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并非胡适笔名

1923年9月16日,<努力周报>发表署名S.C的文章<"大国民"的外交>.史学界认为该文是胡适所作,S,C是胡适笔名.实际上,从用语、思想观念及1923年9月前后胡适的居行及著述等方面考察,均可断定<"大国民"的外交>非胡适所作,S.C不是他的笔名.     

蒋介石提议胡适参选总统前后——蒋介石日记解读

1946年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采取内阁制,实权在行政院,总统虽位居元首,但只是"虚位".蒋介石追求实际权力,对"虚位"不感兴趣,曾拟退出竞选,推荐胡适参选总统,自己改任参谋总长或行政院长,从而改变政府形象,赢取美国好感,以利于争取美援.蒋的提议受到国民党高层的普遍反对,以增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办法扩大总统权力,蒋介石遂接受提名,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此举与美国政府的期望相反,国民党政权仍然是"独裁的政权",司徒雷登批评蒋介石"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国家".     

思想与角色:胡适在《自由中国》的言论解读

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参与和在<自由中国>的言论,表现出很明显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主要归因于胡适身负自由主义领袖和流亡"政权"同盟者的双重角色,体现出在非常情势下一个老派自由主义者思想意识中"国权"与"人权"的紧张.     

“多党民主”与“国民党自由分化”——胡适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

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形成了"多党政治"的思想.回国后,鉴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事实,胡适分别于1932年、1948年和1950-1952年提出让国民党自由分化的政治主张.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胡适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实行.     

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

蒋介石与胡适的关系为学术界所乐道,甚至被赋予诸多象征意义.1949年国民党政权逃台后的蒋胡关系,既是大陆时代的延续,也有在台湾时空环境下新的特点.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日记的开放,为研究二人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资料.蒋介石与胡适均记载了他们交往的经过与彼此观感,但相异甚大,往往是"一个事件,各自表述".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胡适与在公开场合下对胡的"礼遇"形成鲜明的对比,背后的玄机,令人深思.     

《禹贡》、《左传》地名大别、小别考

我国史籍最早记载"大别"的是<禹贡>和<左传>,记载"小别"的是<左传>.它们的成书年代大约都在战国时期.由于当时没有发明纸张和印刷术,文字记载比较简略,加之著者的地理知识受其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对全中国的地理都弄得很清楚.而以后的学者又认为"经书"为圣人所著,是千真万确的,如其中有某些地方不合乎实际情况,总是想方设法进行解释,各抒己见,因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大别"、"小别"便是一例.     

中国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不同反应——以胡适、罗隆基和胡愈之为例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联即应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开始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的调停中日争端的历程.国联的调停,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应.胡适始终信任国联,坚持国联外交;罗隆基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认识国联的局限性,进而怀疑<报告书>的法律效力,最终发出"信任国联者,醒矣!"的呼声;胡愈之从一开始即对国联持批评和不信任的态度.分析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大致不外这三种状况.胡适、罗隆基、胡愈之三人之所以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反应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同,对国联及国际法的认识不同.以及对中日实力的认识不同.     

黑龙江历史札记

<魏书@勿吉传>记载之"太弥河"或"太鲁河"、<新唐书@东夷传@流鬼>记载之"他漏河"、<新唐书@北狄传@黑水靺鞨>记载之"它漏河",有人考证为一河.     

《六韬》的作者及其流传考

<六韬>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奇书. 它的"奇",首先表现在书的内容方面,它是一部讲韬略的书.韬者,它又作"弢",原意是"弓袋",引申之则有"锦囊妙计"的意思.其次,据文献记载,这部书与历史上两位传奇的智人有关.有文献记载,<六韬>的作者就是周文王的老师姜太公;又有文献记载,张良曾习<六韬>助刘邦除暴秦、败项羽,平定天下建立了刘汉王朝.     

胡适的勇气

胡适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却又不赞成暴力反对政府,仅希望一点一滴地改良政府、改善政治,这是胡适成为国民党诤友的重要思想根源。蒋介石对胡适的批评不仅容忍,而且是豁达大度的予以认可。     

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

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罗志田胡适在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间曾与新执政的国民党有过一段尖锐的冲突，学术界对此已有一些颇具分量的研究成果。①但一般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间曾一度对国民革命主动呼应、多有...     

胡适及其《南游杂忆》

1935年初,胡适赴香港大学领取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名誉学位,开始了他第一次南游.他在香港停留了五天,在广州只逗留了两天半,在广西却滞留了14天之久,游历了许多他"多年想去而始终没有去成"的地方,胡适感到非常快慰.然而,胡适在获得鲜花和掌声的同时,还曾面临过恫吓和敌意.胡适北还后,据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南游杂忆>,并在<独立评论>以连载的形式刊发.同年10月,上海国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该文的单行本.     

春秋时期的吴、徐国家关系

一、吴、徐的各自文化溯源 "吴"、"徐"是<春秋经>、<左传>等文献记载的春秋后期今江苏境内领土毗邻的诸侯方国.春秋后期,两国始有交集,且两国国家关系呈现出反反复复的复杂状况.     

