌就是他编写的,他还能弹一手好风琴。     

苏秉琦先生逝世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苏秉琦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97年6月30日1时30分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苏秉琦先生1909年10月4日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1934年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34～1949年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49年后在中国     

我是怎么知道“林彪出事”的

我的原籍是河北饶阳县,1938年生于天津。我于1957年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当时这里只有历史和中文两系,第二年我们这两个系迁入北京,和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合并（现在河北师大的前身）。我1961年在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青县中学担任历史教师。1965年11月的一天,我在《文汇报》上读到后来被称作“吹响了文化大革命号角”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以他特有的“敏锐的无产阶级政治嗅觉”嗅到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进而把历史上所有的清官好官一律打翻在地……     

“民办公助”第一家 首都名校育英才——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

北京二十五中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校．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于1864年,原名育英学校．是北京近代教育史中．引进西方科学．开展现代教育最早的学校,20世纪30至40年代．已驰名全国。1952年由党和政府接管．转为公办。1958年为北京市十所“红旗学校”之一,60年代初．为北京市重点中学。140多年来,培养了大批优秀人     

回忆我的父亲刘双恩

正干部子弟学校里的"资本家子女"我四岁的时候住在厦门;五岁住在香港,在那里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六岁来到北京,进了寄宿制的中直育英小学。"中直"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简称,这所小学当时只接收中央机关干部的子女,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后代,例如刘少奇的女儿、陆定一的女儿、谭震林的儿子就与我同班。     

一篇文章带给我的厄运

我于1961年毕业于河北北京师院(现河北师大前身)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河北青县中学担任历史教师。"文革"前夕,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的大批判文章火药味越来越浓,学术、政治气氛日趋紧张,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1965年11月的一天,我在《文汇报》上读到后来被称作"吹响了文化大革命号角"的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耐着性子读完这篇占     

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一九四九年四月,北京解放后的两个月,侯外庐同志被组织上派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解放后这个系的第一任系主任,直到一九五一年初他调任西北大学校长时才离开师大历史系。外庐同志在师大历史系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个伟大历史转折的难忘岁月。外庐同志在师大历史系的工作是平凡的,但又是不平凡的,它包含着这样的意义:怎样改造一个旧的历史系和怎样创办一个新的历史系。     

采访第一届全国政协讨论国旗、国歌、国号议案的回忆

1949年9月中旬,我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介绍,代表《大刚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的采访,这是我在前半生新闻工作经历中,最难以忘怀、最值得纪念和最令我感奋的一次采访活动．、当时,从武汉去北京参加采访的记只有我一人。因此,我的任务非常艰巨．责任也是非常重大的。     

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一九四九年四月,北京解放后的两个月,侯外庐同志被组织上派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解放后这个系的第一任系主任,直到一九五一年初他调任西北大学校长时才离开师大历史系。外庐同志在师大历史系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个伟大历史转折的难忘岁月。外庐同志在师大历史系的工作是平凡的,但又是不平凡的,它包含着这样的意义:怎样改造一个旧的历史系和怎样创办一个新的历史系。     

60年前采访第一届全国政协讨论国旗、国歌、国名议案的回忆

1949年9月中旬，我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介绍，代表《大刚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的采访。这是我在前半生新闻工作经历中，最难以忘怀、最值得纪念和最令我感奋的一次采访活动。当时，从武汉去北京参加采访的记者只有我一人。因此，我的任务非常艰巨，责任也非常重大。     

我与史学

我与史学结缘已有 40多年的历史了 ,我走进史学的大门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志趣 ,而是由组织决定的。解放初 ,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 ,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先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 ,以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 ,1 954年进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世界史。 1 959年回国后 ,我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 ,曾任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组副组长 ,参与筹建世界历史研究所。 1 964年 ,世界历史所成立 ,我担任学术秘书。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主持筹办《世界历史》杂志。 1 980年至 1 993年…     

给毛主席、周总理等做日语口译

我最早参与对日工作是1951年春,在我的家乡——大连。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大连就成立了人民政府,并创办了人民政府留用日本技术人员子弟学校——大连日侨学校,我被派到这所学校教中文。这便是我从事对日工作的开始。 1952年12月,我被调到北京,参与了面向日本的综合性杂志《人民中国》的创办,从此开始了我长达12年的笔译和编辑工作。     

外交部初建阶段散忆

1949年初,古都北平解放后,到处热气腾腾,万象更新。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涌到新型大学,经过短期培训,参加革命工作。通过组织关系,我从北京大学被介绍到外事学校。是年4月到9月,我先后在该校政治班和业务速成班学习。 外事学校刚从乡下搬到城里,校址在御河桥前日本兵营(后又先后成为团中央、北京卫     

风雨兼程赴北平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直在北平从事地下抗日斗争.1939年我的组织关系从天津转到北平,先后就读于育英中学和燕京大学,在同学中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和"民先"队员.     

扎根西南六十载 史坛耕耘一甲子——王兴运教授访谈录

正2016年7-8月,笔者应《史学史研究》编辑部之邀,两次前往西南大学四新村拜访王兴运教授。王兴运,1930年11月生,祖籍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东王家村。1947年由我党主办的牡丹江联中推荐考入东北大学(在佳木斯),1948年迁校吉林后读预科,1949年升入历史系读本科(1950年学校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1953年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世界古代史专业研究班,师从日知先生。1955年7月毕业,8月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今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