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与中古王权

正从2008年提交博士论文《"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到2012年出版小书《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笔者对"历史书写"这一主题关注有年。在持续反思自身研究立场的同时,也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集中活动而言,可以举出如2013年3月16—17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了"建构与生成:汉唐间的历史书写诸层面"国际学术工     

记忆与历史理解

"记忆"这一术语在当今得到了广泛和有争议的传播。它被认为是一种对真实性和真相有着特别夙求的特权话语,不仅进入到史学领域,也成为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词汇之一。但是,与记忆相关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历史理解有何教益?或者反过来说,历史对于我们的记忆又有何教益?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在追求普遍性和特殊的认同夙求之间徘徊不     

帝王历史的两种经典书写——凌力“百年辉煌”系列与二月河“落霞”系列比较

本文通过两种书写审视历史的角度、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对文化的思考、叙事风格等四个方面异同的比较,揭示出两种经典书写在历史意识、文学创作、精神建设等层面的重要价值,让人们看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存在的弊端,以及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下进行文化建设的意义。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历史发展阶段性问题

三形态说相对于五形态说虽然都属于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的历史层面反映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观点,但是,三形态说是根据人的精神自由度对历史发展阶段所做的划分,而五形态说则是根据生产方式的变革对历史阶段所做的划分。由于两说的理论根据不同,因此,不能互相取代,更不能用三形态说取代五形态说。相反地,由于三形态说所根据的人的精神自由度,归根到底,是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转移的,因此,最终仍然必须以五形态说的理论根据为依归。正确的态度是坚持历史发展阶段的五形态说而把三形态说作为五形态说的补充。     

论吴越丧葬文化的改革与对策--以浙江省为例

吴越丧葬习俗既是中华民族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具有自己地方特色的具体存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墓葬的形制、葬法葬式、仪式过程,还是通过墓葬或仪式表达出来的信仰形态和内容,或者是融入了自身环境形态的风水观念,都与其他区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我们感受到丧葬文化的区域性,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化,也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吴越丧葬习俗的改变在国家殡葬改革大趋势前提下,必须针对这一地区存在的具体文化形态,否则,将事倍功半或失去意义.……     

口述史二题:记忆与诠释

记忆问题主要是指记忆的可靠性问题,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口述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口述历史的诠释性是口述历史的哲学理论基础,它为其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价值性存在提供哲学层面的论述。记忆问题和诠释性是口述史学研究中的两个核心要点,对它们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口述史学研究范式的形态和深度。     

历史不应只由胜利者来书写和褒贬

<正>我们这里所谈的"历史"自然不是人们实际活动的第一手历史,而是被书写成文的第二手历史。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在以前的时代的确常常如此,但我现在想质疑这句话在今天的有效性,即我们观察到的社会、观念的改变以及书写、发表、传播技术的巨变,或已使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历史已不再可能仅仅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和褒贬来书写了,甚至也不会仅仅由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小说中的怀旧书写

城市怀旧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城市小说作为想像城市的一种方式,通过建构老城市特有的物质空间、精神形态,以及老一代市民生活场景,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汇入到这种怀旧风潮中。本文试图从“市民精神的追认”、“繁华逝去的挽歌”以及“青春乌托邦的追忆”三个方面,阐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小说怀旧书写的形态,运用现代性理论,探讨这一书写方式背后的文学与文化原因。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在"教化"的层面上趋向了一致。     

无人的淞沪战场

我们与历史之间,隔着什么？除了不可逾越的时间与空间,各种宏大叙事也在阻碍着亲近的可能。从本期开始,我们将换种方式,看看历史遗留下的细节。它们或者是保留着民国历史的珍贵邮影,或者是考古发现的某种文物,或者是现代科技深入历史孔洞的新发现,这就是“微”历史。     

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化问题——布罗扎特与弗里德兰德之争

1985—1987年在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与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展开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运用历史化概念对纳粹罪行重新解读的合法性及其触发的问题,其根本分歧在于二人对第三帝国进行历史解释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布罗扎特试图对第三帝国历史进行结构主义解释,并利用历史化将第三帝国放入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图景中重新解读;而弗里德兰德则坚持意识形态在纳粹罪行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和道德维度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化"概念也启示了大屠杀记忆演变中时间维度的复杂性,其中涉及到时间距离、历史性等概念在构成层面、功能发展层面的不同涵义,及其在与道德因素碰撞时会遭遇的问题。争论一方面提醒了大屠杀历史解释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在方法论层面大屠杀历史研究新视角的可能性。     