论二次革命时期的省议会联合会

省议会联合会是在各省议会联合反对适用<谘议局章程>的斗争中产生的.二次革命前,省议会联合会激烈反对袁世凯政府独裁卖国行为;二次革命爆发后,又企图充当类似国会的角色,发挥国民党政治中枢的作用,但囿于事实和法理,该会既不能联合各省议会,又不能代表民意,作用有限,远不如清末的谘议局联合会.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军事失败的同时,在政治、法律层面上也看不到任何胜利的希望.     

穆克登查边与《皇舆全览图》编绘——兼对穆克登"审视碑"初立位置的考辨

康熙年间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的长白山查边活动,是东北边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往学界的研究多注重查边定界活动,忽视了穆克登此行的另一项使命--为<皇舆全览图>的编绘进行实地勘测.而完成<皇舆全览图>东北舆图测绘工作,则是康熙帝两次派遣穆克登前往长白山区的重要原因.穆克登的查边过程是定界、绘图同时进行,所以此次划定边界的勘界成果便保留在<皇舆全览图>中.本文通过深入分析穆克登查边与编绘<皇舆全览图>的关系,结合舆图资料和中朝双方文献记载,对穆克登"审视碑"初立位置做重新探研.     

董斯张《西游补》原本十五回考

十多年前,笔者曾撰文提出,<西游补>作者不是董说,而是董说的父亲董斯张①.主要证据有四:第一,<西游补>明崇祯刻本署"静啸斋主人著".静啸斋是董斯张的室名别号,董斯张的诗文集多用静啸斋命名,如<静啸斋集>、<静啸斋存草>、<静啸斋遗文>.董斯张评点冯梦龙的散曲<怨离词>就用别号"静啸斋"②.静啸斋与静啸斋主人实为同一人.第二,董斯张的好友闵元衢作<祭董遐周文>,明确记载董斯张曾作小说.祭文云:"假使伏生之年,其所著诗文以迄稗官,未知与用修、元美孰多,而乃月犯少微,偏应吴中也.胜可悼哉!"③"稗官"在这里显然是指文体,即小说.第三,<西游补>刻于崇祯十四年,董说时年二十一岁,而<西游补>的写作应在崇祯十四年之前.董说年龄尚小,涉世不深,对明代社会的认识不可能如<西游补>那样深刻.且董说当时正忙于科举,无暇作此闲书.第四,董说自己说"我少未尝为诗"④.<南浔镇志>记载董说"少未尝作诗,酉(丙之误)戌以后始为诗."<丰草庵诗集>中最早的诗便作于丙戌年,董说时年二十七岁.一个未尝作过诗的年轻人,不可能写出开篇就是诗的<西游补>.     

抗战时期王芸生与国民党的三次冲突

1941年9月6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病逝后,其继任者王芸生(1901-1980年)主持言论大权.王芸生与张季鸾相比较,与国民党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言论尺度有所放松,表现出与国民党相矛盾的气氛,以至连续发生了"拥护修明政治案"、"看重庆,念中原"和"爱、恨、悔"等三次冲突,在当时陪都重庆引起不小的"风波".在这期间,蒋介石对王芸生颇为嫉视,感觉王芸生主持<大公报>言论态度不称他的心意.     

胡适派“人权论”的反动实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刚建立不久的时候,胡适派曾向国民党反动政府争取过人权,他们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许多批评国民党的文章,甚至宣布国民党的政权为反动的政权。国民党当时对他们也不客气,胡适派的作者被逮捕,他们的书店被搜查、刊物被没收。因此,有人认为胡适派的「人权论」是反国民党的言论,这时胡适派是站在反国民党的立场上的。究竟胡适派「人权论」的实质何在呢?这个问题实有辨白一下的必要。     

也谈胡适的骨头是否"硬"

谢泳在《胡适的一些旧事》一文中,比较了对鲁迅和胡适的一些评价后,提出"总体上看,也可以说胡适的骨头是硬的"的观点。接着,《羊城晚报》发表了丹祖的文章《胡适的骨头是"硬"的么?》,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胡适的"硬"是反映了反动派内部的一些争论或国民党内部高层人物之间的某些分歧罢了。他的性质,同革命派、革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坚决斗争的性质,显然完全不同。从胡适28岁以后的大半生经历来看,正好表现了他敌视革命人民、进步人士的'反骨'之顽固性是多么'死硬'罢了"(转自《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28日21版)。如果说谢泳先生的观点过于"新"的话,我以为,丹祖先生的话则过于"旧"了。     

《〈兼名苑〉辑注》订补

<兼名苑>是唐代僧人释远年编纂的类书.该书汇集事物别名异称,对于名物训诂以及语源学研究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成书不久便遗佚不存,因此国内各种书目文献对<兼名苑>以及作者鲜有记载.<兼名苑>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被"遣唐使"带回日本,并受到很高的重视.日籍<本草和名>、<倭名类聚抄>以及<医心方>曾多次引用<兼名苑>,之后<兼名苑>在日本也散佚流失了.近年有学者钩沉中日典籍中<兼名苑>佚文,整理为<〈兼名苑〉辑注>一书.本文对书中的注释以及佚文作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