“失败者历史”:一种历史研究和书写的主题取向

<正>一、史学研究中的种种变化人们常常说,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放眼中外历史著作,许多当属于这种类型。中国二十四史几乎可称得上是帝王将相的功业史。梁任公说,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帝王之家谱,可谓一针见血。历史著作的撰写者要依据维护王朝秩序这一尺度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     

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林漫和邓家力于2015年7月22日对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主要围绕着"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书写"的项目内容展开,包括当前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跨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的问题。王教授在访谈中提出,当前史学有两大平行发展的潮流,但其共同之处在于突破近代西方为我们建立的知识架构;后现代主义并非被超越了,而是很多观念已经被内化于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批判,这与后现代主义有一定关联,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需要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出发,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方法;跨文化研究对当前的历史写作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可以提出很多新的选题;全球史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需以具体的历史写作展开大量的实践性研究;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仍然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现将访谈内容刊发以飨读者。     

上清溪生命漂流最美的时光

我们读得懂这些岩石丹霞色的语言吗?我们懂得"欺天负地"和"壁立千仞"吗?这些在历史的天空下诉说了千万年的语言,我们如何能读得懂呢? 这里的水是艺术家,它创造了岩石的美。水书写着上清溪的峡谷,也书写着我们,把此时的我们书写在这一派原始美丽中。     

多元史观与多样化的通史书写

正历史观念的多元化与通史书写的多样性,是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书写的突出特点。民国时期编撰出版了众多的中国通史著作,通史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中国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格局,既缘于历史观念的多元化及由此导致的通史认知的多样性,亦缘于通史书写体例的差异性。因历史观的多元化而呈现出通史认知的多样性,因中国通史认知多样性而导致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是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的基本态势。一、历史观的多元化与通史认知的多样性     

典范女性的重构——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

一直以来,地方志留给女性的历史位置仅限于贞节烈女。延至明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才女文化在江浙一带逐渐繁盛,越来越多的女性凭借其超卓才华进入地方书写体系,成为被言说和审视的新对象。于社会性别视角下解读这一文化现象可以发现,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虽难以摆脱男性历史叙述的弊病,却分明透露出修志者暗持的性别道德评判尺度——才女不仅在地方教化场域中僭取了一个清晰的位置,而且使集体记忆中的典范女性得以重构。     

略论郑和的海权思想

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能不能体现出中国人的海权意识,在郑和下西洋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郑和。能不能产生海权思想,这是当前学术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由于历史上的原因,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有关资料,或者没有流传下来,或者尚待进一步去查找、证实,使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感到有一定的难度,也就难以使有争议的双方达成共识。这在当前的郑和研究中也不是个别的现象,如关于郑和宝船的尺度,也是当前学术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红军长征过广西有关地各问题考析

地名是研究红军长征史中不可或缺的问题,为此必须认真考证地名,正确书写地名.文章主要从县级地名、乡镇地名和其他地名三大层面对红军长征过广西的有关地名问题进行考析.     

新旧地方志郑成功长泰战事书写考辨

郑成功1652年长泰战事的地方志书写,通过还原其文本的书写过程,分析其成因与目的。针对旧志书写,再现其文本生成与演变的历史情境,分析其书写原因。针对首轮修志书写,考证其史料来源,考辨其史料取舍内容。从中发现,旧志书写虽出自当事人口述史料,却出现隐瞒历史真相与丑化历史人物的问题,揭示其选择性失忆处理内容及原因;新志书写虽参考其他文献,纠正部分史实,仍存在错漏问题。据此提出应重点进行文本分析的建议。     

母中三英

历史是男人写的,历史也是女人写的,历史是男人和女人共同书写的,而且有时女人比男人写得更为精彩,更为动人,也更加璀灿。可遗憾的是,世人往往皆重视男人书写的历史,忽视甚至鄙视女人的历史,以至使很多女人书写的壮丽篇章消散于历史的烟云之中。幸有司马迁、刘向、司马光等有识之士给我们留下了点滴残金碎玉。下面介绍的这三位母亲就是其中的骁骁者,她们犹如耀眼的明星,至今仍闪耀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中。